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韓延：致敬每個積極生活的人，這是時代賦予電影的力量
跨越2020年而來，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不僅在票房表現上跑出了領先姿態，更在人際間日益暈開明亮的社交色彩。（海報）
大面積降溫的工作日，兩張照片在微博上被熱議了許久。十多位大連海洋大學的師生志願者，給在宿舍樓隔離的學生們運送防疫物資，頂風冒雪，艱難前行。除了“致敬”，許多網友的評論裡都帶着一句可愛又暖心的話，“送你一朵小紅花”。
跨越2020年而來，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不單單在票房表現上跑出了領先姿態：上映八天後票房過九億元；它更在人際間日益暈開明亮的社交色彩。影片裡兩位抗癌少年彼此鼓勵的“小紅花”被觀衆“帶”出了影院，潛入了生活。“小紅花”在每個人珍視的童年記憶裡被重拾，成爲今天代表小小獎勵的意象。它被網友獻給奮戰在抗疫前線的英雄，被年輕人相互贈與在早起工作的途中，被每一個你我致敬身邊積極生活的人。“送你一朵小紅花”，儼然嚴酷冬天裡會心的溫暖暗號，佐證我們同舟共濟之路。
這般暖流深深觸動着導演韓延，讓這位80後確信，自己用溫柔筆觸描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以善意眼光凝視生活裡的難處，是有意義的。“其實我們拍電影或者其他文藝創作，都需要給受衆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癒。”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說，“電影印證着它所在的時代，時代也造就並左右電影的表達。2020年是個極不平凡的年份。作爲藝術工作者，對此不可能無動於衷。”他選擇在2020年將手中打磨了四年之久的劇本付諸拍攝，是因爲內心被某些東西反覆衝撞着——“這種感覺促使我去表達，我想這就是時代的力量”。
同在導演個人的“生命三部曲”之列，《送你一朵小紅花》常被拿來與《滾蛋吧！腫瘤君》作比。兩片相同之處，故事裡都有與病魔殊死較量的年輕人，都有無畏的熱愛。不同在於，前作出自真人真事，還有動人的漫畫打底，電影向一個真實存在過世間的勇敢少女致敬，筆力集中，感人至深；新作從零開始原創，勾勒了韋一航和馬小遠兩名抗癌少年命運相交的時光，也描摹他們背後的家庭、病友、陌生人，由點到面，觀察當今普通中國人的家庭，觀察芸芸衆生。
網上評價影片的催淚片段，有兩處得到了高度認同。一處源自韋家父母，爲了回答孩子那個最殘酷的問題——“我不在了，你們會如何過”，他們用笨拙的視頻錄下了尋常一日。畫面轉到十字路口，綠燈亮了，觀衆隨韋一航的視線目送父母穿過斑馬線，直到背影完全沒入人羣，心裡有根弦崩了。另一處的主角是老呂，剛失了愛女的父親枯坐路邊痛哭，一份不期而至的外賣暫時喚醒了他。袋子裡有份牛肉飯，是他一直捨不得吃卻總用來哄孩子的說辭，點單人署名“女兒”。
這兩幕都在韓延心頭“滾”了許久。早在2016年“十一”假期的某個晚上，他便寫好了過馬路的戲，“痛苦屬於留下的人，但離開的那一個內心也會有牽掛，不知自己的親人會如何面對失去。韋一航的父母就用他們的方式，給了孩子一個答案，鼓勵他珍惜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導演說，這是寄託了理想化的一種狀態，暗示父母可以毫無痕跡地融入普通人；這也是無比忠實於生活本真的樸素愛，“韋家父母和我們普通中國家庭的父母一樣，會鼓勵孩子，會呵護孩子，也會把悲傷隱藏起來”。這一段，他寫完後直到開拍也沒再改動。陌生人的外賣同樣是點滴生活的折射，是導演在北醫三院門口的親眼所見。人來人往間，一個提着大包袱的身影不算起眼，他走出醫院、坐在路邊，看車水馬龍。忽然有外賣小哥遞來一份盒飯，那人四下張望，似乎在尋找什麼。“看到那一幕我就想，遲早有一天，我要把它拍進我的電影裡。”
許多細部都是來自創作者對日常的真誠觀照。墊桌腳的紙巾、牆上的“抗癌食譜”、父親開完專車回家後迫不及待上廁所的身影、母親在菜市場爲省一毛兩毛掰下的葉子……當這些畫面在真實世界裡有跡可循，觀衆自然會爲之牽動情腸。所以，人們觀看《送你一朵小紅花》後被戳中的情感極爲豐厚。有人爲生命唏噓，有人爲友情、親情、淡淡的初戀滋味或病友間的守望相助而感動，也有人爲素昧平生者的同情久久不能平靜。
“這個社會之所以安寧和諧，因爲大家心裡有愛，很多人默默愛着我們，我們也默默愛着那些陌生人，我們是個充滿愛的民族。”韓延對這一點從未懷疑過，並想通過電影去傳達，因爲“這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特有的人文主義關懷”。
從情感上說，《送你一朵小紅花》是難免悲切的：兩個本該在最美年紀綻放的年輕人，卻時刻受着腫瘤、疾病復發、生離死別的威脅。疼痛的事、不容易的生活，還有少年身上“喪喪”的情緒，凡此種種，故事該怎樣講？
這個問題，韓延被問並自問了許多次，而答案未曾動搖。“從《滾蛋吧！腫瘤君》之後，我有一種堅持，不太希望拍那種得了病有多疼、在牀上輾轉反側夜不成寐的場景。”在他看來，那些東西無需贅言，真實的醫院裡時刻都在上演。他更願意從另一維度來咀嚼苦痛，比如韋一航應如何從“上天不公”的情緒泥潭裡掙扎出來，馬小遠的出現又是怎樣激發了韋一航身上潛在的對他人的關切、對生活的熱望。他希望用創作在一定程度上開解那些已經或即將失去摯愛的人們。
影片裡，少男少女高仿的環遊世界被拍得尤其輕靈：他們跑冰庫裡假裝在南極旅行，在建築工地上體驗撒哈拉，穿行於噴泉底下感受委內瑞拉大瀑布……“某種程度上，我是懷着對他倆深深的悲憫心來寫這段戲的。”韓延記得，他甚至有那麼一瞬想要故事停留在最美的地方，而最終往下推進，依然是出於表達者的追求。“這兩個孩子人生的高光時刻，就是對着充滿魚香肉絲味兒的煙囪吹風，在離不開的城市裡‘周遊世界’，這些我們觸手可得的情境、說走就走的旅行，對他們而言別有意義。”這可能也會反向觸動觀衆，普通人唾手可得的生活，是另一些人難以抵達的理想，珍惜當下、積極地過好每一天，便成爲電影的畫外音。
“我始終相信真善美的東西。”如是觀點，源於生活的沉澱。剛畢業時，韓延在老師推薦下拍了部支教題材的作品。他視之爲習作，卻在兩年後輾轉得知，有位大學生就是在看了這部影片後離開城市去往大山，決心支教一生。他也曾看過一段視頻：凌晨三點，兩位清潔工結束一天的工作。在公交站臺，其中一位掏出兩支熒光棒給老伴兒跳舞，慶賀生日。他還體會了自己轉變心情的歷程，起因只是司機關閉了遠光燈這一小小舉動。
太多小而美的事滋養着創作者，又被他化用在創作中。對這位80後導演而言，他更願意把創作者的本心視作現實主義的一種準則，“我一直告訴自己要保持乾淨的心靈去看待世界，這樣拍出的電影纔會治癒更多人”。就像電影的尾聲，韋一航以爲馬小遠離開後再也沒人會送他一朵鼓勵的小紅花；突然，羊羣路過，每一頭羊身上都化開了小紅花——這是生活的獎勵，只要你主動邁出積極的一步，美好會不期而遇。首席記者 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