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臺－從ESG、反ESG到反反ESG

這些反ESG陣營的論述，大致環繞着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主張－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是追求最大利潤，無須關心任何社會（或政治）目標；要求企業透過ESG濾鏡從事各種商業行爲無疑會減損獲利，這種「覺醒資本主義」（woke capitalism）是大走傷害股東權益的回頭路，也明顯違反完全競爭市場的自由原則。

因此，自去年開始萌發的反ESG趨勢（2022年全年全美各州提出超過40項反ESG法案），今年截至4月初，全美各州（主要是共和黨州）的反ESG法案數量已暴增至百項，其中有七項已成爲州法律，用以限制州政府（旗下公共年金基金）及該州企業在ESG領域上的投資與經營。

來自政界的干預，讓ESG作爲蒙上了泛政治化的陰影，在美國甚至上升至聯邦政府層級，迫使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3月底首次動用其總統否決權，推翻了一項共和黨反對年金基金管理規則的法案（禁止勞工部允許退休基金將ESG因素納入管理原則）。拜登說：這項法律會讓基金經理人考量風險的行爲違法，進而威脅到全美老年人的儲蓄。

贊成與反對，漸趨兩極化的態勢，似乎讓人對ESG的未來很難樂觀；雪上加霜的是，上個月倒閉的美國矽谷銀行（SVB），在各種ESG評比中幾乎都是名列前茅的模範生，依舊難逃關門被接管的命運，教人如何相信企業界喊得震天價響的ESG，真的能爲世界帶來永續？

持平而論，由於ESG風潮的快速崛起，各種五花八門的評比或競賽，的確如雨後春筍般地迅速增加；但是否能真正衡量出一家企業的ESG純度，則是見仁見智（甚至有待商榷）。原因在於不同產業的商業樣態、經營模式差異極大，很難建立可以一體適用的量化標準；再者，即便是相同產業的個別企業，其營運利基也不盡相同，自然會發展出形態迥異的ESG作爲，殊難一較長短。這也是歐盟近年來將永續發展重點，聚焦於淨零排放（E）領域（較容易量化）的根本原因。

但，如果我們試圖撥開這些正反紛陳的重重迷霧，直探企業如何獲利的核心叩問，答案應該是－持續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各種需求，方能讓企業擁有生存與發展的機會；換句話說，消費者對於企業投入ESG的看法，纔是這一股ESG浪潮能否系之不墜的關鍵。

根據美國知名環球策略集團（Global Strategy Group）的最新報告顯示，近8成的美國人認爲企業應該採取行動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這個比例在過去五年內沒有顯著變化；另一份由麥肯錫（McKinsey）與尼爾森（NielsenIQ）聯合發表的2018～2022研究也指出，「美國消費者確實關心永續，並願意用錢包支持」，即便是替代選擇很多的日常消費品，都有超過6成的受訪者願意多花錢購買永續產品，更有78％的消費者表示，永續生活方式對他們很重要。

簡言之，真正希望政治插手干預或懲罰企業實踐ESG的美國人比重並不高；相較於反ESG，美國人更期待政治人物把心思放在如何抑制通膨或調高薪資等更緊迫的經濟問題。

更何況，對於許多受到極端氣候影響、天災成本大幅飆升的跨國企業來說，考量環境風險因素已是無法避免之重；後疫情時代的勞工身心平衡、社會和諧共好，也勢難輕忽以待。所以，十多家華爾街金融巨頭，如貝萊德（BlackRock）、凱雷（Carlyle）、TPG資本等，近來不約而同發出警示：「反ESG，恐成爲新的金融風險」。

「物極必反，勢強必弱」。從ESG、反ESG，也許我們很快會看到「反反E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