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貪瀆揭弊者保護法制的問題
林益世事件爆發後，除了反貪機制功能未能發揮，而該爲檢討對象外，如何使機關內部的公務員能勇於揭弊，也成爲重要的課題。至於揭弊者保護的法制，即所謂吹哨者（whistleblower）保護法，於我國現行法制並非不存在，只因散佈各處而問題叢生，致難以發揮效用。
就現行鼓勵弊端揭漏的規範而言，並非少見，只是這些規範多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爲補充。以貪瀆犯罪來說，即是根據《貪污治罪條例》第18條第1項，授權由行政院頒佈《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來爲獎勵檢舉貪污不法的規範依據。只是對貪瀆防制如此重大之事，母法卻未能在授權規範上爲目的、內容與範圍的明確化，而形同一種空白授權，實嚴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即便撇開此不談，關於此辦法的內容，亦有問題存在。
雖然此辦法的最高檢舉獎金可達一千萬元，卻可能只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果實。首先，依據此辦法第2條第1項，將公務員的告發排除於獎金給與的對象，這主要是因，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公務員對於職務行爲所知的犯罪不法，本就有告發義務，自不能爲任何報酬的給付。只是貪瀆犯罪本就有高度的隱密性，再加以公家機關的內部資訊又受到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範，而難有一絲陽光透入，惟有藉由組織內的人員，才得以揭露這些貪瀆弊端。若果如此，只因公務員有告發犯罪的義務，卻將最可能且最有力的告發者排除於獎勵範圍之外，則在缺乏誘因，再加以檢舉後所可能面對誣告罪等風險下，實難期待公家機關內部的揭弊者出現。
其次，此辦法不僅要求檢舉者須爲具名，而不能爲匿名，更要求必須親自爲之，而不能交由他人爲檢舉，同時，是否發給獎金，還必須由法務部爲審覈。凡此嚴格規定，雖在防止爲獎金、或爲報私仇等的不當檢舉，卻也因此降低了告發的意願。
而事實上，不管有無獎金的給付，揭弊者更在意者，恐是檢舉後個人權利的保障。則就身份資訊的保護而言，根據《證人保護法》第11條，只要有保密之必要，司法機關即須將檢舉者的個人資訊爲封存，而不得供閱覽與使用，同時，若其出庭接受訊問時，依據此條文第4項，也應以蒙面、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爲之。不過，由於此類保密措施，必會侵害被告及其律師的閱覽權與詰問權，是否爲此保護，還是得由司法機關爲抉擇，不僅難有一致標準，也突顯出，欲在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間取得平衡的困難之處。
至於針對檢舉者所可能面臨的身體或生命威脅，於證人保護法中，雖亦有規定在法院核發證人保護書後，警察必須爲相關保護措施的執行，甚而有模仿美國證人保護局（U.S. Marshals）的所謂證人安置計劃，來爲生活、工作地點與職業的變更與照護措置，但由於期間最長僅爲二年，再加以臺灣實在太小，如此的保護措施，恐只是一種空中樓閣。
也因此，關於揭弊者的保護法制，於我國實已存在，只是缺乏爲統合而難以發揮功效，致有統一立法的必要性。而在爲此立法時，除須含有獎勵檢舉、身份資訊的保密與生命身體的保障外，也須針對揭弊者所可能觸犯的不法行爲，如泄密罪等，爲相對應的免責規範。而更重要的是，對於揭漏的資訊範疇，仍須以嚴重的刑事不法行爲爲限，畢竟，在鼓勵不法發掘的同時，卻也不能使公家機關成爲相互監視的處所，而失去該有的信賴與信任。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ETtoday新聞雲》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