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江:爲南沙營智 爲灣區聚才

吳江,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國家二級研究員。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學術文章200餘篇。

2022年6月,國務院印發《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簡稱《南沙方案》)。時隔一年,《廣州南沙國際化人才特區集聚人才九條措施》(簡稱《人才九條》)發佈,目的是爲落實《南沙方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政策體系,全面激發各類人才創新創業創造活力,全力打造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爲全球最具發展前景的增長極之一,地處“灣區之心”的南沙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推動國際化高端人才集聚,着力打造粵港澳人才深度融合區和高水平人才高地,以建成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臺。爲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吳江研究員。

集優勢,打造粵港澳深度融合的“南沙模式”

記者:您曾說,粵港澳三地唯有全面合作、深度融合、優勢互補方能佔領世界人才制高點。您認爲,粵港澳大灣區在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方面有哪些特點和優勢?

吳江:2021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可以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隨後,《國家“十四五”期間人才發展規劃》也對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進行了戰略佈局,還對加快建設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戰略人才力量作了部署。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要堅持高標準,努力打造成創新人才高地示範區。

202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再次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建設,形成高端科創人才聚集效應。

粵港澳協同發展是作爲國家戰略提出來的,2021年初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明確了加強粵港澳產學研協同發展。這是中央的一個重大決策,目標很明確,就是要開放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而人才是重要的支撐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和北京、上海不同,它的區域較大,是珠三角9座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門組成的“9+2”世界級城市羣,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人口規模8600多萬,經濟總量超過14萬億元人民幣。代表創新能力的灣區研發費用已超過3600億元,進入全球科技創新集羣前十位。香港利用國際金融優勢,在創新投入方面也排在世界前列,深圳很多獨角獸企業都受益於香港的投入。這是一個空間資源極其豐富、國際化程度堪稱一流、市場成熟度極高、創新創業充滿活力、宜業宜居環境最佳的區域,所有的優勢條件都得益於粵港澳城市羣所發揮的協同效應、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

創新集羣是世界公認的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鍊、人才鏈“四鏈”融合度比較高的地方。這一概念是由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認爲創新不是孤立的,而總是趨於集羣、成簇地發生。“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羣連續四年排名全球第二,充分證明了粵港澳全面合作的潛力和優勢。

這樣一個世界排名靠前的創新集羣,很好地實現了“四鏈”融合,自然會吸引大量人才。當然,人才工作不能僅僅停留於引才,我們也需要創新的教育,需要創新的人才,需要創新的想法。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對粵港澳三地來說誰也離不開誰,唯有全面合作、深度融合、優勢互補方能佔領世界人才制高點。這也是《南沙方案》吸引港澳人才來南沙發展的核心要義。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有了好的想法總要在平臺上先行先試。南沙作爲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和人才深度融合區,自然應一馬當先、勇挑重擔。

記者:南沙在推動國際化高端人才集聚上有哪些特點和優勢?

吳江:南沙新區建設已有10餘年,因爲地處廣州,具有省會優勢,大院大所比較多,有豐富的學術資源、科技資源,生態優勢、開放優勢、營商環境優勢和創新平臺優勢等在建設過程中逐步體現。《南沙方案》出臺後,廣東省、廣州市相繼成立省委、市委主要領導任組長的領導小組,下設專班以及相關專項工作組,舉全省、全市之力爲《南沙方案》落實創造條件。之後又成立了由南沙區委主要領導任組長的領導小組,下設9個專項小組,對重點任務進行再細化再分解。這些舉措爲南沙的發展提供了諸多政策紅利。

說到底,南沙的發展速度之所以越來越快,是因爲選對了方向,即不拘泥於廣州原有的發展模式和產業特點,以一套新的思路走自身的發展之路。“新”在哪裡?南沙曾先後提出“再造一個‘新廣州’”“打造一個‘新香港’”“建成廣東的‘新加坡’”的“三新”目標。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南沙成爲中心,因爲毗鄰港澳,區位優勢明顯。《南沙方案》又緊扣粵港澳全面合作需要,推動國際化高端人才集聚,着力打造粵港澳人才深度融合區,形成最具創新創造活力的國際人才比較優勢。作爲承擔全面合作示範區建設重任的南沙,人才工作的重心將轉向爲粵港澳全面合作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資源,這個新定位決定了粵港澳人才深度融合的方向性和策略性。

很明顯,南沙要做的不僅是廣州的南沙,還要做大灣區的南沙,將來還要成爲世界的南沙。因此,不能用傳統行政區劃的思維規劃其發展。區位優勢並不只是距離優勢,還取決於將來能否起到互通連接的作用。

人才工作如何開創深度融合的新局面,關鍵是找準自己的發力點和突破口,優化市場融合機制。例如,南沙早在2017年出臺“集聚人才創新發展若干措施”,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人才給予貢獻獎勵,營造與港澳接軌的稅負環境;2020年搭建“惠港惠澳政策一站式服務平臺”,爲港澳人才提供便捷的政策和諮詢兌現渠道;在廣東全省率先實現市級科研資金跨境流動,試行放寬人才往來港澳商務簽註備案要求,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等,這些都是促進粵港澳人才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

南沙要和香港有機融合,利用區位優勢爲香港打開一個更大的創新創業市場。香港培養的人才和引進的國際人才是有限的,而南沙可以爲更多人才提供更廣闊的創新創業樂土。在教育、法律、企業、房地產等方面提供完整的配套設施,讓人才能夠以更低的成本、享用更高的便利來創新創業。簡單說,就是替港澳人才解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問題,提升創新創業成功率。

記者:在打造粵港澳人才深度融合區方面,南沙還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吳江:從已有的經驗模式看,粵港澳大灣區有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等重大合作平臺。深圳前海以服務業爲主,主要提供金融、物流、信息化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服務。可以說,港深合作的供應鏈是暢通的,有了供應鏈纔有人才鏈。珠海橫琴則圍繞就業創業、住房、教育、醫療、文體、社會保障等方面,聚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就業生活等領域,還承接旅遊康養項目,所以當地學校培養人才的方向也較爲明確。

《南沙方案》的發展目標,強調要建設“區域創新和產業轉化體系”(簡稱“創轉體系”)。這說明,南沙要在科技鏈條的轉化環節上做文章,實現原始創新與實際應用相銜接,把創新活動變爲實際生產力和增長動力,解決產業鏈一條龍的問題。南沙要立足未來,培育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必須利用先行先試的體制優勢,率先構建政產學研密切配合、有效聯動的創轉體系。南沙正着力構建創新型產業體系,佈局重大科研平臺追求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不斷完善科研服務體系來培育創新生態。未來,南沙在建設粵港澳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和打造世界性科創中心方面仍需要做出制度創新。

從遵循人才資源配置規律上講,區域人才一體化發展根本上是解決市場的分割與壁壘問題。因此,人才的需求側改革是關鍵。南沙的先行先試就是面向世界的創新人才資源,立足港澳的市場優勢,運用國家、省市的政策工具,實現不同市場主體間的深度融合、不同創新主體間的深度融合,以及國際人才本土化要素的深度融合,實現粵港澳人才市場規則和運行機制的一體化,而政府的作用就是推進這種融合的孵化器。人才工作需要解放思想,打破“一畝三分地”的分割市場意識。

此外,南沙的人才工作要從推動粵港澳三方人才協同發展方面大膽探索,區別於前海的深港協同和橫琴的珠澳協同,從粵港澳三方人才發展的共同需求點出發,發揮南沙作爲粵港澳大灣區地理中心區位優勢,用好港澳鏈接世界的優勢,當好港澳規則進入內地的壓力測試區,當好人才發展深度改革對外開放的橋頭堡,爲探索“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澳人才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貢獻“南沙模式”。

促創新,營建智力資本增值的一流環境

記者:2020年,南沙首次提出“營智環境”,要打造全國首個“國際化人才特區”。您認爲打造營智環境的關鍵是什麼?

吳江:營智環境不僅聚焦於人才的發展,更注重人才智力的產出和市場化運用,這有利於形成更加開放的人才發展理念,營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生態環境。我始終認爲,每一個人才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消費者。人才選擇某地就業創業,會優先考量這裡是否生活便利。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不是從解決創業難開始的,而是從解決多樣性的消費方式、優越的消費環境和豐富的精神文化追求開始的,能夠使這個城市更有溫度、更有吸引力,減少各類人才的後顧之憂。

營智環境需要解決人與社會的關係,制度創新就是要解決從經濟人到社會人的多種需求。營智環境是一個小環境,它是個性化的,是適應智能經濟需要的。這要求我們不能大規模地以單一模式推廣複製,而需要制度創新和精準對接的平臺。同時,營智環境應具備開放和包容等特點,實行柔性治理,發揮軟環境作用。

南沙營智環境的品牌要推向國際,要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粵港澳大灣區要佔領人才高地,南沙就是衝在前面的“尖刀兵”。現在全球都在關注營智環境,打造營智環境最重要的是政府、市場、社會能夠集中到創新這個問題上。其中,特別要關注文化問題,特別是藉助粵港澳三地的優勢,營造多元文化,同時把國際組織、國際人才納入進來。在吸收借鑑國際上打造人才環境的關鍵要素方面,營智環境要考慮政府的治理、基礎設施、智力聚集、人才社會環境、居住環境、文化娛樂環境、自然生態環境等維度。在創新生態問題上,南沙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除管理和組織創新外,人才工作本身的搭建也要創新。

國際化人才特區到底“特”在哪裡?我認爲,最重要的是讓全世界最好的智力暢通無阻地流動起來並能加以利用,這也是打造營智環境的關鍵。近年來,南沙在打造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推動國際化高端人才集聚方面已經取得了良好成效,如南沙科學城、冷泉生態系統、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廣州),以及大灣區科學論壇、國際金融論壇(IFF)永久會址等,這些都是粵港澳高端人才集聚培養的重要載體。

隨着這些重要載體佈局完成,南沙未來的人才工作要往“寬”裡做,提高人才服務專業化程度。服務不能僅僅依靠政府,要讓全社會參與進來,如金融服務、更便利的出入境自由、安居、科技轉化等,在全社會形成一個服務網絡。這方面可以借鑑“中關村模式”,中關村的社會組織有160多家,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組織,圍繞着創新活動開展各種各樣的支撐和服務工作。

記者:如何認識和處理營智環境與營商環境之間的關係?

吳江:在打造營智環境方面,教育也要發揮大作用,特別是要發揮高校的作用。學校的功能是教人看得長遠,是勵志的,不是以盈利爲目的,這就是營智和營商的區別。營商主要是從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來考慮,要做一個大的市場,讓企業盈利;營智是讓人才立志,把眼光放在長遠發展上。

近年來,南沙在研發創新和基礎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很大。在研發創新投入方面,南沙不要和“9+2”裡的“9”比,而要向香港看齊,低於香港就無優勢可言了。在“2023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共有5所大學進入前100的行列,香港科技大學(簡稱“港科大”)就在其中。兩年前,港科大(廣州)正式落戶南沙,爲廣東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然而,一個港科大還不夠,要確立產業優先,做好產城融合、產教融合,解決好全產業鏈的配套問題,南沙還需要更多培養工程師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學校,在辦學中抓住特色,圍繞自己所需要的專業人才來進行學科建設,如製造業人才、涉外法治人才等。在特色辦學中,南沙要着力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與港澳合作辦學,不能走擴招的規模辦學老路,要緊緊圍繞科技自立自強和破解“卡脖子”技術的人才短缺問題辦學,提高國際教育投入,將投入資金用在刀刃上。二是根據大灣區人才高地建設的需要來打造專業學科優勢,通過比較優勢將南沙打造成爲自主培養人才的高地,同時要更加重視“走出去”培養人才的新路子。

此外,南沙的協同服務也有很大提升空間。以往打造營商環境服務企業,是要看企業能生產出什麼樣的產品,產品能不能銷售出去。如今打造營智環境,是鼓勵企業做基礎研究,投入真金白銀做創新,看企業的研究機構能否很好地生存下來,能否設計研究出好的東西。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學家亨利·埃茨科威茲和羅伊特·雷德斯多夫提出了三螺旋理論,用於分析知識經濟時代政府、企業和大學之間的新型互動關係。在這個理論中,政府、企業和大學被視爲知識經濟社會內部創新制度環境的三大要素,它們根據市場要求相互聯結,形成了一種交叉影響的三螺旋關係。三者之間角色不同、職責不同、各有分工,在互動中逐步進行角色互換。政府要適時轉換自身管理者、監管者的角色,變成服務者和利益共享的合夥人。大學也一樣,無論培養什麼樣的人才,都是前端行爲,培養出來的人才是否有用,最後都要經過末端市場的檢驗。

港科大(廣州)的建立就是要把香港培養優秀人才的模式和方法引進來,再本土化,圍繞產業轉型自主培育國際化創新人才,深化校企融合。南沙應該是大灣區最好的校企融合“試驗田”,有了校企融合,自主培養這條路才能走得更紮實。

多賽道,跑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加速度”

記者:爲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2023年5月,《廣州南沙國際化人才特區集聚人才九條措施》發佈。結合《人才九條》,您如何定義高水平人才高地?

吳江:我認爲,高水平人才高地起碼要擁有一定數量的一流大學和頂尖科學家。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沙可以說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先行者和率先實現者。在資金投入方面,在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方面,南沙已經完成了很多佈局工作,增強了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底氣和勇氣。

《人才九條》的力度很大,突破了以往的模式,人才評價機制更加靈活,精準聚焦了重點人才羣體和人才發展的關鍵環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好的政策和文件出臺只是起步,關鍵還要看落地。未來,南沙在人才使用方面還可以制定更多政策。例如,職業資格互認就關係到人才的使用問題。《人才九條》的“實施海外人才集聚行動”中還特別提到,對持有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會員、美國綠色建築認證專家、金融風險管理師等國際職業資格證書的海外人才給予最高100萬元人才獎勵,符合條件的可評定爲高層次人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儘快實現人才職業資格互認,以加快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進程。

在職業資格認證上,南沙整體上要加強與香港和世界的聯通。首先要和香港接軌,可以引進香港的認證機構在南沙營業。其次是與西方國家接軌,可以分成三步走:第一步是吸收借鑑國外經驗,例如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的發展經驗;第二步是拿來主義,國際通行的做法可以直接使用;第三步是要擁有話語權,能夠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南沙是從會計專業的職業資格認證上探索起步的,開放單向認可政策,便利港澳專業技術人才來南沙就業創業。這項工作南沙已經走在全國前面。

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解決人才急需緊缺的矛盾勢必先行,而其重點在於解決青年人才儲備問題,這也是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的重要能量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狀態、綜合素質,是一個國家發展活力的重要體現,也是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在青年人才儲備方面,南沙已下了多步“先手棋”。2018年3月,《廣州南沙新區(自貿片區)集聚人才創新發展若干措施實施細則》出臺,明確提出儲備人才的標準,併爲青年儲備人才羣體提供了安居、創業、發展等一系列優惠政策。2020年5月,南沙印發實施“港澳青創30條”,“灣區啓夢港”南沙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總部基地交付並投入運營。《人才九條》中的“實施青年人才託舉行動”更是要把南沙奮力打造成國際青年人才發展高地。

以2019年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博士後科技創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爲例,這是在南沙成立的省、市、區共建的博士後創新創業平臺,也是國內首個博士後公共研究中心。中心創新建立博士後人才產學研聯合培養體系,進一步助力科技成果轉化,推動人才、智力成果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業單位之間順暢流動,成爲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2023年,中心新招收博士後110名,聯合區內41家企事業單位累計培養博士後219名,其中海外教育背景博士佔比達1/4。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強化粵港澳聯合科技創新,共同將廣州南沙打造爲華南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高地,積極佈局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海洋科技、新材料等科技前沿領域,培育發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體驗經濟等新業態。隨着更多政策出臺和更多平臺搭建,大任務大項目會越來越多。南沙不必擁擠在一條賽道上,不用過多考慮傳統產業,應着眼於高端的未來產業、新興產業,分出多賽道來加快自己的前進步伐。

拓市場,釋放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創新活力

記者:我國正經歷從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過渡的關鍵期,南沙如何推動新質生產力成爲自身發展的關鍵力量?

吳江: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就要研究能夠推動其發展的市場配置。市場配置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創新要素,而創新要素中最活躍的是人的要素。創新驅動是人的驅動,人的驅動是教育驅動,教育要培養人才,特別是創新人才和基礎研究人才的自主培養仍然是最突出的問題。在這方面,南沙還需要不斷改革創新,不斷調整大灣區適合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關鍵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一體發展以及“四鏈”融合問題,是如何更好地釋放出人才創新活力的問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持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一體統籌推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人才鏈一體部署實施,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綜合改革,爲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動力。在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南沙要努力成爲綜合改革的特區。綜合改革要根據需求側來改進供給側,其中,教育是供給側,企業市場是需求側,客戶都在用人端,在企業,在科研機構,在那些創新平臺和創新載體上,打開合作空間,關鍵靠市場,讓人才供給側精準對接市場需求側。

舉一個例子。美國斯坦福大學與硅谷之間存在着密切的共生關係,斯坦福大學的辦校理念即強調大學不應僅限於學術研究,而應將科研成果應用於實際生產,爲社會創造財富。這一理念促使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產業緊密結合,兩者之間的互動,是一個雙贏的合作關係。硅谷爲斯坦福大學提供了大量的實踐機會和資源支持,讓斯坦福的學生可以更好地接觸到科技創新的前沿,拓寬自己的視野和研究方向。同時,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成果和優秀人才,爲硅谷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據瞭解,硅谷40%的產品訂單來自政府,而其中大部分創新需求轉到了斯坦福,最終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即之前提到的三螺旋理論。這就是對生產力的推動,是對生產關係的調整。總而言之,教育、科技、人才都是生產關係,對推動生產力發展起着關鍵作用。我們通過教育,建立一個人與企業的資本關係,把普通勞動力變成最有價值的資本——人力資本。人力之所以能夠變成資本是因爲素質提高,而素質提高不光要看學歷,還要看創造力。任何科研成果轉化爲生產力都必須經歷兩次檢驗,第一次是行業領域內的檢驗,第二次是社會市場的檢驗,之後才能產生真正的價值。

國家看好粵港澳大灣區擁有成爲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巨大潛力,是源於改革開放40多年的積累,源於這裡超高的國際化、市場化程度,源於從香港到深圳再到廣州,無論是民營經濟、對外貿易還是國際市場,在全國都是“排頭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5年來,大灣區的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迅速,科技創新引發的生產力變革隨處可見。《2024年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廣州要統籌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未來產業謀篇佈局,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南沙是國家級新區和自由貿易試驗區,是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臺,在多重戰略定位疊加下,肩負着探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使命。(本刊記者 曹喆)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5期)

作者:曹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