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辯士的流金歲月─電影有聲書陳勇升的生命故事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八個字就是我人生最佳的寫照。我叫陳勇升，一世人幾乎都生活在南臺灣，勇健的外表就像我的名字，也跟大多數的歐吉桑一樣，有着憨直的樂觀。在還沒有便利商店的年代，經營一個小小的雜貨店，在臺灣的一角靜靜地看着社會一天天的進步。但是四十年前，我曾經做過現代人可能聽都沒有聽過的行業-「電影辯士」。
陳家親屬大多從事電影配音、伴奏配樂的相關行業。三叔陳江水（左一）爲當時電影「一顆紅蛋」辯士；父親陳安全（左三）爲光華影業老闆；四叔陳文傅（右四）爲樂師長。(陳勇升提供)
日據時代到光復初期，當時的電影是默片（日據時代稱無聲活動寫真），只有黑白畫面，沒有聲音，聽不到演員的談話對白、更沒有隨着劇情高低起伏、扣人心絃的電影配樂，雖然有字幕可以讓觀衆知道劇情的發展，但早年教育不普及，民衆大多不識字，根本看不懂電影在演什麼碗糕？所以當時「放電影」時，就會出現兩個現在早就看不到的行業-「伴奏樂隊」、「電影辯士」。伴奏樂隊一般會有三到五人，跟着情節現場演奏音樂，讓電影劇情更加生動；而電影辯士有一點像是現在的卡通或是韓劇的配音員，不同的是，電影辯士要詮釋幾十位演員的聲音、甚至還要呈現三、五個不同角色吵架時的不同聲音。當年沒有麥克風或是喇叭，電影辯士一個人就要撐完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最困難的是，電影辯士的旁白是無法NG重來，畫面一幕接着一幕轉動，即使說錯了也要硬着頭皮繼續說下去。
會吃這個頭路有一個真趣味的故事，我阿爸在日據時代是學校的老師，一路做到學校的校長，但是當時日本人瞧不起臺灣人，同樣是老師，日本人可以坐沙發，臺灣人只能坐藤椅，平常也愛欺負臺灣人，阿爸很有氣魄，有一次他看不慣還跟日本人的校長打架，後來乾脆辭職不做了。
1953年攝於小港戲院的老照片，爲早期默片時代留下紀錄。左起依序爲辯士陳勇升、放映師助手，看版繪圖師傅，放映師（陳勇升弟陳勇輝）。(陳勇升提供)
阿爸後來自己開電影公司，自己買日本片、歐美片，包下電影院四處放電影，臺南地方的鹽水、善化戲院幾乎都跑遍了。當時看電影是非常高級的娛樂，熱門的電影幾乎都會擠進超過五百位觀衆，而電影辯士的薪水高，有經驗的辯士知名度幾乎跟電影明星一樣。我很愛看電影，才十幾歲就跟着阿爸到處跑，重點是可以看免錢的電影，看着看着竟然對辯士的工作感到興趣，有一次阿爸請的辯士臨時生病請假，電影差一點要開天窗，我就自告奮勇上去當辯士，沒想到一做就超過二十年。
不要以爲我不愛念書，一天到晚只會看電影，因爲阿爸是老師、校長，我從小的功課就很好，高中讀的是臺南一中，也算是阿扁的學長，在當年是很不簡單的事情，只是後來唸書壓力大、功課重，我不甲意纔沒有繼續讀下去。當時十七、八歲當辯士沒有太多的經驗，更不會裝老人或是囡仔的聲音，最怕配音趕不上電影播放的速度，臺詞來不及唸完，所以只能拼命地趕進度把臺詞「唸完」，兩個小時下來，全身都被汗溼透了，聲音也啞了，但是我就是對這個工作有興趣。
當時我最怕碰到主角打噴嚏或是後母打小孩哭鬧的畫面，因爲對我來說，噴嚏真的很難想打就立刻打得出來，要裝也裝得不是很像；而小孩哭鬧的嘶吼聲音也不好模仿，但或許就是天公疼憨人吧！好幾次碰到這樣的畫面，往往現場真的就有觀衆非常湊巧地打了個噴嚏、或是真的就有小孩頑皮摔倒、或是被媽媽打得大哭，戲裡戲外巧妙呼應，往往引來觀衆鬨堂大笑，原本的親情倫理大悲劇立刻變成爆笑的喜劇片。
電影辯士的生涯，除了讓我從電影中體會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外，更重要的是對自己的自信與肯定，記得剛開始做辯士的時候，每次都緊張兮兮的，講錯一句話或是念錯一個名字都會非常難過，後來老師傅跟我說，「少年仔！你是在驚甚麼？難過甚麼？臺下五百個人沒有人比你更厲害，你說羊是白的，黑羊也會變白羊，卡有信心一點！」四十歲那年，臺灣的電影從黑白變成彩色，也從無聲變有聲，我也慢慢失去舞臺，轉行當起小雜貨店的老闆，但那時電影即將開場的喧鬧聲、散場後的熄燈寂靜，仍不時迴盪在我腦中。
陳勇升年輕時的青澀模樣。(陳勇升提供)
關於電影辯士
電影辯士簡言之就是電影說明者的意思，早期專門爲默片旁白、爲觀衆解說劇情的一種行業。「辯士」一詞系由日語「辯護士（律師）」衍生而來，由於電影辯士和律師一樣以口才維生，故稱「辯士」。早期當電影還是默片的時代，電影院需要「辯士」在現場爲觀衆講解劇情、傳達文本，隨着劇中人物的出場，忽男忽女，時而童聲，時而老嗓，讓觀看者「聲」歷其境，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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