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憂鬱之島》：他們躍入命運之海，游出香港的浮與沉
《憂鬱之島》的主角之一陳克治（圖），當年好不容易偷渡至港、成功游上岸，他在香港工作打拼，至今，他仍時常每朝游水。 圖／作者拍攝
編按：由陳梓桓執導的香港紀錄片《憂鬱之島》將於 12 月 16 日全臺上映。這部無法在香港公映的紀錄片揀選三位不同時代的長者——逃離文革偷渡來港的陳克治、親歷六四事件的林耀強，以及於六七暴動期間、印製傳單被捕的石中英——並找來經歷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重演三位長者們的故事。拉長時間軸，這些長者和重演者皆有各自的抗爭經歷以及身上揹負的歷史傷痕，片中便透過真實與重演片段的相互交錯以及跨世代對話，慢慢交織出複雜、無人能定義的香港故事：「香港對你來說是什麼？」
本文作者蕭雲訪問了主角之一陳克治以及正副導演，談談《憂鬱之島》以及他們心中的香港。
▌一、電影的靈魂
《憂鬱之島》可謂首尾呼應的典範，片首和片尾都聚焦於同一人物，在大海繼續前遊。
1947 年陳克治在廣州市出生，他本來有兩次機會離開大陸但都錯過。直到第三次冒上性命換取希望，他才能找到到屬於自己的地方。
陳家原是住在關西大屋的富商，但陳克治出生前父親已患上當年仍屬絕症的肺結核。陳母曾想過舉家搬往外公身處的泰國。但陳父礙於自尊不想投靠岳父。1950 年陳父病故，天下已經易幟，出國無門。
儘管家道中落，但陳依然考上當地名校廣州市第五中學（廣州五中）。大饑荒後政策一度放寬，不少同學申請到香港「探親」後不再回來。住在香港的姨姨勸過陳母效法，但陳母不想爲親戚添負擔，孩子又不捨得媽媽而未成行。
文革開始後陳母不免後悔，「點解當時唔過去呢。」（「爲什麼當時不過去呢？」）
1966 年起全國都因文革而停課，高中畢業的陳克治無法升讀大學。1968 年又要上山下鄉，陳和所有年輕人都要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調往惠州市博羅縣，失去城市戶口。「唔憤氣」（不忿）的他終於萌生偷渡的念頭。
當年陳太太也是「廣州五中」的學生，不過讀書時兩人尚無深交，後來都先後到博羅縣「插隊」，同屬「鐵場公社」的「黃西大隊」，分派往不同農村。1970 年「黃西小學」需要擴充，甄選各村知青到「博羅師範」集訓，陳克治和未來太太都是村裡唯一獲選的人，兩人一起到小學教書，開始交往並訂情一生。
圖爲飾演陳克治夫婦的演員。 圖／劇照
由於陳克治已經高中畢業，學歷在當年農村可謂甚高，所以由他任教「黃西小學」新設的初中班，除了物理和化學還兼教體育。他特地回廣州市添置設備，把農村學校的實驗室搞得「似模似樣」（井井有條），到頭來卻沒有好下場。
陳克治本獲舊校長賞識，哪知輪到新校長上場，卻是一個唯黨是瞻的奉迎者，要求老師仿傚軍人，率領學生一邊吶喊一邊步操上學。陳非常反感，拒絕迎合，一如以往自行鍛鍊身體便直接去課室教書，爲此與新校長頂撞。
新校長挾怨報復，藉故開除時任小五班主任的女友，陳亦心灰意冷辭職。「農民系中國社會嘅最底層，但我哋比農民更低層。佢哋好排斥我哋，因爲我哋系外來人。」（「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但我們比農民更低層。他們很排斥我們，因爲我們是外來人。」）
儘管年輕力壯的陳克治工作量更多，工資卻比一般農民低，僅能與「看牛仔」（牧童）看齊，學弟學妹的遭遇更加可想而知。他點出當年農民的心理，不但不想「再教育」知青，而且不滿知青瓜分了農村的有限資源，「土地就係得咁多，你偷渡走咗佢哋仲高興添。」（「土地只有那麼多，你偷渡走了他們反而高興。」）
「阿媽都知偷渡好危險，但勸我唔會掛心，去到鄉下就搵窿路偷渡香港。」（「媽媽也知道偷渡很危險，但勸我不要牽掛，去到鄉村就找法子偷渡香港。」）在壓抑的環境中他再次堅定了偷渡的信念，香港成爲追求自由的應許之地。
他們首次嘗試偷渡，還有第三個同伴。詎料陳和女友在龍江碰到一班小學生，自幼接受黨國教育的孩子立即向大人舉報。猶幸陳有親戚住在附近，正是由大嫂接濟渡海的物資，於是推搪爲探親。農民押兩人去見大嫂，在監視之下無功而還。
雖然同行的朋友一時尚未暴露，堅持一人出海，卻不辨方向游回大陸被捕。當朋友還關在收容所的時候，陳克治和女友已再次出發。
1973 年 7 月 10 日他倆從珠江河的南部起行。兩人只有一架單車，女友坐在車尾，先到廣汕公路的起點，再沿公路踩單車 80 多公里，經過長寧，轉往惠州，再到龍江，7.11 夜晚與親戚在坪山的樹叢會合。他們拿到物資後將單車留給親戚，7.12 起開始徒步翻山。有鑑前轍他們放棄最近的路線，寧願去更偏遠的海岸。
陳的朋友事先通過門路找到一份研究地質的地圖，給他們用來偷渡。地圖標示他們的目的地是「曲島」，後來才知道香港人叫作「吉澳」。
陳和女友參考地圖，以爲按指南針直接走到海邊沒多大難度，忽略了一座座山峰的高低差距其實是更長的路。後來兩人明白不能強從指南針行直線，在山腰間迂迴反而更短，走了四日四夜終於到海邊。
當年偷渡一定要夜晚出海，若果游到天光仍未抵港，一旦遭遇大陸的乃至香港的「左派」漁船，都會被抓回大陸。
1967 年，在上海手持毛澤東畫像的女工們。 圖／美聯社
陳克治和女友以爲按指南針直接走到海邊沒多大難度，忽略了一座座山峰的高低差距其實是更長的路。後來走了四日四夜，他們終於到海邊。 圖／《憂鬱之島》預告片截圖
1973 年 7 月 16 日夜晚，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巨浪滔天。他們嘗試下水，卻三番四次遭仰面巨浪打回岸邊。陳和女友都精通水性，每次練習都會遊十幾公里，可是平日他們只能在珠江訓練，當晚是他們平生第一次口含鹽水。
陳克治堅持要游去香港，他學會覷準浪與浪之間的間隙，和女友投身大海。
陳在肩膊綁住一條繩，繩末是一個水泡，讓女友拚命抓住。原定計劃還要用繩拖着一個膠袋，包住指南針、衣服和食物。但在翻江倒海的風雨中，除了伴侶其他都不再重要，只剩下兩個人、一條繩、一個水泡，再無餘物。
當年他們沒有泳鏡，陳的雙目首次接觸海水難以睜眼，僅能憑身體感覺繩的末端依然是她。他呼喚女友要盡力說話，既像舵手爲他指示方向，也好讓他安心彼此仍有一繩相牽，「沒有一絲一毫要分開嘅念頭。」（「沒有一絲一毫要分離的念頭。」）
游到不知什麼時候，陳克治突然感覺到肚子有東西滑過。起初他大吃一驚，以爲碰到鯊魚，在水中撐直身子，才發現在漆黑中不辨水位，原來雙腳已經可以碰地。
他們走上岸，在曚曨的黑暗中隱約見到一座山。爬到山頂的時侯，本來漆黑的天空在破曉前開始發白，漸變成一片無法形容又無法忘懷的藍。
藍色象徵憂鬱，因爲它介乎黑暗與黎明之間。
他們在應許之地遇到的第一個人是位老婆婆，聽到兩人的來歷一臉驚訝。
時維 1973 年 7 月 17 日，昨晚颱風黛蒂襲港，天文臺懸掛九號烈風信號。
藍色象徵憂鬱，因爲它介乎黑暗與黎明之間。 圖／作者拍攝
▌二、歷史的紛爭
陳梓桓導演在 2017 年開拍《憂鬱之島》，當時尚未有反送中運動。副導演 Ernest 形容最初是要記錄雨傘運動結束後「好灰」的憂鬱低潮，「當時唔知做咩好。」（「當時不知道做什麼好。」）
陳導還記得他在前作《亂世備忘》詢問其中一位主角：「你覺得二十年後你會變成點？仲會唔會相信而家相信嘅嘢？」（「你想想二十年後你會變得怎樣？還會不會相信現在所相信？」）新作則嘗試反轉問題：「你係咪依然相信幾十年前相信嘅嘢？」（「你是否依然相信數十年前所相信過？」）
於是他們揀選三名不同時代的長者——陳克治、林耀強、石中英——述懷憶往，思考香港究竟是什麼。
林耀強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加入學生會，1989 年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主席，赴京支援八九民運，是少數親歷六四屠城的香港人。後來他成爲律師，改名林洋𬭎。
石中英本名楊宇傑，1967 年時值六七暴動，他攜帶反英親共的文宣被捕，被港英政府判囚 18 個月。後來他成爲富商，屢以「石中英」的身份贊助六七暴動的書籍和電影，被批有「漂白」之嫌。
電影團隊自 2018 年起拍攝陳克治，沒人料到還有一場更大的運動，還可以有更大的傷痛，完全改寫電影的格局。
2020 年電影團隊加入年輕人重演長者的遭遇，但礙於時勢不易物色演員，遂改爲邀請素人，在幕前飾演年輕陳克治的男生其實同時在幕後負責剪接。重演者或多或少都揹負 2019 年的經歷，並將自己的故事帶進電影。
過去與現在穿梭，真實與重演交錯，拍到後來電影的重心已放在今日香港。陳導形容《憂鬱之島》是 “looking for our past from where we are now”，要由香港人記載香港史；要從過去理解當下，「特別系而家我哋唔知點樣講香港變得唔熟悉嘅情況。」（特別是如今我們不知怎樣訴說香港變得陌生的情況。）
林耀強是少數親歷六四屠城的香港人。後來他成爲律師，改名林洋𬭎。 圖／劇照
1989 年 6 月的北京，市民們拿着石頭站在軍用裝甲車上。 圖／美聯社
陳導寧願請人重演的另一原因，是不想受訪者直接宣之於口，期望觀衆對歷史的重演保持「間離」，警惕「不存在 100% 的真實。」電影團隊蒐集資料時，已留意到回憶不盡是事實的全部。他們發現當年親共報章是以標榜的角度記載石中英在法庭呼喊「毛主席萬歲」，但石中英回顧時卻從未提到。
重演者並非只是演員，本身也是電影想記錄的人物。陳導期望長者與重演者能夠互相激盪，迸出火花，跳出真真假假的「第四面牆」，啓發觀衆思考歷史的循環有何異同可堪借鑑。可是電影的手法既有巧思亦有代價，開放的敘事或令觀衆感到扞格。
電影內所有長者與重演者的對話均無預先知會，俾讓雙方可以開心見誠。陳克治夫婦與飾演兩人的新移民甚爲投契，相知相惜。至於第二對組合則是林耀強與方仲賢，前者是 1989 年的學生領袖；後者是 2019 年的學生代表。兩人都很謹慎，電影團隊無法促成交流。
去到第三對組合便成爲衆矢之的，石中英與阿朗的對話顯得一面倒。多年來石中英都是爲「六七暴動」少年犯辯護的代言人，發表過多次演講，接受過無數訪問，而阿朗則是一個口訥的年輕人。電影團隊有賴剪接才能呈現雙方都有說話，但始終由石中英佔去大部分時間，不乏觀衆認爲石中英在搶白奚落阿朗，更認爲電影對阿朗「不公道」。
據悉石中英還未看過《憂鬱之島》，而阿朗則因爲反送中運動被捕，暴動罪成仍在服刑。陳導引述阿朗在獄中的訊息，就是擔心大家忘記了他。
《憂鬱之島》起用石中英而備受批評，頗似《流麻溝十五號》遭遇的困境。由於「敵人的敵人是朋友」，英治年代的香港頗似日治時期的臺灣，不少反殖的年輕人都投身左翼。國民黨抵臺後不乏「親共者」受到迫害，但他們的政見卻難以見容於當下臺灣。我們怎樣評價作家陳映真的想法，又不致於抹殺他與同代人在國民黨專政下的苦難？《憂鬱之島》也陷入同樣的困難。
陳導澄清《憂鬱之島》恪守紀錄片的原則，從沒收取任何出場者的資金。他認爲信史已有很多途徑可尋，選擇略人所詳而聚焦於人，剖視他們是否始終如一。其實電影巧妙地拍下石中英與樑國雄敘舊，兩人都是金文泰中學的學生，都受左翼思潮洗禮。石中英在前朝的委屈已化爲新朝的資本，晚年大富大貴，滑頭地自外於民主運動；樑國雄則始終信奉托洛茨基和捷古華拉，反抗所有強權，晚年被控顛覆身陷牢獄。
1967 年的六七暴動，警方與示威者對峙。 圖／維基共享
然而觀衆必須深諳香港歷史，才能理解導演的「春秋筆法」，看出哪些人是趨吉避凶；哪些人是依然相信。電影跨越了六七暴動、文革偷渡、八九民運、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而且人物的登場不按時代遞進，香港觀衆也感吃力，遑論外地觀衆，交代脈絡變成不可能的任務，請湯告魯斯（湯姆克魯斯）來演也做不到。據悉若干外地觀衆的確誤會石中英是單純的受害者，但先後因九七和反送中運動而流徙各地的香港社羣則對石中英非常反感，致令評價兩極，好惡爭訟。
石中英從沒有誠意和阿朗溝通，他在電影裡一味自說自話，只肯強調自己受過的苦，因爲他所受的苦才能爲中國民族主義所用。民族主義的敘事傾向將歷史編輯成一出毋須思考，忠奸分明的道德劇，在劇裡他們都是純潔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憂鬱之島》拒絕了筆直而下的線性敘事：壤人作惡，好人受苦，但黑夜將會結束，黎明終會來到。陳導喜歡的是憂鬱而曖昧的藍，他自忖過去不敢信任觀衆，也曾爲了照顧觀衆拍出單向的作品。但他希望電影能夠啓發思考，包括批判電影的思考，與過去辯論後能夠探索出何謂香港，「我對觀衆有信心。」
副導演 Ernest 更力排衆議，認爲石中英與阿朗的對話最「有趣」，就讀社工系的阿朗不會介意自己當聆聽者。「石中英嘅話有值得反思嘅地方，好多人已經放棄咗，大家都知運動唔系表面睇上嚟咁激昂。」（「石中英的說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人已經放棄，大家都明白運動不是表面看來那麼激昂。」）
最後《憂鬱之島》再跳出時序，回顧雨傘運動後的「佔中九子案」，請回被告之一的學生代表鍾耀華在犯人欄內重讀罪成後的陳情。名義上雖說「重演」，但鍾哽咽的聲線情真意切，情感之深甚至超越真的在法庭時。
陳導解釋當日他也在法庭旁聽而大受觸動，尤其是鍾呼籲我們都有「責任走出一切中介去親自理解世界。」他意識到羅括很多時代的《憂鬱之島》是有可能失之「散亂」，鍾耀華的演說具有一種「穿透力」，能夠貫穿所有歷史，故以其陳情作結。
判決時值 2019 年 4 月，反送中運動尚在醞釀但未爆發。鍾耀華重演的日子是在反送中運動結束後，蘊含的力量比當初的真實更真摯。
副導演 Ernest 認爲《憂鬱之島》不是「反送中電影」，「點解我咁投入依個 project，我唔系睇啲好宏大嘅事，而系唔同年代嘅人點樣迴應創傷。」（「爲什麼我那麼投入這計劃，我不在乎好宏大的敘事，而是不同年代的人怎樣迴應創傷。」）
Ernest 曾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選舉，候選內閣被輿論抨擊爲「左膠」，結果由宣揚本土的另一內閣勝出。此後香港出現至今不息的爭論，都圍繞着「中國」與「香港」的身份認同。
Ernest 觀察到在雨傘運動最積極的人，在反送中運動未必再能站到最前。他記得林耀強律師曾在學聯的紀念活動有過一番感觸：民主運動就像初戀，第一次會一往而深傾盡全意。那時我們都曾許諾世界會改變，就像年輕時相信會和初戀的對象一輩子。
但初戀只有花開花落不會有結果，沒有所謂今天失戀明天再找另一個。從北京回來的林耀強曾長躺在學聯會址的沙發上失落了好幾年。燃燒生命的機會只有一次，即使能夠重新站起，一切也難再如同舊時。
Ernest 觀察到在雨傘運動最積極的人，在反送中運動未必再能站到最前。他記得林耀強律師曾在學聯的紀念活動有過一番感觸：民主運動就像初戀，第一次會一往而深傾盡全意。 圖／美聯社
▌三、歲月的遺痕
時間回到 1973 年 7 月 17 日，26 歲的陳克治和女友終於游到香港。老婆婆說颳風的幾日不會有警察過來吉澳，於是兩人先借宿在老婆婆的家，直到第四日婆婆告訴兩人應該會有水警來巡邏，她教兩人先藏身在岸邊的天后宮，看到白色的水警船停泊在碼頭便跑過去，因爲漁民中或有親共的「左仔」阻撓。
警察錄口供時問他倆是從大陸哪處游來香港，陳克治坦白說不清楚。警察說下水的地方應該叫「鯊魚涌」，多年後陳才確認警察的推算無誤。
水警本來還想去其他島巡邏，可是當日的風浪還是太大而折返，先載陳和女友回到大埔水警基地，再駕車載兩人去元朗警署，拿着「人蛇」的牌子拍照完成手續。當時兩人一無所有，解釋沙田有親戚可以投靠。警長帶他倆到巴士站，告訴兩人怎樣轉車，並自掏腰包給予硬幣。陳克治依然記得最後一程巴士是 72 號，因爲那是新生的起點，姨姨在村口等他們。
接下來便是典型的香港故事，陳氏夫婦成爲「獅子山下」的中堅。「聯泰紗廠」的工人都想拿到勤工獎，但凡有事缺勤都會私下請陳氏夫婦頂更，兩人都因連做兩更無休工作 16 小時而聞名。
兩夫婦從未舉辦過婚禮，直至有了孩子才補辦註冊，7 月 16 日就是他倆的結婚紀念日。後來陳太太繼續留在紗廠，陳克治則轉行從事升降機安裝，由打工做到管工直至退休。
他們先住在沙田鄉村的鐵皮屋，那時舊式火車即使已經開動，依然可從月臺跳上火車。後來又住過深水埗的板間房，再搬往土瓜灣的天台屋，飛機無時無刻都在眼下的啓德機場升降，如今回望雖非常壯觀，親身體會卻非常嘈吵。
1984 年陳家申請到政府資助的居屋，1995 年舉家喬遷黃埔花園，成爲最後的安身之所。數十年來陳克治已定期到黃埔游泳，現在的家與海邊不過數街之隔。訪問時陳伯伯帶筆者走往海邊，如數家珍細訴黃埔如何從無到有，李嘉誠收購該地建成黃埔花園，成爲香港中產階級的模範住宅。
2014 年陳克治與其他成功上岸的偷渡者在吉澳立下義冢，紀念其他投奔怒海卻一去不返的同學。陳伯伯心底的創傷和很多年輕人一模一樣，在時代的巨浪中無數人義無反顧，很多人永遠化身大海，只有少數人活下來。生命最大的創傷不是物理上的苦楚，而是上天爲何犧牲他而放過我，我們一生都在問背後因果。
在命運的大海總有人要負責犧牲，他們沒有被動地隨波逐流，而是主動地承擔命運。生者的責任就是記住他們的勇氣，揹負一生的傷痕。
陳克治很在乎《憂鬱之島》 重演文革羣衆大會歌頌毛澤東一幕。無論戲裡戲外他都反覆澄清，當年他和同學不但沒有附和，還故意穿得很頹廢，一度被解放軍警告不得體。他們寧願將命運交給海洋，也沒有屈服過。
陳伯伯心底的創傷和很多年輕人一模一樣，在時代的巨浪中無數人義無反顧，很多人永遠化身大海，只有少數人活下來。 圖／作者拍攝
陳氏夫婦成爲「獅子山下」的中堅，「聯泰紗廠」的工人都想拿到勤工獎，但凡有事缺勤都會私下請陳氏夫婦頂更，兩人都因連做兩更無休工作 16 小時而聞名。 圖／作者拍攝
電影拍下陳伯伯堅持風雨不改每朝游水，其中一幕風雨如晦，乃因 2018 年臺風山竹襲港，天文臺懸掛了 10 號颶風信號，遍地狼藉，東歪西倒，回家時一片外牆玻璃正砸在他附近。陳太太曾埋怨是不是導演慫恿丈夫，但陳導澄清只是在海傍守候，沒料到陳伯伯會如常來到。
陳克治以 26 年劃分他人生的三個階段：「第一個 26 年喺大陸比較遺憾，我想憑自己嘅努力報答屋企都做唔到。老實講第二個 26 年喺香港仲辛苦，但好有價值，好有尊嚴，唔使睇人面色，可以憑自己努力有一個美滿家庭，仲可以接濟大陸親人。我有啲唏噓第三個 26 年好似返番去第一個 26 年。」（「第一個 26 年在大陸比較遺憾，我想憑自己的努力報答家庭卻做不到。坦白說第二個 26 年在香港更辛苦，但很有價值，很有尊嚴，不用看人臉色，可以憑自己努力有一個美滿家庭，還可以接濟大陸親人。我有點唏噓第三個 26 年好像回到去第一個 26 年。」）
他不怕香港被打回原型，「以前都捱得過，而家都捱得到。」（「以前都捱得過，如今都捱得到。」）
2019 年陳伯伯在游泳時中風，上岸後說話變得期艾，起初他不以爲意，一週後才求醫，錯過了及時醫治，說話較慢的後遺症無法痊癒。熱身時他閒話家常，透露很多泳友已經移民。但他選擇留下來，誠如他繼續游下去。
「初初嚟到香港，啲人問我邊度嚟，我會話由廣州嚟，系廣州人。但嚟到香港後。。。」（「起初來到香港，人們問我從哪兒來，我會說來自廣州，是廣州人。但來到香港後。。。」）陳克治的語速很慢，但愈慢就愈堅定。
「我可以高調一啲講，我爲香港做出貢獻，爲咗香港流血流汗。」（「我可以高調一點說，我爲香港作出貢獻，爲了香港流血流汗。」）來到香港後陳伯伯頻頻遭受工傷，邊說邊展示黝黑兩手的遺痕與滄桑。
（「最有價值就是第二個 26 年，對這裡有感情，不捨得離開。我爲香港付出了很多，我對香港無愧。現在問我是什麼人，我可以好直接說：我是香港人。」）
很多泳友已經移民，但陳伯伯選擇留下來，誠如他繼續游下去。 圖／作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