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兩制臺灣方案與文化認同
不同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兩制」臺灣方案在臺灣的落地最主要的是要先推動解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 （示意圖，shutterstock／達志）
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阮莉、閩南師範大學校長暨博士生導師李順興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兩制」臺灣方案視域下兩岸文化認同的挑戰》，作者認爲：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國家認同的根與魂。1949年兩岸分隔以來，臺灣文化在大陸文化和美國文化交互影響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革，呈現出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文化認同逐漸走低的趨勢。 因此，在「兩制」臺灣方案的研製、實踐、完善中，發揮「文以載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首先必須直面兩岸文化認同的當下挑戰。本文嘗試以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變革動力理論爲分析框架，通過「三列法」的技術路線，探討美國文化作爲外源性文化對一國共有文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衝擊，呈現臺灣文化變革的過程、因素、動力，剖析影響兩岸文化認同的原因及挑戰，以圖對症下藥。 以偉大復興中國的「強自豪」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小確幸」的引力效應，以閩南文化「和合」兩岸的文化功能，以兩岸「美美與共」的胸懷，累積兩岸「同宗一國」的文化認同。 文章內容如下：
制定「兩制」臺灣方案是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化發展，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思考和路線設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化育後人「。 推進兩岸文化認同是「兩制」臺灣方案應有之義，是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不同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兩制」臺灣方案在臺灣的落地最主要的是要先推動解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 臺灣與大陸擁有共同的中華傳統文化，這是長期以來兩岸對「同屬一個國家」的國家認同的重要保障。 然而自1949年以來，由於兩岸分隔的緣故，雙方在中華原生傳統文化上各自又增添了新的時代內容，出現了新生的文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文化在別有用心的「去中國化」建構下，「臺灣當局持續推動『教育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法『和『文化基本法『等針對性立法，爲『文化臺獨『鋪路，對臺灣年輕世代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產生嚴重負面影響」，這使「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文化認同受到較大沖擊，嚴重損害了「一國兩制」在臺灣地區的落地。 因此，科學分析臺灣文化在兩岸分隔後的發展變革，檢視臺灣文化在「一個國家」這一根本「文化認同」上發生變化的原因，扭轉不利於國家認同的態勢，對制定「兩制」臺灣方案具有基礎性的作用。
據兩岸關係主要特徵，我們把1949年以來臺灣文化變革的大背景劃分爲三個階段。
（一） 軍事對峙階段（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這一階段兩岸處於戰爭的對立衝突中，是零和博弈關係。 退守臺灣的蔣介石政府最大的需求是保住「政權」，大陸方面則是希望消滅其統治，完成祖國統一，兩者的軍事對峙，只能形成負向共同因素。 朝鮮戰爭後，美國出於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發展、阻止中國完全統一的霸權需求，選擇了全面援助臺灣，實行「以臺治華」的方略。
總體說來，該階段大陸意圖與臺灣利益間是直接對立關係，衝突對抗是文化接觸的主要結果; 而美國的意圖和援助，因合乎臺灣掌權者現實利益，對臺灣形成巨大引力。 在大陸強大壓力、美國強大引力雙重作用下，臺灣發生了親美、反共、自尊的文化變革，體現爲經濟、政治思想上的美國式的革新不斷推進，仇視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化不斷髮展，自以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合法、正統的代表，臺灣主體、自尊意識開始擡頭。
（二） 和解協商—迴避拒絕階段（1979年1月—1987年11月）
大陸方面和臺灣方面處理兩岸關係進入態度截然相反階段。 大陸方面進一步調整了對臺政策，從「文攻」金門轉變爲停止軍事行動，並呼籲和解協商。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主張結束分裂、停止軍事對峙、開展協商對話、推動通航通郵通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處於優勢地位的大陸方面主動示好，尋求和解，對於降低對抗指數，創造和解協商的外部環境是大有裨益的。大陸和平統一的兩岸發展目標，對於堅持兩岸關係是國內關係的國民黨而言應當是個利好。 但是，此時國民黨已經營臺灣30餘年，內外環境對其有利，特別是本土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著，手握「執政」大權，留戀既得利益，難以接受這一目標。 因此臺灣方面以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予以迴應，堅決反對兩岸交往。 簡而言之，這一階段大陸和平統一的需求與臺灣維持現狀的需求間是負向共同因素，臺灣方面在應對措施上採取了政治、經濟、社會對大陸全方位封閉的做法，對內革新自強，對外加強與美國的非官方勾連，以求發展壯大。
兩岸軍事對峙時期臺灣文化變革的情況。（中評月刊提供）
和解協商——迴避拒絕階段臺灣文化變革情況。（中評月刊提供）
（三） 跌宕起伏的交往反交往階段 （1987年11月—至今）
1987年11月，臺灣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並持續至今。在近四十年的兩岸關係上經歷了從歡喜重逢的熱情擁抱，到急劇降溫的緊急剎車，到再啓交流的熱烈往來，到再度冷卻的爭執對立的曲折變化。
1. 歡喜重逢的熱情擁抱（1987年11月—1994年4月）
臺灣七八十年代經濟革新的成功，極大推動了臺灣經濟社會發展，提升了面對中國大陸的信心和底氣，1987年11月臺灣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1988年大陸發佈了《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開啓了兩岸再度交往、臺商西進大陸投資的序幕。1992年海協會、海基會（下文簡稱爲「兩會」）就兩岸掛號信寄收和證件文書覈驗等問題進行會商時，共同確認了兩岸同屬一箇中國，兩岸關係爲國內關係，史稱「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這一時期兩岸雙方對彼此關係的看法，擱置「一箇中國」的政治內涵爭執。 可見，「歡喜重逢」這一時期，臺灣與大陸的爭論與前兩個階段相同，仍然是一個國家內中國代表權的爭鬥問題。
2. 急劇降溫的緊急剎車（1994年 4月—2008年5月）
面對兩岸春暖花開、欣欣向榮的交往局面，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張，壓制兩岸關係發展勢頭，並處心積慮地掌握時間節點，發表激怒大陸的言論，蓄意阻止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態勢，破壞兩岸同胞的情誼。 第一次汪辜會談後他提出了臺灣要重返聯合國。1994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了重大的衝擊，4月臺灣方面宣佈暫停兩岸文教交流活動。 1995年李登輝赴美訪問發表了大量「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言論。1999年其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提出兩岸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定位。大陸在面對挑釁時，採用了發射導彈、實施軍演、限制臺灣國際空間等方式予以迴應。2000年主張「臺獨」的陳水扁在總統選舉中獲勝，上臺後廢止了《國家統一綱領》，宣佈臺灣放棄代表「中國」，提出「一邊一國論」，發起「入聯公投」「修憲公投」「正名運動」等激進「臺獨」活動。大陸方面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予以反制，兩岸政治關係陷入對立之中。
與此同時，大陸方面堅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推動兩岸經貿往來。
美國方面，在柯林頓和小布希執政初期都執行強硬打壓的對華政策，支援李登輝訪美，縱容陳水扁激進「臺獨」; 執政中後期，調整回既打壓又合作的路線，維持對臺-對華的戰略平衡。 陳水扁執政期間激進「臺獨」的政策引發了兩岸政治局勢的持續緊張，滋長了島內的不安情緒，尋求「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路線得到更多島內的接受。
3. 再啓交流的熱情往來（2008年5月—2016年5月）
2001年底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發展獲得更好外部條件，同世界各國在各領域交流合作的廣度深度不斷拓展，並於2010年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整體實力遠遠超過臺灣。 面對2008年主張改善兩岸關係、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當局，大陸方面釋出極大善意，希望通過官方交往，深化兩岸關係，增進同胞情誼。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同志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積極迴應了臺灣方面拓展對外經貿範圍、拓寬國際空間、關注兩岸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主張通過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和平協定等方式加以落實。
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內，兩岸實現「兩會」、國臺辦和陸委會的制度化協商、兩岸政黨首腦會面、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等歷史性突破，簽訂了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爲代表的23項經濟文化交流的雙邊協定，各項協定對臺灣方面具有傾斜性照顧，體現了大陸極大的善意。然而民進黨方面卻顛倒黑白地詆譭、抹黑，稱國民黨簽訂兩岸經濟合作協定是「委曲求全、自我矮化」、有辱「國格」，在民進黨輿論操弄的影響下，熱絡的兩岸交流並沒有得到臺灣民衆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認同的發展，2013年以後，馬英九民意支持率持續走低，2014年爆發了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太陽花學運」，這種矛盾的現象，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 經濟上的片面讓利並不能直接帶來「一國認同」的提升。
4. 再度冷卻的爭執對立（2016年5月—至今）
2016年民進黨人蔡英文成爲總統，臺灣方面暫停了「兩會」及國臺辦與陸委會之間的溝通管道，強調兩岸應不預設前提地展開協商，否定以「九二共識」爲前提的兩岸路線，民進黨當局迴避、否認、切割兩岸歷史聯繫的「去中國化」政策，把兩岸視爲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而非同屬一個國家的國內關係的主張，完全突破了大陸可容忍的底線。 大陸方面被迫針對民進黨當局採取限制其國際空間、實施軍事威懾等措施，臺灣民衆對於大陸針對民進黨當局的反制措施存在曲解，加之民進黨當局全面掌握媒體不斷進行歪曲宣傳，並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致使本是「一家親」的兩岸同胞在文化上的對立和爭執發展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2024年1月自稱「務實臺獨工作者」的民進黨人賴清德成爲總統，兩岸關係陷入持續緊張之中。
這一階段，面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崛起，美國啓動了全方位的打壓政策，中美關係陷入1979年建交以來的谷底。
問題和啓示
1949年兩岸分隔以來，臺灣文化在大陸文化和美國文化兩大力量作用下，其文化體內部已發生重大變化，發生了從與中國大陸「同根同質」的文化，向「同根異質」的文化轉向。大陸出於中華民族發展大局的立場對臺灣提出祖國統一的主張，與美國出於全球霸權利益對臺灣提供的政治經濟庇護，分別對「臺獨」需求形成負向共同因素和正向共同因素的根本性對立，因此從短時段而言必然形成推動臺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疏離，從根本上影響「一個國家」文化認同的實現。 因此探索構建「兩制」臺灣方案是十分必要的，而「臺灣方案」首先需要解決的便是臺灣在「一國認同」的缺失問題。
跌宕起伏階段臺灣文化變革情況。（中評月刊提供）
（一）「一個國家」認同在「兩制」臺灣方案的制定上具有基礎性意義
推動「一國兩制」在臺灣落地的最大阻力在於「一個國家」的認同問題，該問題具有前提性的戰略地位，複雜程度和問題難度超過港澳實踐，如何創造條件增進「一個國家」的認同是擬定「兩制」臺灣方案的重點所在。
「香港問題爲什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對我們今天解決臺灣」一箇中國「認同問題依然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文化變革動力理論認爲，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人們只願意從更差的狀態過渡到更好的狀態。只有這樣的變革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太多摩擦，並相對迅速地實現。先進文化之所以具有摧毀落後文化銅牆鐵壁的強大力量，就在於先進文化提供了更強大的生產力，更具有生機活力的符號體系，更有效率地滿足了人類需求，成功取代了舊文化的機構，實現了文化變遷。因此大陸方面只有進一步增強綜合國力，擴大兩岸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偉大復興的中國的「強自豪」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小確幸」的引力效應，推動臺灣民衆發生務實性轉變，爲實現國家認同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二）從歷史與現實的維度做好「一箇中國」的闡釋工作
《開羅宣言》、聯合國2758號決議是國際社會對臺灣問題做出的明確安排，奠定了臺灣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國際共識基礎。中華民族的大一統無論從民族大義還是從國際道義的角度來看，都是唯一的必然的選擇。然而美國故意操弄、模糊「一箇中國」政策，臺灣對「一箇中國」的涵義認識亦處於發展演變之中，大致可分爲以下三種不同的理解。 第一種，「一箇中國」是指「中華民國」，兩蔣時期、李登輝執政前期中期、馬英九執政時期就認爲兩岸同屬於「中華民國」。第二種，「一箇中國」是包含了大陸和臺灣的整體，但反對任何一方代表中國。1997年8月臺灣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孔廉表示，如大陸方面考慮以「臺灣加上大陸等於中國」的文字表述一箇中國原則，臺方願意接受。 第三種，「一箇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陳水扁執政時期，提出「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不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代表「中國」的權利，並順勢取消了「國家統一綱領」和「國家統一委員會」，否定了臺灣與大陸統一的問題。
可以說第一種的「一箇中國」，承認兩岸關係爲國內關係，矛盾的焦點在於「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 第二種的「一箇中國」，承認兩岸是國內關係，但呈現了兩岸分庭抗禮、互不隸屬的鬥爭狀況; 而第三種「一箇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法，有意將「中國」一詞狹義化，斬斷了1949年以前臺灣這個小島屬於中國這個國家之歷史事實，製造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形成了臺灣民衆對「中國」概念的刻板印象，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認同造成了極大的損傷，充滿了「去中國化」的政治權謀。 因此，我們認爲在現階段，在關於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中國」的表述和宣傳上應當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使用「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於一箇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一集合了地域、文化、民族涵義的「中國」的概念，增加臺灣民衆對中國的認同，減少不必要的矛盾。
（四） 堅持「文化自覺」，發揮閩南文化「和合」兩岸的文化功能
費孝通先生晚年撰寫了《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讀馬老師遺着<文化動態論>書後》等文章，在學術對話和反覆思考中，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命題。 費孝通認爲人們應當增強對自身賴以生存的傳統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所處的傳統文化「從哪裡來」，並根據對新環境的適應力決定取捨，選擇「要到哪裡去」; 其次要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增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他對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費孝通認爲一個充分體現中華文化包容性特點、富有時代色彩而又影響廣泛的史實，就是「一國兩制」，「我認爲，『一國兩制』的順利實現不光具有政治意義，由於它本身是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能不能相容相處的問題，所以它還有文化上的意義。這是和『冷戰意識』相對照的歷史性創新。『多元互補』是中華文化融合力的表現，也是中華文化得以連綿延續不斷髮展的原因之一。這對今天我們處理好兩岸關係，增進兩岸一國認同仍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首先，充分運用閩南文化作爲兩岸共有傳統文化在族羣認同上的原生性作用，發揮「語同音，歌同調，俗同風，食同好，文同緣，神同源，祖同宗」的「和合」功能，增強兩岸文化認同。閩南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創新者、傳播者，具有一體化、多文化、多宗教、多神、多劇種、多方言、多民族、多建築共存共生的特性，蘊含「和合思想」，具備文化融合和心靈契合功能。經過千百年發展，形成了輻射臺灣和東南亞的閩南文化圈，作爲兩岸淵源最爲密切的文化，最能引起兩岸青年對於文化上的認同。中原人士遷徙至閩南，閩南人移民至臺灣，強烈的敬祖認宗的意識，濃厚的血緣、祖籍地認同成爲了閩南文化最顯著的標誌。 因此更加充分地利用兩岸之間的血緣關係、祖籍地關係這個最原始的紐帶，通過祭祖認宗和修譜續世等各種宗族活動，喚醒臺灣民衆對共同血緣、共同歷史文化的反思，可增進兩岸同胞對原生文化的感知和認同。
第二，正視臺灣在兩岸分隔後產生的文化變異，實踐「美人之美」，是大陸文化作用於臺灣文化必須認真考慮的因素。 文化變遷的動力理論強調每種文化在其歷史過程中都發展了自己的知識、價值、經濟、社會和審美，忽視對方文化機制的文化交流會造成衝突混亂。 因此在充分發揮兩岸共有傳統文化的良好基礎上，容忍、欣賞兩岸之間文化差異，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爲原則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作出制度安排和結構設計，讓臺灣同胞對大陸的目標有充分的理解，消除臺灣方面認爲該方案的目的就是要取消臺灣文化與大陸文化差異的誤解，努力尋找兩岸的「美美與共」、「同宗同國」的共同要素， 推動大陸的意圖和臺灣的現實結合起來，實現兩岸大同。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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