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屆畢業生求職圖鑑：從焦慮走向理性，"騎驢找馬"心態者多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2020屆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複雜。而在2020屆高校畢業生還沒從“最難就業季”中緩過神來時，2021屆高校畢業生已加入求職大軍。因此，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受到高度的關注和重視。
根據今年9月底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數據，2020屆共有874萬大學生畢業，截至9月1日，今年政策性崗位已吸納280多萬畢業生就業，比去年同期增加70多萬。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雲就業”成爲教育部等相關部門做好畢業生就業工作的主要方式，其中，教育部會同有關方面直接舉辦專場網絡招聘活動40場，累計提供各類崗位540多萬個。
日前，由全球化智庫與領英中國聯合發佈的《高校校友觀察：中國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研究與展望2020》指出，國內就業市場僱傭率已於4月底、5月初恢復至去年同期水平，就業形勢有所好轉，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10月28日，人社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張瑩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總體平穩，壓力較前期有所減輕。9月份，20—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的調查失業率較上月下降了2.4個百分點。
總的來看，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在穩步推進。
而將目光投向個體後，澎湃新聞在採訪中發現，面對畢業求職，各個學歷層次的高校畢業生都一定程度上有焦慮情緒，但大部分畢業生都在求職中趨於理性，對職業選擇與崗位、薪資期待都比較貼合自身情況。受專業、市場以及個人規劃等方面的因素影響，有部分高校應屆生選擇畢業轉行、跨行就業；也有不少人爲緩解就業帶來的心理壓力，以“騎驢找馬”的心態選擇了先就業再擇業。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銷售。”今年畢業於河南某二本院校機械類專業的本科生王馨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中談及自己的求職心得時，如此調侃道。
王馨告訴澎湃新聞，受疫情影響，畢業前她僅返校了一週時間，期間有過一場線下招聘會，但到場的企業不多。“可能由於疫情，再加上我們學校只是普通本科吧。”她說。
在畢業求職大潮的裹挾下，王馨開啓了在線海投簡歷的模式，中間還去南京參加過面試，到杭州看過機會。但想到消費較高，且自己在這些城市沒什麼朋友，她最終還是回到了河南，將求職地點鎖定在了鄭州。
“找工作過程中我發現，很多用人單位招聘信息中標的薪資待遇、甚至工作崗位都和實際不符，打着招文員幌子招銷售的比比皆是。”王馨還表示，她參加過面試的多數私企不給新員工不交社保，加班沒加班費，甚至不籤勞動合同。
最終，今年7月份，王馨選擇去了一家教育培訓公司上班。她說，由於機械類專業的女生找專業對口的工作不太容易，她畢業前就想清楚要轉行了，而她的大學舍友們除去考研“上岸”的，其他都或打算繼續考研，或轉行當老師了。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應屆本科畢業生、大專應屆生都向澎湃新聞提到，今年求職過程中發現，招銷售的崗位很多，找專業對口的工作機會要碰運氣。天津一名二本院校畢業生自我調侃，“普通二本畢業生是不是隻能去做銷售？”
在社交平臺上，近期也有不少自稱2020屆應屆生的網友反映，“聯繫我的全是做銷售、主播、帶貨類的；應屆生找工作，好像除了銷售就是銷售，再不就是帶銷售性質的客服。難道銷售是2020屆‘雙非’應屆畢業生唯一的路？”
事實上，這可能反映出了今年人才需求的一個新特點。《高校校友觀察：中國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研究與展望2020》提到，疫情防控常態化趨勢下，市場上部分崗位需求有所上升，而由於疫情中社交隔離政策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轉變，網絡購物需求增加，社交電商得到快速發展。
不久前，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副司長吳愛華在接受中國教育電視臺採訪時提到，今年旅遊專業畢業生就業受到了較大影響。談及短期性解決辦法時，他說，旅遊專業的學生形象、氣質、口才都不錯，可以更多地去做直播帶貨。“阿里巴巴公司和我們提出迫切的需求，他們的銷售大廈現在需要直播帶貨的人。”吳愛華補充道。
上述研究報告中還指出，在線學習模式的廣泛應用以及社會相對穩定的需求，使教育與法律行業在疫情期間受到疫情的影響較小，僱傭能力在疫情期間幾乎沒有變化。而這一點也可解釋爲何不少畢業生，包括他們身邊的同學選擇當老師了，或去教育培訓機構就業了。
被打亂的計劃與重新抉擇
澎湃新聞在調查採訪中發現，“雙一流”高校的畢業生特別是研究生，整體上的求職境遇比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要好。但疫情也打亂了不少碩、博畢業生計劃，影響了他們的抉擇。
畢業於廣東某“雙一流”高校的孫瀟瀟，原本計劃今年本科畢業後去國外讀研。春季時她就拿到了歐洲一所高校的offer，但面對國外疫情的形勢嚴峻，她的家人不希望她出國。
“我自己那段時間很糾結，一方面不甘放棄到手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擔心自己適應不了疫情下的異國他鄉生活。”孫瀟瀟說，最終她還是放棄了出國讀研的機會。
“事後，我聽說有些拿到國外大學offer的學生可以先在國外大學的中國分校或與中國有合作交換項目的高校就讀，但那跟我預想中的出國留學差別太大了。”孫瀟瀟表示，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斷了讀研之路後，她開始着手找工作。“經歷了一些波折，9月終於應聘上了一家我還比較滿意的文化傳播公司。工作有點忙，壓力也有點大，但比較充實，我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她說。
有些人則被動地失去了出國深造的機會。
今年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畢業的侯濤剛，原計劃是先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幾年博士後，再回國就業。但因疫情及其學校背景等因素影響，他沒能辦下留學簽證。
4月份，他臨時決定在國內找工作就業。
“開始我還考慮過要不要去企業，但後來又自己否決了。我還是比較喜歡高校的環境，能夠做自己喜歡的科研。”侯濤剛說，比較了手中的幾個機會後，他最終選擇了入職北京交通大學。
對於侯濤剛這類情況，北航一位教授向澎湃新聞表示，並不少見。“今年我本來也要送一名博士生去麻省理工學院接受聯合培養的，但因簽證沒下來，學生在北航答辯畢業了。”這位教授說，他的這名博士生後來選擇了去北京化工大學從教。
同時，該教授還指出，由於大環境及大家心態都在變，很多人不再一味追求出國，而是選擇在國內發展。
事實上，在疫情出現之前，出國留學生羣體已傾向學成回國就業，人才迴流趨勢已十分明顯。《高校校友觀察：中國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研究與展望2020》指出，基於國內十所“雙一流”建設重點高校數據的研究顯示，2014-2018年間，這十所高校的畢業生中首次就業在中國的比例在逐年增長，且2018年的增長尤爲明顯，從73.5%增加到83.0%。
上述報告建議，從國家政策層面抓住中國經濟發展及疫情下留學人才“迴流”的機遇，通過建立長效人才引進機制吸引更多海外中國人才回國就業創業。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
和往年一樣，對於大多數高校畢業生而言，真正難的不是找工作機會本身，而是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
王馨對自己目前的工作並不太滿意，在抱着“騎驢找馬”的心態尋找新的工作機會。
四川大學本科畢業生張明悅經歷過幾個月的選擇與等待後，將於近期到一家事業單位入職。她的大部分同學則在今年七八月就開始上班了。她說，其中有些人是抱着有份工作先做着的態度就上崗了，但同時仍在尋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
降維求職的不只是2020屆畢業生，已經投身於秋招中的2021應屆畢業生一方面拓寬了求職思路，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對崗位和薪資的期望值。
今年9月，清華大學2021屆碩士生李鳴計劃還是找一份大型國企、央企的文職類工作。但近期他的想法有了一些變化，將教師崗也納入到了自己求職考慮範圍。
李鳴說，身邊的同學中個別人有offer了，比例大概是十個人中比較優秀的那兩個，他自己目前手中尚無offer，有些焦慮。
10月下旬，李鳴還去參加了深圳一所中學的招聘面試，目標是成爲一名中學政治老師。他坦言，曾經他覺得“當老師沒出息”，但現在他認爲當老師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工作穩定，有假期，年薪30萬元的工資水平也比較可觀。
最初，他計劃是留在北京或者回老家工作，但現在他覺得去深圳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西北某“雙一流”高校能源與動力專業碩士生楊虹認爲，大量企業秋招時間推遲，加重了應屆生的焦慮感；傳統工科學生就業範圍窄，而女生在就業期間更容易被拒絕，碩士畢業時的擇業範圍比本科畢業時更小了。
不過，作爲2021屆碩士畢業生，楊虹及她周圍的同學目前已有不少人手裡都有offer了。“就是offer的層次和待遇都很一般，只能算保底，所以大量同學還在觀望。”楊虹說。
楊虹發現，今年計劃參加選調生、教師、輔導員等招考的人比往年要多。她分析，原因在於當前從企業拿到更高待遇的就業選擇變少了，原本被認爲薪資較低的公務員、國企之類成爲了畢業生就業中的較優選擇。
“我現在給自己定的求職標準，是到手年薪不低於12萬元。”楊虹表示，這是她本科畢業時能達到的工資標準。她理想的工資水平是稅前年薪20萬元左右。
不過，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副司長吳愛華在接受中國教育電視臺的採訪中指出，今年有約80%的崗位的薪酬與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月薪1萬元以上的崗位比例較少，相當多的崗位都需要畢業生理性地去認識和對待。
而談及2021屆畢業生就業工作，吳愛華表示，總體上看，形勢依然嚴峻，做好就業工作需要更好地梳理大學生就業的新空間，包括行業和企業的新空間。
他認爲，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有相當多的行業非常活躍，比如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且這些領域的人才價格很高，就業工作部門應把更多精力用在拓展新的用人單位上面。
另外，他認爲，有些區域的整體就業情況偏緊，但也有相當多區域的人才需求很旺盛，特別是經濟活躍區域。再者，現在還有相當多的新的技能領域沒有足夠多的人才，如無人機駕駛員、家政服務等，這些是技能的新空間。他表示，就業工作部門需拓展更多新的空間，積極提供就業服務，讓畢業生能夠儘早就業、順利畢業。
（王馨、孫瀟瀟、張明悅、李鳴、楊虹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