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兩廳院:成爲2,300萬人不可或缺的場館

國家兩廳院。(圖/國家兩廳院提供)

成立逾33年的國家兩廳院,過去是唯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衆人仰望、也有諸多包袱。而今,臺灣正式進入多場館時代,兩廳院在壓力稍稍舒緩的同時,競爭危機感也悄然降臨:老店要如何刷新招牌持續保鮮?在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想塑造出什麼樣個性的場館面貌

場館小檔案。(製表/蔡淳任)

※資料來源:2019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年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10年度預算案、國家兩廳院官方網站

成立逾33年的國家兩廳院,過去是唯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衆人仰望、也有諸多包袱。而今,臺灣正式進入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在壓力稍稍舒緩的同時,競爭與危機感也悄然降臨:老店要如何刷新招牌持續保鮮?在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想塑造出什麼樣個性的場館面貌?

最大的目標是爲了培養「未來公民

藝術總監劉怡汝提出兩廳院三階段目標:首先是現刻進行的「人人共融」,每個人都能自由自在進入場館,爲第二階段「多元思辨」鋪陳。劇場應創造一個場域,提供多元思辨的空間和管道,人們有在此表達不同思維的權力,因爲劇場存在最大的目標是爲了培養「未來公民」。

三階段的發展核心,我們或可這樣分析:「人人共融」針對民衆,「多元思辨」透過節目傳遞場館觀點,「未來公民」指的是劇場的社會實踐。民衆、節目和社會實踐,除了迴應劇場的古典定義「觀看之所」之外,作爲當代展演場館,兩廳院目標是與大衆建立更深刻的連結,與社會脈動相呼應。於此,從新官網上線、售票系統砍掉重練、共融計劃的推動、與國內外場館串連交流等,都是兩廳院希望將觸角擴展到更寬廣的層面。

一直以來,兩廳院就像兩座大宮殿,由裡到外塑造出一種菁英姿態,在「文化平權」的主流意識下,殿堂「與人的距離」終究要改變,特別是「太陽花學運」之後,臺灣進入新公民崛起的社會,年輕世代打破政治冷感的沉默,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議題的討論,也反映在藝術創作對議題的關注上。

劇場是爲所有能走進來的人而存在

國表藝場館來說,劇場「公共性」之無懸念,乃是每年經費過半來自國家挹注,也就是納稅人的荷包。兩廳院每年經費8億,其中國家撥款4.5億,自籌款4億。兩廳院票房收入9千萬至1億,其餘仰賴贊助。劉怡汝計算,每年四廳檔期座位完售胃納量約1百萬人,與每年8億經費不成比例,也意味了場館經營者無法迴避「讓每個座位發揮最大效益」的課題

過去兩廳院「一館獨大」,毋需特別行銷觀衆自然靠攏,30多年來培養出核心觀衆羣專業又挑剔,這羣觀衆理所當然被視爲場館要服務的對象。不過,既然是國家挹注,服務的對象就不可能限縮於藝術家和會進劇場的觀衆,而是「全民」。「劇場是爲所有能走進來的人而存在」,節目企劃部經理施馨媛認爲,民衆可以選擇不進來,「但當他想進來的時候,劇場就不應該有任何阻擋他的障礙。」

近來兩廳院推動的共融環境包括:「輕鬆自在場」給被排斥入場的親子、不能久坐者,爲視聽障礙者提供口述影像情境字幕,提供托育服務,爲閱讀困難者發展「易讀本」節目冊,甚至廁所洗手乳換成無香產品,開放表演藝術圖書館等,另針對青少年、樂齡和跨世代交流提出「青銀計劃」,讓「共融」成爲劇場DNA。

打開劇場的方法,節目是其一,還有公共服務、社羣連結等,但大家往往都只關注節目。「共融劇場」挑戰傳統劇場的想像,兩廳院摸索如何獲得藝術家、企業和其他場館認同並加入「共融」之列,所幸,「輕鬆自在場」獲得企業認同且贊助,團隊也從擔心傷害作品完整性,到去年雲門定光》、無垢《花神祭》、唐美雲《光華之君》等節目,團隊主動表達參與口述影像、情境字幕的製作。兩廳院今年將舉辦共融的座談會,也會製作「共融劇場懶人包」供團隊參考。

然而,兩廳院最大的「公共性」卻發揮在外租與主辦節目比例上:外租節目60-65%,兩廳院主辦節目35-40%,在被要求釋放公資源、不與民爭利下形成這樣的比例充滿矛盾:國家場館若以租場地爲要務,我們期待它形塑何種面貌?

藝術節要達到社會影響力

每年兩廳院TIFA節目公佈,好比金馬影展片單揭曉,可謂經營有成、觀衆回饋高的品牌。兩廳院主辦節目的國內外佔比爲7:3,因國外節目檔數有限(約20檔)需得精求,每年內部會舉辦諮詢會議,商討兩年後邀演的節目名單。

主辦節目依其定位是: TIFA臺灣國際藝術節,夏日爵士,「新點子實驗場」和「秋天藝術節」。TIFA強調啓發性,帶進國外受肯定、富分量的年輕導演作品,也是國內外節目拚臺的「世界之窗」。「秋天藝術節」整並「舞蹈秋天」和「劇場藝術節」而來,主打議題策展,去年首屆探討「社會暴力」(注),西班牙節目《真,她媽的!》討論伴侶關係隱藏「以愛爲名」的暴力,在社羣媒體引發熱議,Google爲此改變演算程式。今年議題探討「階級」,2022年也已訂出「和解」。

劉怡汝分析挑選節目的標準,品質是基本,能否達到多元思辨是其二,再者是影響力,「若投入大量資源只爲說服兩個人,即便藝術價值很高,我就要思考:做這件事情有沒有達到它的公共性?」

議題策展是否會不利票房?劉怡汝不否認內部有此擔憂:「議題搞這麼重,不甜很難賣。不甜我們也要試着賣。」「未來公民不能對議題麻痹無感,不能只求一個晚上的美好回家就忘記,藝術節要達到社會影響力。」

讓場館和創作者關係更緊密

過去,兩廳院與團隊大多是買賣關係或委託製作,現在Bravo Taiwan平臺延續委制,針對創作和經營能量成熟的團隊;此外,兩廳院嘗試發展:提供創作團隊前期研發費並參與討論,階段性呈現後評估,是否再投下資金完成製作。

以去年首次執行的「新點子實驗場」R&D爲例,從42組公開徵件選出六組,提供各30萬研發費,期間兩廳院提供工作坊、導師協助等,半年後團隊做階段性呈現,再選出3組提供製作費,於2022年「新點子」登臺演出。

這樣的作法看似能讓場館和創作者關係更緊密,但也挑戰過去認知上,兩廳院是提供資源、支持創作的行政者角色,「只要兩廳院開口,就一定能上舞臺」的默契,現在充滿變數。這樣的轉變,創作者能否接受?

有鑑於一檔節目製作動輒幾百萬、千萬,劉怡汝認爲:「不能到了舞臺才知成敗,那是幾千名觀衆一起埋單。與其一筆錢投下去就是上百萬,最後在舞臺見真章,我們希望研發階段就能調校彼此的目標,擴大容錯率。」

「兩廳院不只是承辦節目的角色,我們不會要藝術家改作品,但場館同樣是受衆,責任是對外溝通,當受衆有疑惑,創作者能否迴應?」這也須先克服會計項目並沒有可供「研發」覈銷的技術問題,「得說服財務我們需要研發,這代表我們會投入一筆錢,但最後可能沒結果。」

「找尋共制夥伴」與其他場館建立關係

場館之間締結夥伴關係打團體戰已成趨勢,館際合作節目共制、邀演、資訊交流等分享。兩廳院以前巡演多半基於公益或推廣,現則以「找尋共制夥伴」的方式與其他場館建立關係,「不是被動承接節目,必須要以主辦單位的身分提出行銷宣傳和推廣規劃,如果能進一步到兩廳院挑選作品,纔是達到我們期待的目標。能邀演就是對作品的肯定,讓更多人看見作品並擴大社會影響力。」

館際合作也彌補兩廳院缺乏中型劇場的不足,如TIFA曾與雲門劇場合作,同時打破作品非上兩廳院演出不可的迷思。

2017年,節目企劃部成立「國際發展組」,任務是和國外場館建立對等合作關係,目前已有共制、結盟、互相推舉藝術家等合作模式。今年TIFA,兩廳院將聯合雲門劇場、臺灣戲曲中心、牯嶺街小劇場共同策劃「Taiwan Week」,邀集臺灣團隊演出,並由兩廳院邀請國外劇場總監、策展人來臺,創造團隊與國際媒合的機會。

接下來要想的是「變成不可或缺」這件事

任職至今,思考兩廳院的藍圖是什麼?劉怡汝提到數年前參加「國際表演藝術協會」(ISPA),一位劇場顧問分享的見解:一個劇場的發展,從求生、找到可以維持營運的模式,接下來要想的是「變成不可或缺」這件事。

兩廳院要怎麼成爲臺灣社會不可或缺的劇場?

大衆對劇場的想像仍停留在「節目」之上,很少檢視創作者與公共性的關係、觀衆的需求等課題,「我們提出想做的方式和方向,但如果大家不喜歡以前的樣子、卻又不喜歡改變,整個產業就會停留在迴圈裡打轉。」劉怡汝打個譬喻:「我希望兩廳院的影響力能像我家冷氣,你感受不到它狂吹在臉上的不舒適感,但你會隨着它呼吸和享受。」

注:2020年首屆「秋天藝術節」因疫情導致多檔節目取消或延後演出,《真,她媽的!》爲唯一來臺演出的外國作品。

本文作者:吳垠慧

(本文摘自《PAR表演藝術 1月號第337期》)

《PAR表演藝術 1月號第3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