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推進博士生統籌招生、貫通培養

博士研究生教育處於國民教育頂端,肩負着高層次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的重要使命,是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在國內國際形勢日趨複雜的當下,突破“卡脖子技術前沿技術迫切需要自力更生,亟須加強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和戰略儲備。因此,博士研究生教育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期待。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就研究生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創新體制機制,大力推進博士生統籌招生、貫通培養,使其適應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

當前我國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不足與制約

博士生總體規模偏小,生源質量有待提升,生源範圍有待擴大。據統計,2019年全國共招收研究生91.65萬人,其中,博士生10.52萬人,碩士生81.13萬人。在學研究生286.37萬人,其中,在學博士生42.42萬人,在學碩士生243.95萬人。畢業研究生63.97萬人,其中,畢業博士生6.26萬人,畢業碩士生57.71萬人。雖然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數量逐年遞增,絕對體量已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但從博士、碩士人口比看,我國博士人口比是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碩士人口比是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遠低於發達國家。

雖然我國大部分雙一流高校設置了直博、碩博連讀、中外聯合培養等貫通培養項目,但是整體比例依然很低,特別是直博生,在全國範圍內約爲招生總數的10%,碩博連讀生的比例也僅有30%左右。直博生的生源侷限在推薦免試研究生,且錄取專業類型受限;碩博連讀生只能從本單位在讀碩士研究生內部選拔,由此,絕大部分應屆本科畢業生和往屆學士學位獲得者缺乏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的途徑,嚴重限制了博士研究生的選才範圍。

此外,目前在國外一流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無法被錄取爲直博生,造成不少優秀生源流失。據《2019年度美國門戶開放報告》顯示,2018―2019年間,中國大陸留學美國總人數爲369548人,佔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33.7%,其中本科生有148880名,研究生有133396名。隨着美國對我國高端科技封鎖和制裁加劇,這些研究生有望成爲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搶佔科技戰略制高點的重要資源,因此,亟須推進博士研究生、特別是直博生的招考機制改革,支持留學生回到國內繼續深造。

博士生學制安排趨同化創新能力與國家戰略需求結構不相匹配,培養環節有待貫通。當下,我國不同類型、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學制安排存在一定程度的趨同化現象。比如,不少大學的工程專業學位博士與工學博士的培養方案差異不大,導致了我國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機械化與相對單一化,博士生創新能力與國家科技創新結構及戰略需求顯著不適應,亟須在博士研究生培養體系和學制安排中做出調整

長期以來,我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實踐實訓體系、過程管理、學位論文撰寫、出口標準等環節上相對獨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學習環節的重複設置,延長了學習時間,降低了培養效率。當前以碩博連讀爲主要類型的貫通式培養項目和中外合作培養項目,多由不同院系或高校在不同階段進行“接力式”培養。受到不同高校院系師資力量和培養理念的影響,在學習環境、學習內容、教學模式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未能實現真正的“貫通”培養,影響了博士生培養效率與培養質量。

此外,我國大多數高校在設計博士生貫通培養流程時缺乏動態分流的有力抓手,課程考覈、中期考覈、實踐考覈、資格考試等環節的質量監控手段多流於形式,博士生貫通培養的分流淘汰機制建設滯後、執行乏力。據2019年對全國410個博士培養單位的調查數據顯示,有211個單位未制定分流淘汰辦法。在制定了中期分流淘汰辦法的199個單位中,也僅有19個有明確的分流淘汰比例,其中至少有11個單位幾乎沒有實現真正的分流淘汰。

博士生培養投入結構單一、待遇偏低,經費保障有待進一步加強。我國大學以公立爲主,辦學經費長期依賴國家財政投入,經費結構相對單一,直接投入博士生培養的比例相對有限。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財政經費投入基本遵循“基本支出+項目支出”的管理模式,靈活性與適應性不足,造成貫通培養模式下的彈性化學習時限難以與財政資源完全契合。據統計,我國博士生延期畢業率在40%以上,不同學科差異較大,博士生在超出正常畢業年限後的資助和住宿等資源缺乏應有保障。

此外,相對於經濟發展速度,我國博士生的津貼增長相對滯後、待遇相對偏低。同時,由於信息不對稱、監督不到位等多種原因,一定程度上還存在着博士生助研助教經費發放不及時、不足額問題。因此,亟須建立一套與博士生彈性學制相適應的財政撥款和經費保障制度,使廣大博士生體面生活、潛心學術

多措並舉,加快推進博士研究生統籌招生貫通培養

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推進統籌招生,進一步拓寬選才範圍。一方面,允許各高校根據國家戰略、產業需求、高校辦學定位、學科特點和資源條件等,統籌招生計劃,自主確定研究生培養類型和培養模式。允許部分高水平大學試點實施調節性博士生招生計劃。同時,尊重不同學科、專業的內在發展規律,制定差異化的學制標準,允許各高校在標準線上下浮動。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優化招錄方式,不斷拓寬選才範圍。建議進一步深化實施“申請―考覈制”,充分調動培養單位的積極性和自主性,鼓勵培養單位根據學科特點制定評價標準,設置多樣化的直博項目、碩博連讀項目,提高研究生貫通式培養水平。允許海內外獲得學士學位的留學生通過“申請―考覈”方式進入博士研究生培養項目。

明確培養目標定位,強化科教融合產教融合,實施貫通培養。首先,從國家戰略及全球競爭趨勢出發,前瞻性地對博士研究生教育定位、培養目標做出戰略性調整,瞄準世界前沿和戰略必爭的關鍵領域,調整培養方向和培養目標,重點培養國家急需的高層次人才。其次,在課程體系上,以學科爲基本單元,統籌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知識結構、社會實踐和學位論文等方面的要求,打通基礎課程設計,重構遞進式課程體系,提升研究生學習過程中知識傳遞和學術訓練的連貫性和適應性。再次,深化科教融合和產教融合機制,鼓勵高校加強與地方政府、科研院所、行業企業的深度合作,充分整合各類教學與科研實踐資源,鼓勵博士生面向學科前沿和產業需求,開展原創性科研創新活動,爲解決“卡脖子”技術做好實踐探索和技術積累。最後,實行研究生動態管理,逐漸形成合理淘汰與有序競爭並存的培養格局,在強化資格考試和年度考覈的同時,充分尊重學生意願,使學生入學後擁有充足的學術生涯規劃、選擇權,提供結業、肄業、“博轉碩”等多渠道分流選擇途徑。

統籌國家財政撥款,進一步優化投入結構,大幅度提高博士生待遇。建立由政府撥款、學費收入、科研經費、社會資源等多渠道構成的博士生教育投入機制,從獎學金、研究基金貸學金等方面爲博士生提供更多經費支持。首先,在“基本支出+項目支出”基礎上,探索動態化、可調整的財政支付模式,將動態的資源投入嵌入到博士生貫通培養之中。其次,整合當前創新創業、產教融合與科教融合等政策資源,積極探索多主體聯合培養模式,促進資源與要素多元化投入。再次,探索科研經費反哺博士生培養的新機制,打通各類科研經費反哺博士生教育的渠道,制定階梯式資助標準,大幅提高博士研究生待遇。最後,完善社會籌資機制,通過社會捐贈設立科研挑戰基金、國際交流基金等,爲博士生提供額外的科研實踐經費和生活補助。

(作者:林成華文文,分別系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浙江大學研究生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