我見我思－誰殺死了大學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大家在思考高教問題的時候，一個經常冒出的疑問。

雖然2016年的高教大限，要回推到1998年的出生人數驟減5萬多人，但是在此之前，臺灣的少子化趨勢已經很明顯。早期的出生人口每年40幾萬，1980年代開始一路下滑，1999年又創新低，只剩16萬多。從這個數字來看，大學起碼要陣亡一半。

少子化是發展國家的常見趨勢，近鄰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出現出生人口明顯下降的趨勢，臺灣在1980年代初期也呈現了出生人口下降的警訊。既然如此，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爲什麼在1996年的年底，會在教改總諮議報告書中建議增加大學招生容量及廣設高中呢？

我們現在或許不必苛責李遠哲。事後之明，未必高明。不妨想想，回到1996年的時空背景，當年如果針對增加大學招生容量及廣設高中這個議題進行公投，結果會如何呢？恐怕不會改變。

臺灣現在面臨的大學病症頗多，大學暴增及少子化衝擊，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大學教授薪資結構僵化、欠缺合理的不良教師淘汰機制，也是經常被提及的問題，兩者一體兩面。大學太多，教育部想要推動大學整並，但是在各校的民主決議反對之下，成果有限。

大學薪資結構僵化衍生了臺大、政大等頂尖大學因爲薪資少而聘請不到優秀師資的困擾；而爲了淘汰不良師資，教育部從1998年開始全面實施評鑑制度，結果所有大學老師都忙着填寫評鑑資料，多年下來，不但沒有真的淘汰掉幾個不良老師，徒勞無功，反而耗費大量老師的時間，嚴重影響了教學及研究。

臺灣的高教發展走到如今，已面臨死亡的困境，但這卻又是先前在民主機制之下出爐的政策所致。何以民主決策會設下陷阱？因爲民主決策，可能滿足當下的氛圍，例如廣設大學以求降低升學壓力，卻未必能有足夠的前瞻性及遠見，於是當政治人物只追求眼下的民意肯定，就會出現一些短多長空的政策，甚至可能因此埋下未來纔會遭遇的陷阱。

如果連涉及臺灣高等教育的政策，攸關了全臺灣的大學知識分子，都會於民主機制之下，在短短十多年後就出現了這種造成「大學之死」的嚴重後果，那麼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品質恐怕更令人擔心。

民主設陷，大學將死。可見民主萬歲，卻絕非萬能。

（作者爲臺灣藝術大學廣電系教授、中央廣播電臺總檯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