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百年後的今天趙家樓變爲飯店，外頭掛着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遺址說明牌。（本報資料照片）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聯經出版提供）

編者按《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由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此書以衆聲喧譁的形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於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爲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盪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

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

1919年五月二十日的《晨報》，報導「北京學生聯合會日前開會決議，從昨日起一律罷課，以爲最後的力爭」，並截錄學生的《罷課宣言》和《上大總統書》。我感興趣的是，上述兩份文件已經正式使用「五四運動」這一概念。

和黑暗勢力相鬥

前者將「五四」運動的性質，定義爲「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後者則稱曹、章、陸之賣國與攘權，「輿論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絕罪」，故「五四運動實國民義憤所趨」。這兩份文件的作者不詳，倒是五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羅家倫以筆名「毅」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開篇即是「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羅文着力表彰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的「犧牲精神」，並且預言：「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之元素。」

對於這場剛剛興起的運動，國人投入極大的熱情，報刊上的文章幾乎一邊倒，全都認定學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罷市實錄》（六月）、《民潮七日記》（六月）、《上海罷市救亡史》（七月）、《五四》（七月）、《青島潮》（八月）、《學風潮記》（九月）等書的出版，更令人驚訝出版界立場之堅定、反應之敏捷。

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羣衆運動，竟然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實在罕見。從一開始就被作爲「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運動，八十年來，被無數立場觀點迥異的政客與文人所談論，幾乎從未被全盤否定過。在現實鬥爭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牽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統，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輕心。「五四」運動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門莫測高深的大學問。面對如此撲朔迷離的八卦陣，沒有相當功力，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於是，退而求其次，不談大道理，只做小文章。相對於高舉經過自家渲染與詮釋的「五四旗幟」，若本文之「小打小鬧」，只能自居邊緣。

邊緣有邊緣的好處，那就是不必承擔全面介紹、評價、反省「五四」運動的重任，而可以僅就興趣所及，選取若干值得評說的人物與場面，隨意揮灑筆墨。舉個例子，談論「五四」遊行對於中國社會的巨大沖擊，歷來關注的是學生、市民、工人等羣體的反應，而我更看重個體的感覺。衆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爲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迴避意識形態的「污染」。將其與當年的新聞報導以及檔案資料相對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穫。

「觀察者」的位置

至於「五四」那天下午，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裡陪二弟的冰心，從前來送換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學生正打著白旗遊行，「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冰心，〈回憶五四〉）；在趙家樓附近的鄭振鐸午睡剛起，便聽見有人喊失火，緊接着又看見警察在追趕一個穿着藍布大褂的學生（鄭振鐸，〈前事不忘〉）；從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歸來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說道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這火是北大學生們放的」（沈尹默，〈五四對我的影響〉）；遊行的消息傳到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聞一多寫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偷偷貼在食堂門口（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諸如此類生動有趣的細節，在爲「五四」那天的遊行提供證詞的同時，也在引導我們進入「觀察者」的位置。這些注重細節的追憶，對於幫助我們「觸摸歷史」，比起從新文化運動或巴黎和會講起的高頭講章，一點也不遜色。

正如孫伏園所說的，「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孫伏園，〈回憶五四當年〉）。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這麼說來，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古希臘的哲人早就說過，人們無法兩次進入同一條河流。所謂「回到現場」，只能是藉助於可能採取的手段，努力創造一個「模擬現場」。而創造的「過程」本身，很可能比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更爲迷人。聽學者們如數家珍，娓娓而談，不只告訴你哪些歷史疑案已經揭開，而且坦承好多細節衆說紛紜，暫時難辨真僞。提供如此「開放性的文本」，並非不負責任，而是對風光無限的「回憶史」既欣賞，又質疑。對於「五四」運動的當事人來說，「追憶逝水年華」時所面臨的陷阱，其實不是「遺忘」，而是「創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極高，大量情節「衆所周知」，回憶者於是容易對號入座。一次次的追憶、一遍遍的複述、一回回的修訂，不知不覺中創作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聯翩，繼而移步變形，最終連作者自己也都堅信不移。面對大量此類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丟棄了太可惜，引錄呢，又不可靠。能考訂清楚，那再好不過；可問題在於，有些重要細節，根本就無法復原。「並置」不同說法，既保留豐富的史料，又提醒讀者注意，並非所有的「第一手資料」都可靠。（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