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段勇敢站立、熱烈奔跑的經歷
繼《上海公子》《六尺之孤》後，作家王霄夫的小說《天堂客人》最新出版，“血脈三部曲”得以完成。小說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中國近現代史的關鍵節點，王霄夫以精準的歷史筆觸，生動再現了那個時代的風貌與人們的生活狀態。
王霄夫曾出版長篇歷史小說《江山美人——宣和元年的愛情》《審判日》《宋徽宗：天才在左天子在右》和“血脈三部曲”《上海公子》《六尺之孤》《天堂客人》等，對戲劇和影視創作均有所涉及。
近日，王霄夫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他表示，《天堂客人》主人公在三十歲不到的年紀，在人生最美好、情感生活最豐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紀，把自己點燃，希望在至暗時刻，閃現出最熾烈的如流星般的光亮。也因此，他將《天堂客人》獻給年輕的一代，甚至未來的一代，“人生飄忽，時代多變，可堪追憶的唯有勇敢站立和熱烈奔跑過的那段經歷。”
原作者最好的態度，就是給予編導完全自由的創作語境
記者：請問您是從一開始就打算創作“血脈三部曲”的嗎？創作初衷是什麼？
王霄夫：第一部《上海公子》得到讀者的極大支持和鼓勵。我原計劃是按照時間，縱向講述，完成三部曲。第二部講的是同一個主人公，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繼續革命，再建功勳。第三部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到改革開放的時間跨度中，主人公與命運艱難共行，與時代深刻交集，後來考慮再三，覺得條件不具備，準備不充分，尤其是認識上還達不到，對人物和時代的探究難以深入。如此史詩般的創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不然可能半途而廢。
於是，我停下腳步，再作思考之後，覺得不如暫時停留在同一時代、同一時間點，進行橫向的、全面的挖掘和講述，在相同或相似的歷史背景下，對同類型的人物進行疊加重複、濃墨重彩的塑造。因此，後續的創作仍然放在《上海公子》故事發生時的民國後期。也因此，有了後面的《六尺之孤》和《天堂客人》。三個主人公，在同一時期，在不同地方，演繹相近的“血脈三部曲”。
創作初衷源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同時發表了短篇小說《一介書生》和一箇中篇小說，講述的都是年輕的新時代知識男性，進入社會和官場後的自我尋找和覺醒故事。許多年後，我漸漸覺得與當代生活太近的創作，因爲時間沉澱不夠，要進行更豐富和更有深度的發揮，似乎不太放得開。其間我的長篇創作主要是歷史小說。及至三部曲構想開始，我把眼光放在了某個特定的時期，比如時間不遠不近的民國，感覺會有較大的創作餘地。這個時代資料更多，許多事情甚至有機會從當事人那裡親耳聽到，內容更加可靠、確定。同時，作爲一個過去的時代，完全可以當作歷史、當作傳奇來寫。可以說，“血脈三部曲”與我最早的創作是接軌的，特別是主題和人物類型，其追求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本質，是高度相似的。
記者：爲何要叫“血脈三部曲”？這三部曲寫完之後，您覺得關於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人的故事，您已經講夠了嗎？
王霄夫：在塑造人物時，我們通常從主觀和客觀的兩個維度尋求支撐點。三部曲的主人公正處於革命洪流最激盪、最洶涌的大時代，他們的選擇是決然的，一是外部的大時代選擇了他們，二是內在的基因決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從更深層次、更永恆的主題出發，他們所革命的終極對象正是自己。外部和內在，二者互爲因果。
就我個人而言，目前已經完成的是空間敘事的三部曲，如果有機會，有待於以後有新的感受和發現，致力於完成人物縱向貫穿的、時間概念上的三部曲。
記者：您也擔任了多部影視作品的編劇，所以您在寫小說時會在腦中不自覺的“劇本化”嗎？“血脈三部曲”有影視改編的計劃嗎？您會考慮自己當編劇嗎？
王霄夫：我的創作經歷是寫小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寫了許多中短篇小說，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一點很難改變。上世紀末，我參與過影視劇的創作，但借鑑的是戲劇，特別是傳統戲曲的創作，起承轉合、生旦淨末……比較程式化，在敘事上與小說創作是兩條路子。但有一點要承認，相對小說，影視劇的主線比較清晰，人物動感強烈，情節衝突極致，對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是可以充分借鑑的。
在我的創作過程中，“文學化”是第一位的，而“劇本化”思維會有助於把人物命運寫出精彩，把故事集中。小說充分“文學化”的同時，適當的“劇本化”，對創作並非無益。由此，可以有更多精力去駕馭文字、鋪陳心理、美化情景等。
目前，三部曲在影視化過程中，製作方充分認識到難度，因此很努力地在尋找更好的改編方案。至於電視劇，其實是另一個創作生態，對改編有不一樣的要求，特別看重是否有市場成功案例等等。專業的電視編劇往往不會輕易觸碰長篇小說改編，因爲很可能吃力不討好，如有機會，他們寧肯自己去新編一個。
編劇是一門特別的手藝，其中訣竅不太好掌握，高也不是，低更不是。因此在影視化的過程中，我明確不會參與改編，以免增加干擾。當然也不當編劇，只期待好的編劇爲作品加分。對原作者來說，最好的態度就是遠離改編，遠離劇本創作，給予編導完全自由的影視創作語境。
真正觀察到歷史的細微之處，避免一些事過境遷的“想當然”
記者：《天堂客人》您構思寫作了多久？您覺得寫作這本小說的難度，或者說挑戰是什麼？
王霄夫：從開始構思到完成接近十年時間。醞釀過程很長，動筆寫作三年之內就完成了。難度在於過程，掌握當時的材料越多，寫起來就越謹慎，需要突破的就越多。同時，杭州是我生活的地方，據我所知，很少有人這樣寫過這個時代的杭州，因此沒有參照物。杭州爲東南一隅，偏安之地，如何拉大她的框架，讓她與外面的世界，如北平、上海甚至世界有機聯繫，讓這段不顯山露水的，連本地人都很少去了解的大歷史再現出來，讓其時其地的人物從地底下走出來，讓一張張陌生的面孔鮮活起來，顯然充滿挑戰。
記者：寫作《天堂客人》，您需要花功夫做歷史的考據嗎？
王霄夫：困難在於如何真正觀察到歷史的細微之處。比如閱讀當時省黨部的資料，包括大小會議記錄，機關單位種種制度，包括薪酬制度，都需要了解清楚，從而對當時的工作生活情景、人際關係等等，有一種可靠近的想象，使創作更有質感。
我有幾十年的職場經歷，反而需要避免摻雜一些似是而非的個人體驗，避免一些事過境遷的“想當然”。
記者：您在前言中提到了對《天堂客人》進行了大篇幅的艱苦修改，請具體講述一下您都修改了什麼？
王霄夫：初稿寫成以後，不太滿意。主要是故事結構不夠牢靠，敘事方法還不夠獨特，人物類型不夠豐富。後來我吸收了資深編輯、評論家和作家的建議，他們期望很高，甚至希望成爲“經典”，這給了我極大鼓勵。
壓力之下，我只能大膽取捨，重新梳理。比如新加了精神科醫生克里森這條人物線，通過他者的視角，解讀和判斷髮生的事情，這條線一成立，使小說敘述路徑有了依靠，結構更顯清晰和確定。同時在想象力上勇敢突破，增強了夢遊、幻想等精神方面的元素來演繹故事，推動情節，從而使幾個主要人物顯得別緻和內在。另外，加強了“獅子貓”這件重要“道具”，突出了“錢江潮”這一獨特的意象。還有，在主要人物上着力，增加主角沈甲妃的神秘性和命運的多重可能性。另一方面，提升原有“次要人物”，如譚杭麗筆墨加重，讀者對這個人物予以了高度評價，電影改編者在閱讀小說時，認爲這條線有價值，人物很豐富。
記者：精神科醫生克里森和他的催眠術在小說裡很重要，您是如何想到設置這樣一個人物的？
王霄夫：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開始有精神學科的醫生，清末民初，他們經常到江浙巡診。後來在杭州的教會醫院，駐診的“洋醫師”多起來，其中包括治療“神經病”方面的“洋醫師”。這些紮根杭州的“洋醫師”接觸到的是“杭州病人”，因此從他們眼裡看杭州，更真實更深層更具體。
幾年前，我去一家前教會醫院探望友人，在一位外國女性塑像前站了很久，知道她既是醫生，又是這家醫院的創辦人，青春年華來到杭州，直到終老於此，不禁觸動，於是有了把她寫進小說的想法。
注重文學性，也努力講故事，讓作品更“耐讀”
記者：有評論家說您的小說是對讀者的一場“冒犯”，您的敘事方式是對讀者閱讀經驗的顛覆與挑戰，請問您的這種書寫，是基於怎樣的考慮？您擔心“冒犯”讀者嗎？
王霄夫：作家的行文敘事方式是長期形成的。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寫作的人，總想努力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而且當時發表的要求很高，如果語言沒有特點，很難過編輯這一關。會更多地字斟句酌，並且會對同一場景、同一心境，通過多次的、不同角度的講述，強化人物內心，烘托場景氣氛，以達到更好的表達效果。
另一方面，小說是文字的藝術，必須要有鮮明的字詞句構建方式，通過生動而又嚴謹的句式，營造韻味，引發讀者更多的思考甚至猜測。《天堂客人》敘事仍然採取三重結構，即圍繞故事的現在進行時、過去時和將來時的敘述方式，強化對人、事、情的理解和感受，這種層層疊加的多重閱讀，對喜歡輕鬆閱讀的讀者難免“冒犯”。
發自內心、歷久彌堅的閱讀，有時是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往往不能卒讀。人們能引用《楚辭》中的名句，但除了少數專業人士，又有多少人真正讀完全篇？即便接近大白話的《紅樓夢》，能讀完全書的，遠遠少於《西遊記》和《三國演義》。一口氣讀完的書，往往容易較快地被放過和遺忘，而難讀的書，總是讀了放下，放下又拿起，經過漫長的過程，還是難以釋懷（例如《百年孤獨》，以及國內一度盛行的“先鋒文學”都是“冒犯”典型），其實是一種“耐讀”。
網絡文學和心靈雞湯式的美文，使人們的閱讀習慣發生了變化，便捷式消遣式的閱讀，似乎勢在必然，是學會適應互聯網生態下廣大讀者的這種寫作，還是依然故我，設置“門檻”，堅持“冒犯”，對傳統寫作者來說，是一個需要檢討的問題。總體上，我覺得自己還是要注重文學性，也努力講故事，徐徐引導，引人入勝，只不過敘述時，喜歡有節制的“說話”，讓作品更“耐讀”。
儘管時代不同，人在青年時期的相同點往往是共同的
記者：讀者的反饋和評價會影響您未來的創作嗎？您有什麼與讀者比較難忘的交流嗎？
王霄夫：讀者對小說主題、文字和人物（比如女性人物）等方面持一些正面評價，促使我在這方面繼續改進，努力靠近讀者。樸實而中肯的批評很有力量，更會影響我後面的創作。對於同行批評，認爲故事情節太強，對此，我認真反思，爭取找到更好的構思方法、敘事手段，更好地避免過度傳奇和曲折。
在讀者交流中，覺得與年輕讀者，包括與大學生的互動，還是有難度的。他們雖然年輕，但更加成熟，互聯網背景下，他們無所不知，瞭然於心。遊戲的訓練，使他們充滿智慧，但很少提問，尤其是在傳統模式下的分享場合。只有真正觸動到他們敏感的神經，他們纔會活躍起來，與你平等交流，然而這種碰撞發生，往往需要運氣。難忘的是，一大部分有閱歷和主見的女性讀者，她們真的喜歡看書，而且犀利猶在，她們總是批評的，甚至是否定的、尖銳的，但最後總會促使你思考和改進，感覺效果良好。
記者：《天堂客人》中您本人最喜歡，或者說最爲打動您的是哪些情節？
王霄夫：小說最終是奔向結局的。難以忘懷、印記於心的往往是人物的結局。如沈耀中一心求死、求死有道、死而有法的一系列情節；如譚杭麗一步一步捲進時代大潮，最終死於錢塘潮信的命運安排；再如伏申孤身遠離北平，吾心何安的心路歷程和最終將客死他鄉的命運預示。上述只是一個類型。寫作中感觸最多的還是“病人”們的狀態，我以爲這是本書的一大特點。
記者：您提到“此書獻給年輕的一代，甚至未來的一代”，那麼您是否在創作時，會在寫法、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考慮現在年輕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喜好呢？您想通過《天堂客人》如何打動年輕讀者的心呢？
王霄夫：我寫的是那時候的青年，儘管時代不同，人在青年時期還是有不少相同點的，比如追求的都是愛情、事業甚至生活方式，遇到的也都有困難、壓力甚至頹廢消沉。因此，我寫有血性的青春，雖然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仍試圖以此讓讀者有所對照，看清當時，有所觸動，有一天或許會激起鬥志。基於此，我嘗試刻畫出一個有俠義精神、有進取心的人物，雖然工作和生活都優越，但仍然追求革命，不肯放棄，說明敢於犧牲的重要性。另外，主人公取勝有法的情節安排，讓年輕讀者總體上會有“爽感”，也符合他們的期待。
除此，寫作中確實有考慮，也是我最想試圖能打動年輕讀者的，是愛情或者說是愛情的力量。青春之時充滿愛情想象，主人公伏申爲了並不明確的愛情來到杭州，越陷越深……這條感情線，也是讀者非常關注的。
不排除借用AI，但要算好一筆賬
記者：您寫作時會有焦慮或壓迫感嗎？請問您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
王霄夫：焦慮或壓迫感來自當代小說創作似乎沒有很好的參照。自己始終在尋找怎麼樣的敘事方式上糾結，如順着時間敘述，從頭開始，還是倒敘。還有就是始終在尋找最好的框架結構，因爲也沒有文本可以借鑑，只能靠自己摸索，如此，通常直到寫了一半才能想到一個什麼樣的形狀。等寫完了，才知道應該有什麼樣的框架、什麼樣的敘述方法。最好的辦法，往往在初稿寫完以後纔會想到。因此，修改幅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
記者：創作歷史小說，是否也需要“深入生活”？
王霄夫：既不能埋首於歷史，更不能忘掉現實。除了掌握一些資料，主要看自己生活本身的積累是否充分。寫人物，更多的是在寫自己，寫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寫身邊的人和事。打通曆史和現實，打通故事和實際生活。如果沒有觀照現實，書中的人物和歷史會顯得空洞，就成不了好小說，哪怕出版了，影響力不會太大，生命力也不會持久。
記者：寫作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您從寫作中獲得了什麼？
王霄夫：首先寫作是愛好，其次是有助於思考，然後使生活充實。花大量的時間精力，日常在枯燥中度過，但寫完了，你獲得的是一個豐富的精神世界。
記者：很多作家都表示寫作就是寫人性，請問什麼樣的人性問題最能激發您創作的慾望？
王霄夫：物質和科技進步很快，但人性進步很緩慢，甚至會停頓和倒退。因此，最能激發起我創作慾望的，是從過去的人物中，從祖輩父輩身上發現美好的人性，看到比你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人性更美好，更有榜樣意義，並且讚美她。
記者：您嘗試過用AI寫些東西嗎？您覺得AI的發展會影響您的創作嗎？
王霄夫：目前我沒有，但也開始接到邀請。希望這方面的技術更成熟，如果寫作更大體量的當代三部曲，我不排除借用AI。但要算好一筆賬，如果用於修改的時間遠遠多於自己重新寫一遍，那就要考慮清楚了。
記者：您未來還有什麼寫作計劃嗎？會考慮寫現實題材嗎？
王霄夫：一部當代小說已經構思好。寫兩代半人如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走過來，一直到2022年。這個想法，引起了電影編導朋友的關注，但小說終歸是小說，我力爭先把書寫好。
文/本報記者張嘉供圖/王霄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