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藝小學堂》瑞典電影走出「柏格曼」巨影

除了《龍紋身的女孩》和柏格曼，瑞典電影其實仍有其他豐富的內在肌理。新銳導演們拍出大量的兒童與青少年影片，展現瑞典獨有的洞察觀點，透過青春主角的眼光，犀切批判當代社會裡的各種嚴肅議題。

瑞典電影，既熟悉又似遙遠。若問資深一點的影迷，口中吐出的肯定是「柏格曼」三個字；找年輕影迷們探詢，他們肯定會提到的是《龍紋身的女孩》。在IKEA、諾貝爾獎與「阿巴合唱團」（ABBA）之外，「瑞典電影」其實是這個冷冽北國另一個強大的文化輸出。

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就像是臺北城裡的101大樓，他早就等於瑞典電影的代名詞，但似乎也成了瑞典片的某種刻板印象。這位大師，從作者風格到經典地位，都算是歐陸衆家大師中，臺灣影迷最熟悉的一個。他的作品從戲劇到電影，創作力豐沛，題材自形而上的哲學思維、生死命題、婚姻物語，到戲劇形式的後設或反思，光譜多元而全面。

向柏格曼經典致敬

今年臺北電影節介紹瑞典電影，柏格曼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個。但是，與其再度重新檢視他的作品，不如賦予另一個新的思維觀點，所以在「對望」的設定之下，從伍迪艾倫（Woody Allen）與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的模仿致敬，將幫助年輕影迷以進階式的解讀方法，重新接近這位影像大師的風格世界。

如果以柏格曼做爲分水嶺，在他之前，瑞典默片時期黃金年代的作品，奠定了瑞典發展久遠的製片傳統，例如1921年的《幽靈馬車》（The Phantom Carriage），就一直是影響柏格曼甚鉅的重要經典。而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與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兩位風華絕代的女星，雖然是在好萊塢發光發熱，但她們最早的銀幕魅力，卻是來自瑞典。觀賞兩位女星「初登場」的影片《葛斯塔伯林物語》（The Atonement of Gosta Berling）、《女人的臉孔》（A Woman’s Face／En kvinnas ansikte，1938），還同時可以看到瑞典早期電影敘事發展上的流暢純熟。

新世代犀利眼光

在柏格曼封卷之後，瑞典影人們一直戮力想走出這位巨人的陰影。比方說，新銳導演們拍出大量的兒童與青少年影片，展現瑞典獨有的洞察觀點，他們關心下一代的成長與教育，卻也透過這些青春主角的眼光，犀切批判當代社會裡的各種嚴肅議題。例如《被遺忘的女孩》（The Girl，2009）描寫一個孤單留在家中一整個夏季的女孩，背後令人不寒而慄的當然包括大人的自私與失能；像《Play》（2011）借一羣黑人少年霸凌幾個白人和亞裔小孩的一日經歷，透視的種族、階級問題，以及都市人的冷漠無感，任誰看了都很難不深刻省思。

能從電影與一個陌生的城市／國家對望，一直是臺北電影節的特質，也是難得能在短時間內切入瞭解一個國家電影文化的捷徑。除了《龍紋身的女孩》和柏格曼，瑞典電影其實仍有其他豐富的內在肌理，等待影迷細細品味挖掘。　（本文作者爲臺北電影節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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