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讓憲制病症擴散

（圖／本報系資料照）

關於憲政機關間的關係，《中華民國憲法》有些語意未明處，應如何修補？一靠政治運作，形成慣例；二靠立法機關主動立法、補實；若要靠司法體系解釋，也未嘗不可。但此次憲法法庭裁判，針對《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解釋爲「總統並無至立法院爲國情報告之憲法義務」，則完全否定了立法院以立法落實國情報告的憲政權力。

在不違反「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法規定前提下，立法院改革法案把國情報告的規定描繪更清楚，憲法法庭卻延續賴總統「總統不向立法院負責」的主張，反對以成文法完善未打造完成的制度。若「總統不向立法院負責」爲真，大法官又何以解釋以下憲政事實：例如，總統提名的大法官、考試委員、NCC委員必須經由立法院通過。當下有許多明文的設計早已清楚揭示立法院有權制衡總統權力。

當下制度有病，賴總統的作法讓病症爆發，而大法官們協力總統加劇病情。在朝小野大、少數總統的現實下，賴清德該做的是請其他政黨參與政府，或讓多數黨組閣以形成多數政府。但賴卻只有衝撞、訴諸其支持者，其作爲更彰顯了憲政制度既有的瘡孔。作爲憲法的守護者，憲法法庭應直指病竈，但這次的裁判卻是鞏固既有制度缺失，讓破孔繼續暴露於風險（朝小野大）、放任病毒（少數總統）感染成膿瘡。

國會改革法案要求權責相符有其合理性基礎，現行制度有問題，立法便是要處理問題，憲法法庭的裁判主張等於宣告「權責相符就是違憲」，認定總統可以有權無責。

憲法法庭不只護航總統，也護航整個行政權，憲法法庭的裁判說：「行政首長或政府人員於立法院之陳述內容，涉有虛僞陳述致引發爭議者，乃屬政治性爭議，其本人自應受到民主問責，最嚴重之情形，即爲去職以示負責。且如爲虛僞陳述之政府人員爲政務官時，其所屬政黨亦可能一併受民意之臧否與問責，乃民主政治運作之政治責任主要表現方式。」這立論與普通法體系下的國會運作現實完全悖離。

在英國爲行使國會職權，各委員會得以傳喚個人、書面與紀錄，俗稱國會的PPR權力，被傳喚者須遵從。被傳喚的對象拒絕出席國會作證時，下議會侍衛長可拘提，藐視國會包括不作證與僞證，在國會決議後得處罰，包括告誡、罰錢、監禁。國會傳喚的權力大，甚至可要求律師提供客戶資料，凌駕「律師─客戶保密特權」的保護。

在美國，藐視國會罪是國會立法權的延伸，如同英國國會，出席國會聽證而作僞證者必須面對法律後果。我國憲法法庭面對此課題，不否認立法院可要求人民作證，但有但書，認爲法律應「明定具體個案中課予義務人特定文件、資料提出義務之程式、程序、義務人履行義務之方式與期限、義務人不服時之異議程序與救濟程序等」，力求完善正當法律程序；但憲法法庭又同時認爲，以政府官員爲例，對國會說謊沒有法律責任，這樣錯亂的邏輯等於宣告國會調查權只有形式而已，立法院可以開會，但開的是做不了事的會，國會是紙老虎。

大法官們的此份裁判，幾處高舉責任政治，卻無能描繪責任政治原則下，總統與立法院間該如何合理互動；面對行政體系與立法院的關係，更是把責任政治限縮爲只有政治責任。當行政官員對立法院說謊，而立院只能訴諸輿論時，這是責任政治的破產；當官員可以賴皮地「好官自我爲之」時，這是民主的倒退。（作者爲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