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 | 抑鬱15年才確診的她,斷送了父母的好晚景

大國小民》第11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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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妹出生於1975年1月一個溫暖的冬日,那一年,我6歲。

那天上午,我跟鄰居的幾個小女孩曬着太陽,在家裡平房的牆根邊跳了半天橡皮筋,跳得滿頭是汗。中午的時候,一大早就到了我家裡的二姨喊我回屋:“大丫頭,快來看,你媽媽又生了個小妹妹。”

我跑進母親房間裡,趴到牀頭,迫不及待地去看小妹妹。只見她躺在蠟燭包裡,一張粉紅的、圓嘟嘟的臉,正閉着眼睛酣睡。二姨問我:“你喜不喜歡小妹妹呀?”我答:“喜歡。”

那時,中國已經開始實行計劃生育,在已經有了我和大妹的情況下,母親冒着風險再生一胎,無疑是想要個兒子。後來聽母親說,她是在廠工會幹部的督促下,寫下保證書說這一胎以後不再生育以後,才得以準生。

父親在省城上班,那段時間工作正忙,過了好幾天才趕回家。自己有一個兒子且好事的大伯母跟鄰居嚼舌根,說父親是因爲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兒,氣得不回家了。這話傳到母親耳裡,把她氣得流眼淚。

母親休完產假以後就回紡織廠上班了,三班倒。多了一個小嬰兒需要照顧,她比從前更加辛苦。住在附近農村老家的奶奶要顧着農活,只能隔三岔五地過來,在母親上中班或者晚班的時候照看一下,剛剛上小學一年級的我,就成了晚上照看小妹的小幫手。

有一天母親上中班,奶奶晚上沒法過來。小妹躺在搖籃裡,從9點開始就一直哭鬧,我給她喂水也不喝,我和大妹輪流給她搖搖籃,她也不肯睡,哭得還更厲害了,把大妹也急哭了。母親半夜下班回家後,趕緊抱起小妹餵奶,才發現她渾身滾燙,趕緊不顧一切地抱着她去了醫院。過了好久她們纔回來,母親說小妹感冒發燒了,在醫院打了一針退燒針,還開了粉狀的感冒藥回來喂她。

小妹一歲時的一個夏夜,母親把我們安頓上牀睡好以後就去上晚班。一覺醒來的小妹睜開眼睛沒有看見母親,哭得天翻地覆,一邊哭一邊要媽媽。我和大妹怎麼也哄不好,最後只好給她穿上衣服和鞋子,帶着她出門去母親的工廠

好在工廠離家不遠,過個馬路走幾步就到了。到了織布廠門口,門衛室的老伯伯一看我們這仨小人兒,趕緊跑到車間去把母親喊了出來。母親從車間一路小跑地過來,一手抱起小妹,一手牽着大妹,一邊招呼着我,把我們帶回家,把小妹哄睡着了,又趕回工廠上班。

在我童年的記憶裡,除了上學,就是和大妹一起幫母親照看小妹,我們的寒暑假,是母親可以鬆口氣的時候。我上初中的時候,小妹也上小學了。

我曾經問過母親,我和大妹是誰帶大的。母親說,我一歲以前是奶奶在專門照顧,一歲以後是在外婆家,有外公外婆和幾個舅舅以及兩個姨,甚至還有太奶奶帶着,得到的寵愛可謂多多;大妹是父親的舅媽、也就是我們的舅婆幫忙帶大的,舅婆只有一個女兒,那時剛剛參加工作,大妹也是被舅婆一家人當作寶貝捧在手心長大的。她說,也就是小妹最可憐,“是被東扯西拉着長大的”。

“皇帝愛長子,百姓疼幺兒”,也許是可憐小妹得到的細心照顧太少,父親和母親對小妹幾乎到了溺愛的程度。

一家人吃飯的時候,一盤好菜上桌,小妹會立馬起身將盤子挪到自己面前,任何人不能動筷子,我和大妹只要稍微有一點想要站起身伸筷子夾菜的苗頭,母親就會說:“你們大些,她小些,就別跟她爭搶了。”大妹性情溫順,總是默默地收回筷子,我有時候就頂嘴:“難道我們兩個人就不是你生的?”說完就非要去搶着拈上一筷子。這時,小妹就放下筷子,推開碗,坐在那裡“哇哇哇”地哭起來,不肯吃飯。

於是母親就趕緊哄小妹:“好好好,都是你的,都是你的。”然後又責怪我不懂事,沒有做大姐樣子,甚至還會佯裝打我來哄小妹開心。我想起小妹她哭着找媽媽的情形,也心生憐憫,不再跟她爭。

久而久之,小妹就成了家裡的小霸王,誰也不能惹她。

但我依然喜歡小妹,喜歡她白白的皮膚,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以及親熱地喊我“姐姐”的樣子。

2

中考時,我考上了鎮上最好的高中。那一年整個鎮上考上高中的不到30人,可是父親說,“你是老大,應該早一點出來工作,幫我養家餬口”,便讓我上了縣裡的技工學校,學了我不喜歡的專業,讓我從小上大學的夢想從此破滅。

當時父親已經回到鎮上,在一家國企當幹部,工資待遇相對於小鎮的人們來說是非常優厚的,母親雖是在鎮辦工廠上班,但工齡長,工資也不低,不至於是供不起3個孩子上學。

第二年,小我一歲的大妹也考上了高中,得以順利入學。大妹資質平平,能夠考上高中非常不容易,完全是憑着刻苦考上的,用母親的話說,她是“下晚自習回家,做作業做到嘔吐,也不肯休息,一定要完成作業才肯睡”。

3年後我技校畢業,通過父親的關係,進了他所在的單位上班,真正地擔當起了幫父母親“養家餬口”的使命。

又過了3年,到了1990年,父親眼中最聰明的小妹,沒有考上高中,又不肯復讀。當時有一種辦學模式,可以花6千塊錢買一個上高中的名額,於是父親就花錢讓小妹上了高中。

大妹最後考取了一所專科學校的財會專業,畢業後也回到了父親單位財務室做會計。父母就把考大學本科的希望都寄託在小妹身上。小妹高考的那一年,在她學習最緊張的時候,我每次都會幫她清洗生理期有污跡的內褲,只是想讓她能夠多一點學習和休息的時間。我非常羨慕她有機會考大學,更希望她考上一所好大學。

然而小妹最終沒有考上大學,理由是“考試題目太難了”。父母親的失望可想而知,但是也沒有責怪她。那一年秋天父親單位正好開始招收合同制工人,他便讓小妹進單位上班——畢竟央企的合同工待遇也是不錯的。

小妹被安排在離總廠比較遠的分廠車間裡,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半年後,小妹說上班太辛苦,還是想復讀考大學。於是父親又花錢找學校的關係,讓她做了復讀班的插班生。又過了半年,小妹考取了一所3年制的中專,學的是統計專業,畢業後仍然是進了父親單位,仍然是在分廠的車間裡上班,仍然只能是合同制工人。

1997年國企改制,上班不到一年、纔剛剛22歲的小妹便在下崗潮中失業了。不久後,已經結婚3年的我也下崗了,因爲有兩個孩子需要照顧,我做了全職媽媽,只能讓同時下崗的先生一個人支個小攤位做早點生意,我有空就去給他搭把手。

小妹上中專時學會了電腦,下崗後在一傢俬人的文印店裡找到了一份打字員的工作,一個月工資300多塊錢,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算是非常不錯的。可幹了沒多久,小妹又說這份工作太辛苦了,每天在那間小小的打印店裡被老闆盯着做事,總有打不完的文稿,想要辭職。我力勸她:“現在下崗的人太多了,找這樣一份斯斯文文的工作不容易,工資也不低,好好做,說不定以後還可以自己開一家文印店做老闆,再說有份工作,也好找對象一些。”父母親也跟着我的話勸她,問她,不做這份工作還能夠做什麼呢?她說還沒想好做什麼,反正是不想做了。

文印店老闆爲了挽留小妹,主動提出每個月給她加50塊錢工資,可她最後還是說不去就不去了。父母親見勸說無效,也就由她了。

我忙於孩子和生計,沒有太多關注小妹的事。只從父母親那裡聽說,小妹因爲找工作的事心情很是不好,經常在家裡發脾氣,怪父母親沒有給她找個不用下崗的好單位,然後就賭氣,有時候整天睡在牀上不起來。母親怕她餓着,便好吃好喝地端到牀邊。她一邊狼吞虎嚥地吃着,一邊喋喋不休地責怪母親只生她、不管她。

第一次聽母親說這些的時候,我非常生氣,氣小妹的不懂事,也氣父母對她的嬌生慣養。想着也許小妹需要人給她耐心開導,作爲大姐的我頓時責任感爆棚,決定孃家跟小妹說說話。

我去時,小妹正坐在牀上吃母親幫她買的零食。我一看,氣不打一處來,先是站在牀邊對她一頓劈頭蓋臉地批評,接着又坐在牀邊一頓苦口婆心地勸說。那兩個小時,可能是我這輩子對小妹說話說得最多的一次。小妹先是跟我爭論,後是應和我的話,再後來似乎是聽進去了我的勸說:“大姐,我懂了,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不管做什麼,先保證要養活自己,不讓爸媽爲我操心。”

過了幾天,聽母親說,小妹出去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早點店裡做服務員。母親說着說着,竟然哭了起來:“我那天偷偷去那家早點店門口看她,看見別人吃完了起身走開,她就趕緊過去收拾碗筷擦桌子,那個樣子,我這做媽的心裡不好受啊。”

我覺得母親的這種反應可真是莫名其妙:“做服務員不就是收拾碗筷擦桌子?也是靠勞動吃飯,總比躺在牀上要你伺候好多了吧?你大女婿不也是靠擺早點攤伺候人吃飯養家餬口?先把這個工作做着再說,以後再慢慢找好一點的工作。”

父親對小妹的轉變感到非常高興,認定她聽我這個大姐的話的,但是又不願意我對她說狠話:“你以後要多跟她做做思想工作,好好說,別吼她,要像哄小孩子一樣哄着她。”

我從父母對小妹的態度上,似乎找到了小妹問題的根源,於是我從勸說小妹轉而勸說父母,可父母親卻堅持認爲小妹是因爲下崗的打擊而成爲現在這個樣子的。我覺得自己說得再多,不如父母親讓她去好好找個工作,踏實做事。隨後幾年間,我除了逢年過節,鮮少回孃家了,再也沒有跟小妹有過什麼實質上的交流了。

小妹在母親的淚眼中,早餐店服務員做了不到一個月,就去找別的工作了,之後走馬燈式地換地方,今天在服裝廠流水線,明天是又在文印店做打字員,都沒幹幾個月。但凡她說“太累了”“不幹了”,一輩子在外面要強慣了的父母,在她面前立馬低頭。

期間,也有人給小妹介紹過幾個對象,聽母親說也有各方面不錯的,但小妹還沒有跟人家見面,就問介紹人:如果我嫁給他,以後是享福,還是受苦?一下子就把介紹人嚇跑了。還有一個從農村考大學出來的中學老師,家裡經濟條件不好,人非常本分老實,願意做上門女婿,和人家見面後,小妹卻嫌人家個兒不高……父母親也就由着她,不肯“將就”。

小妹一晃到二十五六歲還是單身。放在20年前,這個年紀的單身女孩是會被周圍鄰居和親戚指指點點的。可是父母親對此除了一聲嘆息,總是隨小妹去了。

我也替小妹着急,但自己的生活還很艱難,也沒法關心她太多。而且,在如何對待小妹的問題上,我與父母之間矛盾越積越深。

3

這種矛盾,終於在2001年的新年前夕爆發了。

那時我的兩個孩子剛上小學一年級,就算放了寒假,我也要管他們寫作業和吃喝拉撒睡,還要給先生的早點生意幫手,春節將至,正想着給家裡“掃房”。大約是臘月二十的時候,大妹打電話給我,說母親想讓我們倆回孃家去幫忙做大掃除。那時大妹的孩子才兩三歲,正是黏人的年紀。

孃家的房子是兩間三層的老式樓房,做大掃除確實費勁,我和大妹沒出嫁前從來不讓母親動手,我們結婚後的幾年,都是母親自己慢慢打掃,也沒有要求我們幫忙,我想這次可能是母親年紀大了,做不動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安頓好兩個孩子吃完早餐,把他們鎖在家裡做作業,也不去給先生幫忙了,急忙忙往孃家趕。我進屋時候,大妹已經在那裡挽起衣袖擦窗戶了,我拿着長長的掃帚掃揚塵,掃到小妹房間的時候,發現小妹還在矇頭大睡。我頓時火冒三丈:“這是哪裡來的道理?沒住在家裡的人回家做衛生,住在家裡的人睡在牀上享福?!”一氣之下,我扔下掃帚就回自己家了。

後來聽大妹說,我走了以後,母親氣得不得了,對她說:“你小妹從小沒有做習慣這些事,現在沒有工作,心情不好,就更不願意做了,你們兩個大的不帶着她過,誰帶着她過呢?”——那時小妹剛從一個文印店辭職,說馬上要過年了,文印店的事太多了,她不想太累,得在家歇上幾個月。

我對大妹說:“難道小妹是女兒,我們就不是女兒?我們從小就洗衣做飯做家務,她都二十多歲了,還要父母伺候!”

那一年過年,小妹都是在牀上躺着看電視、嗑瓜子度過的,吃喝都是父母親送到牀前。初五的時候,父母外出走親戚,她自己在家裡餓了一天,晚上父母回家了,她大發脾氣,滔滔不絕地數落着父母的不是。母親愛面子,怕鄰居們聽見,求她不要聲音太大,她越發鬧得起勁。最後母親說:“你再鬧,我就得給你下跪了。”她說:“你跪啊,這可是你自己要跪的!”

父親聽了這話,氣得衝上前去結結實實把她打了一頓。母親嚇得跑到住在隔壁的大伯家,喊來我堂哥把父親扯開。父親停了手,來不及喘口氣,就央求堂哥:“你這做哥的給你妹做做思想工作吧,她是想不通,心情不好。”

從那以後,我們的堂哥、表哥、堂姐、表姐們,都被父親求着給小妹做過“思想工作”,父親每一次都說,要“順着她說,說得她高興”。這個辦法剛開始也確實有效果,每一次被勸解之後,小妹的心情能好上幾天。可後來這個“好一點”的效果越來越短,無論父親再怎麼央求,兄弟姐妹們都不肯去理睬小妹了。

堂哥對我說:“小妹太聰明、太能說了,我說不過她,無論我怎麼說,她都有道理反駁,跟她說話,真累得慌。”堂姐也說:“這麼聰明的一個人,如果好好地上班做事,肯定是個人才,我可就是不明白,她怎麼就不去做事?”

我無可奈何,只好對父母說:“要不這樣吧,讓小妹給我們幫忙做早點,我給她開工資,她說多少就多少,每天有事做,她就不會胡思亂想,心情調整好了,再去找個好工作,再遇上合適的對象,成家了有了孩子,就好了。”

誰知母親一個勁地搖頭:“她哪裡是做你們那種事的人?她不會去的。”頓了一下,又說:“我只能把她當個殘疾孩子養着。”

母親的話讓我感非常震驚:“你怎麼能這樣說?她好手好腳的,又不呆又不傻,怎麼能說是殘疾人呢,這麼說,不是把她這一輩子就毀了嗎?”

母親無語,一聲嘆息。

現在想來,可能是母親那時就預感到小妹的狀況不只是“心情不好”那麼簡單——那時還沒有抑鬱症的概念,說人不正常,就是“神經病”。

有一天我回孃家,正碰上小妹又在跟父親不知道因爲什麼事情吵鬧,小妹振振有詞,父親心力交瘁。我壓着心裡的憤怒與難過,上前按下小妹指着父親鼻子的手:“有什麼事心平氣和地說,別這樣跟爸爸說話。”她反手一把推開我:“這是我們家的事,不用你管!”我氣得擡手搡了她一把,她乾脆就跟我打起來。我捨不得打她,自然是打輸了,只能氣得蹲在地上號啕大哭,她則揚長而去。

後來有一晚,小妹又在家裡鬧得不可開交,走投無路的父親讓堂哥幫忙叫了車,把她送到了縣裡唯一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天早上,母親哭着跟大妹打電話說了這件事,卻沒有告訴我。大妹說:“媽媽說她不敢給你打電話,怕你又會追問她爲什麼會成這個樣子。”

我接到大妹的電話後直奔孃家。母親一見到我就哽咽了:“昨天你小妹是被他們強行送到醫院去的,車一走,我就哭了一大場……不知道她在那裡怎麼樣,要不,你今天下午去看看?”

我沒立刻答應母親。父親在一旁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菸:“醫生說,她這是發病初期,症狀不是很嚴重,住院兩個月爲一個療程,出院後堅持吃個一年半載的藥就正常了,我認爲,住院就是爲了按時吃藥。”想了一下,他又說:“其實最好的醫生是自己。”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就是父親這種自以爲是的想法,真正的害了小妹一輩子。

4

小妹住進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招架不住母親哭哭啼啼的哀求,我一個人坐車去醫院看她。先生不放心,要陪我一起去,我拒絕了。在我看來,小妹得了精神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哪怕是我的先生,我也在他面前丟盡了面子。

見到小妹的時候,她正在護士的監督下吃藥。小妹喝水把藥吞下去,護士要求她仰面張大嘴巴發出“啊”的聲音,檢查藥片是不是真的吞下去了。小妹聽話地一絲不苟地按要求做着,完全沒有了在家裡時候的暴戾乖張。

可能是藥物副作用,她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不說話,我叫她,她就對我怪怪地笑了一下。幾天下來,她似乎瘦了不少,原來白皙的皮膚變得慘白,眼睛大得有點嚇人。我問她吃飯怎麼樣,她說“吃飽了”。我舉目看看這個兩人間的病房,除了兩張牀,什麼也沒有。另外一張牀上坐着一個三十多歲、農民模樣的女人,神情還算正常,衝我擺了擺頭:“這麼年輕,就這麼可憐。”不知是說小妹,還是說她自己。

我渾身不自在,再也待不下去了,跟小妹說:“我走了啊,你在這裡要好好聽醫生的話,吃藥!”小妹使勁地點着頭,那神情,像極了她小時候聽話的樣子,令我一陣心酸。小妹想送送我,被護士攔住:“昨天不是跟你說過了嘛,不能出病房!”小妹聞言,立即站着不敢動。

我站在門外等護士出來,問:“我妹妹還好吧?”護士說:“她還好,在這裡面算是症狀輕的,按要求堅持吃藥,應該沒多大毛病。”

出了醫院大門,坐上回家的公交車,我忍不住淚流滿面。一路上,我想着小妹剛出生時候粉紅的小臉,想着她呀呀學語時叫我“姐姐”的樣子,想着她上高中時伏在書桌前做功課的背影,一陣陣傷心絕望。回到家,我又撲在牀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

父親每隔一週去醫院看望一次小妹,每一次回家都唉聲嘆氣。那段時間對於父母親來說是那麼漫長難熬。一個月過去了,父親對我說,他想去把小妹接回家來:“那裡面的日子太苦了。”

我堅決反對:“去都去了,不管怎樣,一個療程總得堅持下來,既然去了醫院,就聽醫生的。”

父親說:“住在醫院也是吃藥,我讓醫生把藥開了帶回家,我來監督她吃。”

小妹回家以後,因爲藥物的副作用,人總是顯得沒精神,吃飯沒胃口。母親心疼她在醫院受了苦,每天變着法子給她做好吃的,同時也要求我有時間回家陪她說說話,解解悶。

父親跟我說,小妹住院不在家的時候,他在小妹房間裡發現了她上中專時候寫的日記,裡面好像是說她暗戀一個叫陳軍的男生,寫了一句“你永遠不懂我的心,所以我的心永遠是緊閉着的”。而這個陳軍的父親,恰好是我們單位的職工,所以他畢業後也進了我們單位的計劃科,改制後也沒有下崗。陳軍肯定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父親跟我說這話的目的是:“你看能不能讓陳軍來勸勸你小妹,給她解個心結?”

父親的想法讓我大吃一驚:“這都是過去多久的事了,人家陳軍女朋友都談了兩三年,馬上要結婚了,我怎麼去跟人家開這個口?就算我開得了這個口,人家會願意嗎?不會拿我當神經病吧!”

過了幾天,父親又找我商量:“你看你大妹家裡一切都好,公公婆婆好,你妹夫在銀行的工作也好,你看能不能去跟單位領導說說,讓大妹下崗,讓小妹去頂替她的崗位?”

我的天!我真不明白,做了幾十年幹部、已經退休了的父親,怎麼會讓小妹的病逼得失去了最起碼的常識:單位領導怎麼會聽我的話,去讓一個下崗職工頂替在職會計的崗位?就算大妹婆家的人再好,會樂意自家的兒媳婦平白無故地沒了工作、失去收入嗎?

誰的青春沒有一段暗戀無望的往事?誰的生活不需要工作來支撐?父親這樣的想法,完全就是爲了小妹、不顧一切卻又不切實際的幻想!

更可怕的是,眼見小妹在藥物的副作用下日漸顯得平靜,父親竟自作主張地在一個月的藥物療程結束以後,擅自給她停了藥,“是藥三分毒,我想辦法給她調節一下心理,慢慢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樣勸說父親,第一次覺得對一件事情無能爲力。

停藥後,無所事事的小妹學會了去街上的麻將室跟一羣家庭婦女和退休老人們打牌。剛開始,她最多一天輸大幾十塊錢,回家就找母親要錢。母親怕她不高興,要多少就給多少。有時候母親覺得她輸得太頻繁了,就不肯給,於是小妹又開始吵鬧。父親對母親說:“算了,要多少,就給多少,總比吵鬧好。”再後來,因爲停藥的時間長了,小妹又開始變得易暴易怒,回到了以前的狀態。

小妹第一次喝安眠藥自殺,是在一個傍晚。當時父母親散步到二姨家去了,碰巧大妹回孃家拿衣服,發現了躺在牀上不省人事的小妹。大妹嚇得趕緊給我打電話,我和先生一邊打120,一邊往孃家趕,跟着救護車一路狂奔到醫院。隨後趕到醫院的妹夫,抱着小妹從醫院大門口一路狂奔到3樓急救室……我突然覺得這情形像極了小時候:小妹哭着要媽媽,我和大妹牽着她走在半夜裡的街頭。

父母一夜白頭。

堂嫂是個有見識的人,她告訴我,她孃家隔壁有個女孩子也是跟小妹差不多的病情,女孩子父母托熟人在武漢同濟醫院找了專家看了病,說是“抑鬱症”。

那是2003年,我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堂嫂說,女孩子的父母花了很多錢,堅持了一兩年,不間斷地找那個專家看病吃藥,同時做心理輔導,後來女孩子的病好了,結婚生子,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問“很多錢”是多少錢,堂嫂說:“大約是三四萬吧,病好了是最重要的,要不,你去問問你爸媽行不行,我去問問女孩子的爸媽那個專家怎麼找。”

父母親對堂嫂的話並不在意,不知是捨不得花錢,還是不相信專家能治好小妹的病,最後沒有理睬。小妹仍舊每天早出晚歸地打麻將,只要給她錢去花,就不會鬧,父母親的日子似乎也好過一些。小妹已經成爲父母生活的包袱,用母親的話說,“我和你爸的好晚景都被她斷送了”。

5

顯然,父母這時考慮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晚景,更考慮着小妹的以後。我是長女,我先生少年喪父、青年喪母,沒有婆家人的牽絆,我們自然成爲了父母親考慮託付小妹未來的首選。於是,老兩口平時有意無意地讓小妹親近我們,用父親的話說,就是要“培養感情”。

那時我先生通過幾年的努力,承包了一所中學食堂,招聘了十幾名員工。他感念我父母待他如親生兒子,同情他們因小妹而生的困境,主動提出讓小妹到食堂去上班,由他管着,就不用父母操心了。

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覺得小妹是閒得慌生出來的毛病。他對父親說:“您要是信得過我,就放心把小妹交給我,我讓她跟着師傅學做豆皮,我來調教她,她這麼聰明,會做得好的。”

父親說:“交給你我當然放心,只是你不能吼她,要像對你的孩子一樣,哄着她,別讓她受委屈。”

因爲對父母無底線溺愛小妹的反感,那時的我已經疏離了他們,只有這樣,我心裡纔不會爲小妹難過。但既然先生願意替父母分擔這個困境,我又怎麼能去阻撓他?

小妹是何等聰明,一眼便洞穿父母對我們的要求,到食堂來上班後,依然我行我素,確實是能幹,但動不動就跟其他員工發生爭執,像在家裡一樣大吵大鬧,我先生好說歹說她都不聽,兩名員工因此辭職,有一次還引得下課的學生們好奇圍觀,嚴重影響了生意。直到兩個月後,小妹自己說在食堂做事太辛苦,早就不想幹了,母親纔沒有繼續讓她待在那裡。

小妹又回到麻將桌上度日。父親到定期到精神病院找醫生拿藥,小妹高興就聽話地吃幾天,不高興就不吃。

其間小妹第二次喝安眠藥自殺。這一次父母親都在家裡,發現小妹昏迷以後,父親咬牙切齒說:“就當沒看見,她死了比活着舒服!”他不準母親打120,母親身體一軟,差點倒在地上,父親纔不得已給我打了電話,一家人又折騰了一晚上。

二姨告訴我,小妹經常是白天矇頭大睡,晚上大吵大鬧,說痛恨父母在她小時候虐待她,下崗後沒有給她找個好工作,還說爲什麼兩個姐姐有家有孩子,卻讓她一個人無依無靠,最後說父母親其實就是指望她留在家裡給他們養老送終,才故意把她害成這樣。父母被鬧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覺,又不忍心再把她送進精神病院,母親哭着對二姨說:“這樣的日子真不曉得什麼時候是個頭。”

這十幾年裡,每一次過年過節回孃家吃飯,小妹都要無事生端地說一些讓人忍無可忍的話,引得我跟她大吵,聲嘶力竭。母親說我:“你曉得她是個有毛病的人,爲什麼還要跟她對着幹?”我也像個神經病一樣嚎叫:“難道她是你生的,我就不是你生的?她有毛病,我也有毛病!你要麼就都護着,要麼就都別護……”

每一次都是不歡而散,久而久之,除了過年吃年飯,我成了一個沒有孃家可回的人。每年在回孃家吃年飯的路上,我的先生和孩子們都要對我再三警告:“今天可一定不要跟小妹(小姨)吵架啊。”

父親儼然把自己當成了小妹的家庭醫生,什麼時候吃藥,吃什麼藥,都是他憑自己主觀臆斷,對於小妹的吵鬧,能忍則忍,實在傷心氣憤,就打她一頓——當然,這些事情父母是不肯告訴我的,都是二姨偶爾碰到我在感嘆唏噓之間說的。

漸漸地,我竟對父親生出了一種不作爲的恨,對小妹似乎沒有那麼不待見了。

就這樣煎熬到了2014年的春天,也不知道父親怎麼一下想通了,終於決定帶着小妹去同濟醫院找專家看病。帶回來的病歷上結論是“重度抑鬱症,病程長約15年”。醫生告訴父親,小妹的病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期,從此往後必須堅持吃藥。

這一年,父親73歲,母親68歲,小妹也已經快40歲了。父親說,希望小妹的病從此能夠好起來,好歹找到合適的人成個家,他們也就放心了。

可是除了父母,這世界上還有誰能夠真正願意照看小妹的後半生呢?我勸父母:“不如讓她一個人就這樣一輩子算了,萬一找個跟她一樣的人,慪氣那就得是雙份的。”一些親戚長輩們也是這樣勸父母,說讓小妹找對象成家是不現實的。

於是父母親重新又回到了最初的打算,希望我能夠答應他們的託付。他們不停在幾個舅舅和姨媽中間遊說着,長輩們轉而又以他們的話來遊說我:“孝順孝順,就是要順,你對小妹好,就是對父母親好。”

我反問:“要我怎樣對小妹好?要我像我爸媽一樣嬌慣小妹就是對她好?就是對我爸媽好?爲什麼他們一手造成的小妹的人生悲劇,要讓我來承擔後果?”

我不止一次地對二姨說:“如果小妹天生缺胳膊少腿,又聾又啞,又呆又傻,我作爲大姐照顧她,那是責無旁貸,哪怕我爸媽健在,我也會承擔這個責任。可是這麼多年以來,我無數次地說這樣對小妹肯定不行,他們什麼時候又聽過我的話?再說,我也有家庭和孩子需要操心,我肯定是不會答應全權接管小妹的。”

大妹是個心地善良、脾氣溫和的人,對父母親從來都是言聽計從,小妹對她的態度跟對待父母的態度一樣,就是欺負。大妹也從來不生氣,總是一笑了之,有一次還聽從父母的話,將小妹接到她家去小住以緩解心情。母親不放心小妹在大妹家的生活,特意去看望,小妹對母親又是一頓大發脾氣。同樣脾氣溫和的妹夫實在看不過去,厲聲說小妹道:“你要是這樣對待老媽的話,以後就不要再到我家裡來了!”小妹這纔不作聲。而母親卻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對二女婿有了意見,認爲做姐夫的不應該這樣說姨妹。

我也無數次地與大妹討論過小妹的歸宿問題。被小妹鬧得傷心絕望的她與我達成了共識:如果父母親不在了,小妹最好的歸宿是住進養老院,選擇條件最好的養老院,如果父母親留給她的錢不夠,就由我們兩個姐姐來共同補貼。

6

2015年初的一天,二姨打電話告訴我:“你媽這段時間天天拉着我跟她一起去看房子,說你小妹天天在家裡吵,說破房子住着不舒服,要換個好房子,你媽手裡只有二三十萬,這個價錢的房子,怎麼看都不好,還不如那老房子,可把你媽急的。”

孃家的老房子是上世紀80年初建的,確實是太老了,前幾年政府說要拆遷,鄰居們都違建加層,採光和安全性已經很差,不太適合居住了,不少鄰居們已經搬出了那塊老城區。

我聽了這件事,心裡自責了幾天。因爲小妹,這麼多年跟父母太過疏離,這麼大的事,還要二老自己想辦法,早年蟄伏在我心底的“以後我偏偏要讓母親像生了兒子一樣,天天高興”的想法,突然甦醒。當時先生正在做投資,手裡餘錢不多,但他仍然同意了我買一套房子給父母住的想法:“就以咱們兒子的名義買吧,這樣爸媽住着會更高興,那住的可是他們外孫子的房子啊。”

父母一開始不同意,說就算我買了也不會去住。我以爲他們是擔心買房會增加我的經濟負擔,安慰說:“沒事,我這是給我兒子置辦不動產呢,他現在用不着,你們就住着。”

我在離我家小區不到“一碗湯距離”的新樓盤買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在當年年底裝修好,傢俱和家電購置齊全,請父母拎包入住,在新房裡過年。誰知父母並不領情,表現出一副並不稀罕的樣子,讓我非常失落。

最後是二姨一語道破:“你爸媽說,你只是讓他們去住,並沒有說讓小妹也一起去,他們去住的話,那肯定是要把小妹一起帶去的。”

我的心瞬間涼了下來,對二姨說:“我肯定不會說讓小妹去,但是如果我爸媽帶着小妹住進去的話,我也不會趕她出去。”

二姨勸我說:“你也別生你爸媽的氣,他們也是沒辦法,住進去習慣就好了。”

我說,只要兩老高興。

父母就這樣帶着小妹一起住進了新房。他們逢人便說現在住的是大女兒給買的新房子,養女兒比養兒子強。

2016年新年過後不久,二姨告訴我:“你爸媽前幾天回老房子裡面住去了。”我大吃一驚,問爲什麼?二姨說,是小妹覺得這新房子住着實在是太舒服了,竟說跟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裡不舒服,一個人住才舒服,讓父母還是回老房子去住。而父母爲了讓她不吵鬧,竟真的搬回老房子裡去了,還不敢讓我知道。

我頓時火冒三丈,一路衝到新房門口,敲開門進去,對小妹說:“如果今天晚上爸媽還沒有回來這裡住,明天你就滾出去,以後只要爸媽一天不在這裡住,我立馬就把這房子賣了!”

小妹在我的暴怒面前竟前所未有地服從:“好好好,我這就打電話把爸媽叫回來,一起住。”

小妹聰明得很,她會權衡利弊,她這樣做,恰恰說明她的病根在她的思想上——她是一個極其自私、冷漠、好逸惡勞的人,她利用了父母親對孩子的愛,過着不勞而獲的懶惰人生。

也就是在那一瞬間,我從前對父母的怨恨轉變爲同情,對小妹的同情轉變爲厭惡。這種轉變讓我內心非常痛苦,我更加深切地體會了父母這20多年來的痛苦:小妹所謂“抑鬱症”,都是有缺陷的愛所導致。

從那以後,我面對父母親的態度平和了很多。我會心平氣和地引導他們不要總是待在家裡,多出去跟附近的老人們一起活動,看看別人的老年生活是多麼自在。

漸漸緩和的氛圍中,我直接地勸慰父母:“等你們百年歸世後,就讓小妹住養老院,不能讓她毀了你們大半的人生幸福以後,還讓我和大妹甚至我們的孩子被她所困擾,到時候我可以以監護人的身份常去看她,處理我應該處理的問題。”

我認爲我說到了父母親心坎上的一句話是:“如果你們實在是放心不下她,就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體,多擔待她幾年,畢竟你們在,就有人疼她。”

也許是二十多年來習慣了與小妹在一起的生活,痛苦也不成其爲痛苦了,也許是聽進了我的勸慰,父母似乎走出了小妹抑鬱症的陰影,漸漸地過上了正常老年人的生活:他們早上會一起去小區不遠的湖邊公園做老年健身操,回家吃完早餐後,父親看書寫字,母親操持家務;吃完午飯後,父親去樓下跟一羣老頭走象棋,他好爲人師,爲此常跟人擡槓,母親則去老年活動中心唱歌跳舞,常跟在一起玩的老太太們去逛街,買她認爲適合演唱穿的衣服,又成爲了我童年記憶中愛美愛俏的母親;晚上5點鐘,他們會準時一起回家吃晚飯,看電視,早早地睡覺,謂之“養生秘方”。

這一切讓以前整天只能面對小妹發愁的父母,心情慢慢好起來,對待小妹的心態也趨於平和,小妹的吵鬧反而好像少了很多。

今年1月,80歲高齡的父親竟獨自一人東詢西問,去社保局替年滿45歲的小妹辦理了重大疾病提前退休的手續,每個月2000多的退休金,似乎給父母親吃了顆定心丸。但是他們不敢讓小妹知道這件事,因爲小妹去年開始迷上了網購,成天買零食和一些派不上用場的物件回來,爲了應付這個開支,她去了一家服裝廠做了流水線上專門釘釦子的活,一個月不到1000的工資。母親說:“要是她知道有這筆錢,就不會去上班了。”

末了,母親又滿足地說:“她現在這個樣子,比以前強多了,至少是很少吵鬧了。”

我說:“應該說是上班有事做了,精神不空虛,人的心氣就順了,什麼毛病都慢慢好了。”

爲了小妹,父親和母親努力地健康地活着。

作者:溫手釋冰

編輯:唐糖

題圖:《白日焰火》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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