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票政治的結局必然是走向極端

選票政治的結局必然是走向極端。1. 一人一票的選票政治並不等於民主的最終解釋權。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英國工黨以三分之一的得票率成爲執政黨，那意味着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並沒有選擇工黨，那工黨執政是爲了那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二？法國馬卡龍爲了阻止得票率超過三分之一的極右翼政黨上臺，搞了一個泛左翼聯盟，同樣的選舉得票率，在英法結局卻不同，那究竟是英國的一人一票民主還是法國的一人一票民主？特朗普或者拜登，無論誰上臺，國內都有至少一億的人沒有支持他，那他執政能說自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嗎？2.無論是何種制度，歸根到底是要適應該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國情不同，人口體量不同，經濟體量不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因此絕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民主制度，也沒有一成不變永不過時的民主制度，任何制度都需要對照生產力的發展來進行改革，任何鼓吹我們照搬西方制度的人非蠢即壞。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高呼“個性解放”“人的自由”，提出人要擺脫“神學”的束縛，人可以達到一切他想達到的目的，這一定程度激活了人作爲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由此涌現出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科學家，極大的發展了生產力，爲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但是，當社會發展到如今，我們很難再聽到有愛因斯坦、牛頓、普朗克這種開宗立派的科學家出現，因爲人類科學發展至今，大部分該點的科技樹都點完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生到研究生，學習的知識都是上個世紀的內容，到博士纔可能學習某個技術分支的前沿一小部分，尖端科技如可控核聚變，他不是一個愛因斯坦能在實驗室自己搗鼓出來的，而是要多領域共同合作，科技事業發展越來越強調集體的作用。3.美國作爲推崇個體自由的國家，在極端化的路上極速奔馳。選票政治的初衷是希望公民可以用選票來決定誰最適合領導他們的國家，但是，在現實中，政客爲了撈取選票，往往在競選中訴諸於恐懼和仇恨，最終，把不同政治人物、不同政黨之間的分歧，上升爲“我是好人、你是壞人”的相互攻訐，甚至上升爲“你死我活”激烈爭鬥。無休止的選舉，最終必然導致社會內部空轉、空耗，必然導致不同羣體之間的撕裂和對立。當國家經濟出現問題、階級矛盾趨於激化時，野心家、煽動家會輪番上場，民粹主義分子會趁機而起，把仇恨政治上演到極點。爲了自己上臺掌權，他們不惜把國家和社會推向尖銳對立、動盪不已的危險境地。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選票政治的終極歸宿，美國就是其中較爲極端的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