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黨指揮槍的三個歷史節點
江西省軍區組織官兵到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開展黨史軍史教育活動。 張富華攝
34號軍事室
第一視角 獨家原創
習主席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週年大會上講話時指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於南昌起義，奠基於三灣改編，定型於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
習主席強調指出，黨指揮槍是保持人民軍隊本質和宗旨的根本保障，這是我們黨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風雨如磐的革命征程中，歷史告訴我們，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是人民軍隊從弱小到強大、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傳家法寶，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能變的強軍之魂、永遠不能丟的命根子。
在紀念建黨100週年的日子裡，記者來到革命老區，沿着革命前輩當年走過的足跡，追尋黨指揮槍的三個歷史節點，還原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所走過的艱難路程，重溫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的深刻內涵和歷史意義。
南昌城
打響了第一槍
邁出了第一步
5月的九江，細雨連綿，鶯啼柳綠。有着“江西北大門”之稱的九江，地處贛、鄂、皖、湘四省交界。
90多年前的那個夏天，歷史選擇了九江。
那是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1927年的春夏之交，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了革命，發動了反革命政變。30多萬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倒在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在白色恐怖中進入了低潮。
在九江市原解放軍171醫院內，一座具有濃郁西洋風格的兩層小樓，剛剛修繕一新。門前的一塊石碑上，鐫刻的文字告訴到訪者，這裡是“八一起義首倡地紀念館”。
九江市史志辦副主任柳秋榮是一名研究南昌起義十餘年的學者，她指着眼前的小樓對記者說：這座小樓曾是九江原聖約翰中學校長高達德的公寓。1927年7月中旬，葉挺率國民革命軍第24師進駐九江，指揮部就設在這座小樓上。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逆江而上，由上海經九江遷址到武漢。面對大革命失敗的嚴峻局勢，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敢不敢革命？怎樣堅持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1927年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剛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毅然決定了3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發動武裝起義；組織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發動秋收起義；召集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和決定大革命失敗後的新方針。
7月20日，由中央派遣趕赴九江的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聶榮臻和先期抵達的葉挺一道，舉行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談話會，史稱“九江談話會”（即第一次九江會議）。會議決定：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敦促20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起義。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獨立地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主張。
柳秋榮介紹說，醞釀、策劃、商議南昌起義的談話會在九江一共舉行了3次。第2次談話會是在24日召開的，由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和惲代英4人蔘加，會議討論了南昌起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計劃。第3次談話會是在26日舉行的，從武漢趕到九江的周恩來傳達了中央的有關決定。這次會議還決定由鄧中夏將起義的詳細計劃帶回武漢，報告中央。
柳秋榮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3次九江商議南昌起義的談話會，都是中央派人來九江具體組織和指導的，每一次談話會結束後，都派專人回武漢向黨中央報告會議內容和決議，由中央做出最後的決定。這3次談話清晰地表明，南昌起義從一開始就是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獨立組織的武裝鬥爭。
小滿過後的南昌，一派生機勃勃。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每天仍有1萬多名觀衆，涌進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參觀見學。
紀念館裡的一幅油畫，再現了中共前敵委員會在江西大旅社前指揮起義軍的情景。在紀念館工作了20多年的館長王小玲，在這幅油畫前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爲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堅強領導下，在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下，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2萬餘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開啓了中國革命新紀元。
王小玲館長介紹說，在建軍90週年的時候，紀念館做了一個整體的提升，增加了起義前和起義後的一些歷史文物資料，使人們能夠更加完整全面地瞭解黨齡只有6年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武裝鬥爭中領導和掌握革命軍隊的。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如何掌握革命武裝上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王小玲館長深有感觸地說，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組織領導的軍事行動，爲我黨如何指揮軍隊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爲建立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奠定了開拓性的基礎。
紀念館陳列部主任劉小花，近些年來在收集南昌起義有關史料時，也有了許多新發現。她帶着記者來到紀念館“贛南三整”的大型場景前介紹說，南昌起義軍餘部在開展游擊戰中，面臨着作戰失利、軍心渙散的艱難處境。關鍵時刻，朱德站了出來，在贛南着手對部隊進行了整編、整訓和思想整頓，在部隊建立黨支部，實現黨對軍隊的全面領導。
劉小花翻開了一本史料叢書對記者說，粟裕大將在文章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經過這次整頓，重新登記了黨、團員，調整了黨、團組織，成立了黨支部……那時候我們還不懂得應當把支部建在連上，但是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
劉小花總結說，許多革命老前輩的回憶錄，都詳盡地記錄了在南昌起義整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做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探索，爲政治建軍積累了許多具有開創意義的經驗。這些寶貴的史料告訴我們，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於南昌起義。
三灣村
不倒的三棵樹
不變的一條路
三灣村，坐落在鬱鬱蔥蔥的山巒之中。90多年前的這個小村莊，誕生了影響深遠的“三灣改編”，成爲了“黨指揮槍”思想的發祥地。
何繼明，原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副校長，永新縣三灣籍老紅軍李立之子。十幾年前，退休的他回到了故鄉，從事井岡山精神研究和傳承紅色基因的工作。三灣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瞭然於胸。
已經年過76歲的何繼明老將軍，談起三灣村的革命歷史，思路清晰敏捷。他說，紅軍當年離開三灣村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對小村子進行了至少7次滅絕性的焚燬，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整個村子沒有留下一件像樣完好的物件。現如今，唯一還留下來見證了歷史的“文物”，是村頭的三棵楓樹和一條古驛道。
來到古驛道前，何繼明將軍介紹說，毛澤東當年就是從這條小道走進三灣村的。前些年，有人要對這條小道進行重修改造，何繼明出面堅決制止，很好地保留了這條原生態的古驛道。每一次給來三灣村參觀見學的官兵講過課後，他都要領着大家來走走這條小道，讓大家在這條蜿蜒崎嶇的小道上，體驗感悟當年工農革命軍尋找一條正確光明之路的艱辛和磨難。
這是一條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的小道。來到三灣村之前，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革命軍處境異常艱難，部隊越打越少。特別是遭遇了作戰失利後，面對艱苦的環境，部隊士氣低落、軍心渙散，離隊現象不斷髮生。賀龍元帥曾回憶說：“那時候的軍隊，就像抓在手裡的一把豆子，手一鬆就會散掉。”
在羅霄山脈的轉戰中，有一個連隊引起了毛澤東的格外關注。這個隸屬於第一團的二連，和別的連隊不一樣，沒有逃兵離隊現象，即使作戰失利，二連仍然沒有逃兵。在戰鬥中，整個連隊很團結，表現出了很強的戰鬥力。
在離三灣村30裡之遙的九陂村，工農革命軍在這個小山村休整了兩天。毛澤東找來二連的黨代表何挺穎，進行了一次徹夜長談。昏暗的油燈下，毛澤東問曾在北伐時期擔任過團黨代表的何挺穎：部隊爲什麼抓不住？爲什麼逃兵這麼多？何挺穎回答，主要原因是連隊一級沒有黨的組織，黨的影響沒有滲透到隊伍中去；黨員太少，又沒有捏在一起，發揮不了堡壘和核心作用。
休整的兩天中，毛澤東不斷找連隊幹部談話，也思考了兩個長夜。後來房東劉日久回憶說，毛委員住在我家兩天，每天我都把油燈加滿油，可是第二天油燈全熬幹了。
在漫漫的長夜中，一個月前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毛澤東，系統梳理研究了部隊存在的問題，認真思考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支部建在連上”的思路漸漸在腦海中清晰起來。
部隊沿着蜿蜒崎嶇的山路進駐三灣村後，毛澤東在村頭的楓樹下，向不足一千人的隊伍宣佈了三件事：第一、把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爲一個團，這便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第三、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連、營、團三級建立士兵委員會。
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這個開啓了人民軍隊“支部建在連上”的偉大創舉，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成爲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的里程碑。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
斗轉星移，時光荏苒。村頭沐浴着風風雨雨的三棵楓樹，如今更加枝繁葉茂，生機盎然，蔥蘢成蔭。仰望已有百年曆史的楓樹，何繼明說，“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通俗形象的說法。“三灣改編”後，黨在部隊建立起了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做到了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有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設黨委，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體系正式建立。正是擁有了這個經過革命戰爭考驗、至今未曾改變的組織體系，人民軍隊纔有了勇往直前、永不言敗的政治基礎。
歷經歲月的洗禮和磨礪，“三灣改編”極其重要的意義在今天看來依然是那麼“硬核”：第一次把黨的“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的設想付諸實踐，譜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軍事上的開篇之作；第一次爲解決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奠定了政治基礎；第一次在軍隊內實行民主主義制度，形成了新型人民軍隊的管理基礎；第一次爲井岡山道路的開闢，進行武裝割據，造就了軍事基礎。
古田鎮
思想建黨耀未來
政治建軍定乾坤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在古田會議舊址前，古田會議紀念館館長曾漢輝接受記者採訪時，深情地朗誦起了毛澤東當年寫的這首《採桑子·重陽》。
我們的採訪也是從這首詞開始的。曾漢輝館長介紹說，毛澤東寫下這首詞的時候，處境十分窘迫。
1929年1月，走下井岡山的紅四軍，在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領導人之間在軍隊建設問題上產生不同看法，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殘餘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隊伍中逐漸擡頭。圍繞黨對紅軍的領導和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從6月份的紅四軍七大，到9月份的八大，爭論一場比一場激烈，錯誤思想一度佔了上風。毛澤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以一票之差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
這場爭論之後，在進軍閩中、轉攻上杭戰鬥中，紅四軍三個縱隊損兵三分之一，陷入嚴重危機。恰恰在這個時候，離開紅軍隊伍的毛澤東，又染上了瘧疾，在永定縣牛牯撲養病期間還差一點被捕。
“儘管身體有恙，紅軍面臨着嚴峻的危機，毛澤東在詩詞中還是表現出了豪邁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曾漢輝館長說，毛澤東並沒有盲目的樂觀。此時的紅軍正發生着一些可喜的變化，紅軍領導層中開始理解了毛澤東很多做法，廣大官兵要求毛澤東早日回到紅軍隊伍中的呼聲越來越高，部隊在與敵人作戰中也漸漸有了起色……
一個重大的轉機出現在了這年的9月28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這封指示信是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並經周恩來審定的。
“九月來信”正確解決了紅四軍黨內爭論的主要問題，指出要糾正紅軍中出現的種種錯誤觀念，充分肯定了井岡山斗爭開始確立的建黨建軍的一些基本原則，並明確指出毛澤東“仍爲前委書記”。這封指示信爲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依據，爲古田會議順利召開排除了障礙。
結合近些年來對古田會議的研究，曾漢輝館長深沉地說，中國革命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滿了荊棘和艱辛。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共產黨人不可避免會伴隨着思想的碰撞和鬥爭。正是通過這些充滿艱辛的革命實踐，中國共產黨才找到了一條正確的光耀未來的道路。
1929年12月末，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勝利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系統回答了黨和軍隊建設一系列根本問題，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和制度由此定型。
古田會議決議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理論和道路探索的奠基之作，把“黨指揮槍”鮮明地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成爲了全黨全軍的共同意志和行動綱領。由古田會議始，中國工農武裝徹底完成了鳳凰涅槃。一支置身於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了世人面前，開啓了從弱小走向強大、從星火走向燎原、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偉大征程。
1930年元旦過後，紅四軍離開古田，轉戰贛南。離開古田之時，毛澤東心潮澎湃，揮筆寫下了《如夢令·元旦》：
寧化、清流、歸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風展紅旗如畫。
（郭冬明、張富華、林曉強、龍禮彬、王子毓參與採訪）
版式設計：樑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