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地僧"深圳國資:重整方正出手萬科 資產超4萬億
此前，經過多輪競爭性選拔，深圳國資委旗下特發集團、珠海華髮集團、中國平安組成的聯合體，已確定作爲方正集團的重整投資者。
最終，深圳國資委旗下深超科技作爲投資聯合體之一參與重整，單獨併購方正集團持有的方正微電子全部權益。
這只是深圳國資的一次平常出手。
從出手萬科（000002.SZ）、紓困一大批民營上市公司，再到馳援中國恆大（03333.HK）和華爲榮耀、入主中集集團（000039.SZ/02039.HK），進而入股蘇寧易購（002024.SZ），深圳國資頻頻以“白衣騎士”身份現身資本市場，堪稱投資界的“掃地僧”和“抄底能手”。
大手筆不斷，深圳國資引起廣泛關注。
“原來我們是處於潛水狀態，最近潛不下去了。近期深圳國資投資收購行業頭部企業的情況，包括國務院國資委等都很關注。”在2021年3月30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深圳國資委主任餘鋼首度就對外投資併購作出迴應。
這些年，深圳國資在產權、監管、經營機制上走出了一條深圳特色的改革之路，創下40年總資產增長2.46萬倍的奇蹟，吸引各地國資委和國企前來調研學習。
5月13日，深圳市國資委發佈《2020年度深圳市屬國資國企社會責任報告》，亮出“家底”。截至2020年年底，深圳國資國企總資產突破4.1萬億元，淨資產超1.4萬億元，市屬國資資產證券化率達58.8%。即使在全國省級國資體系中，深圳國資的總資產、淨利潤規模都排名靠前，分別爲第四和第二位。
這一切是如何煉成的？爲何深圳國資總能精準“抄底”？改革下一步怎麼走？
5月21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深圳國資的對外投資是時代之需，體現了國資責任擔當。
據他預計，在“雙區驅動”背景下，深圳國資未來仍將堅持功能定位，在有市場需求、能發揮優勢、須承擔責任的領域“該出手時就出手”。
“白衣騎士”精準“抄底”
投資界“掃地僧”，不是浪得虛名。深圳國資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一鳴驚人，化解“萬寶之爭”是深圳國資的經典之役和成名之作。
這場併購與反併購攻防戰糾葛多時。初期，姚振華執掌的寶能集團一躍成爲萬科第一大股東。此後，王石和萬科開始反擊，多方勢力下場博弈。2015年12月，萬科緊急停牌，並在4個月後引入深圳國資委旗下深圳地鐵。
2017年，深圳地鐵動用663.72億元，從華潤集團和中國恆大手中接下萬科共計29.38%的股份，成爲第一大股東，“萬寶之爭”終落幕。經此一役，深圳國資名聲大震。
這一模式，屢試不爽。此後，深圳國資多次出現於企業“危難之際”。
2018年，是深圳國資大舉進軍資本市場的一年。當年，宏觀經濟去槓桿，深圳當地大批民營上市公司陷入資金困境。同年9月，深圳開先河，推出深圳市優質上市公司流動性風險共濟機制方案。深圳國資委協調150億元專項資金，撬動300億元紓困資金，化解上市公司因股權質押引起的重重危機。
“可以清楚地發現，‘救急不救窮’是深圳國資對外投資、紓困所堅持的原則。”一名熟悉深圳國資的市場人士向時代週報記者評價說。她還透露，投資前，深圳國資均會對標的企業“做很詳盡的盡調，避免踩雷”。
一年後，深圳國資累計爲55家上市公司提供股權或債權融資，涉資277.5億元。這些上市公司均基本面上佳，業務結構穩定。紓困過後，深圳國資成爲知名AI安防企業英飛拓(002528.SZ)、國內供應鏈行業龍頭怡亞通(002183.SZ)等民營公司的實控人或第一大股東。
步入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多家民營上市公司深陷困境，深圳國資再度出手。
2020年上半年，中集集團虧損1.83億元，淨利潤同比下滑126.89%。同年8月，深圳國資入主中集集團，而在2020年前三季度，中集集團實現淨利潤8.8億元，同比增長21倍。
深圳國資也同樣是在危機時刻出手馳援華爲榮耀和中國恆大。受制裁圍剿，華爲出售榮耀，深圳國資於2020年11月牽頭接下了榮耀；在中國恆大借殼深圳國資房企深深房A（000029.SZ）A股上市計劃宣告失敗之後，深圳國資旗下深圳人才安居集團又以200億元承接前期戰略投資者退出的股份。
此前中國恆大以借殼爲契機，分三輪引入1300億元戰投資金，其中蘇寧向恆大地產投資200億元。借殼告吹，蘇寧易購也受到牽連，資金鍊緊繃。深圳國資再次出擊。2021年2月，深圳國資委旗下鯤鵬資本和深圳國際（00152.HK）下屬公司深國際，分別以96.63億元、51.54億元的價格拿下蘇寧易購15%和8%的股權，兩家合計持股達23%，使得深圳國資成爲實際上的第一大股東。
在資本市場，深圳國資已織就一個龐大譜系。截至2020年底，深圳國資委旗下總共有29家直管企業和30多家上市公司，還有多家戰略參股企業。更難能可貴的是，深圳國資委直管企業中沒有一家虧損，全系統沒有一家殭屍企業。
金融行業分析師王赤坤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國資都保值增值的訴求，日常經營擴張能力有限，“併購是快速做大業務規模的有效手段”。儘管民營上市公司遭遇困境，但大多隻是臨時的資金危機，資產質量仍然優良，“這些企業渡過難關後，國資也可獲得較高回報，自然有利於國有資產增值”。
投資邏輯轉向
地方國資是服務區域發展的主力軍，深圳國資的對外投資是深圳城市、經濟發展戰略的集中體現。
深圳國資近年投資領域，涵括地產、電商、新一代信息產業、海洋經濟、供應鏈、智慧城市等。這些產業均與深圳經濟發展戰略相關，深圳正逐漸改變以往將重心放在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的格局。
據深圳國資委官網，2005年，深圳市屬國有經濟率先在全國完成一般競爭性領域劣勢企業的改制退出，以及佈局結構戰略性調整任務，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到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和關係國計民生的領域。2014年，60%以上國有資本集中到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領域，15%左右集中在金融、準金融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
國有資本的重心轉移也發生在2014年，這與深圳國資國企改革密切相關。
2014年10月，深圳市政府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深圳國資國企改革的總體方案》，提出推進85%以上國有資本集聚到“一體兩翼”產業體系。“一體”即指基礎性產業，“兩翼”則包括金融、準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及戰略性新興產業。
兩年後，深圳國資改革提速。
2016年，深圳國資委提出“大國資”戰略，要求在鞏固國企“強而優”的基礎上，開展“走出去”併購重組，推動國企併購重組做大做強。深圳國資入主萬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
當時，深圳國資國企改革已走在前沿，但問題依舊不少，與北京、上海相比仍有差距。
2018年年初，深圳市委巡察組對深圳國資委黨委進行巡察，指出種種不足：諸如國資總體規模小，綜合實力不強，與做強做優做大國資的要求有明顯差距。此外，深圳市屬國企總資產僅爲北京的57%、上海的16%，增加值僅佔全市GDP的5%，遠低於上海的25%、北京的13%，對全市經濟的貢獻度較低，與深圳城市地位、經濟體量不相匹配；缺乏有較強影響力、帶動力的大企業、大品牌。
同時，深圳國企產業佈局結構不盡合理。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金融、地產、新興產業等產業板塊的淨資產佔比分別爲59%、17%、8%和2%，“一體兩翼”產業板塊發展不平衡。巡視組要求深圳國資委對上述問題進行整改。
2019年7月，國務院批覆《深圳市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深圳成爲全國率先開展綜改試驗的兩個城市之一。《方案》提出，市場導向是深圳國資國企綜改的一個基本原則，要實施“上市公司+”戰略，除大力推動國有企業上市、創造條件實現集團公司整體上市外，也要加大市場化併購上市公司力度，推動國有資產向上市公司集中；到2022年，深圳市屬國企總資產力爭達4.5萬億元，並打造1至2家世界500強企業。
在綜改之下，深圳國資的投資重心向金融、零售、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傾斜，“走出去”步伐加快。
餘鋼表示，深圳國資投資遵循 “三個原則”：首先是堅持戰略匹配，任何收購必須要匹配深圳的城市發展戰略、深圳國資的戰略佈局；其次是堅持實現國資保值增值的目標；第三是堅持合作共贏。這三個原則是深圳國資進行資本運作和收購相關行業頭部企業着重考慮的問題。
深圳國資的多次出擊均可見戰略目的。入股蘇寧易購，既彌補了深圳沒有大型電商企業的短板，也是深圳構建“雙循環”現代流通體系的重要一步。深圳國資入股後，蘇寧易購將在深圳設立華南總部。投資中集集團和海蘭信則與深圳發展海洋經濟戰略密切相關。集成電路產業也是深圳國資的重要投資方向，今年3月，深圳國資聯手中芯國際豪擲153億元造晶圓。
5月20日，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長張孝榮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深圳國資與中芯國際合作，其投資邏輯是立足於服務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孵化，着眼於深圳重大產業項目資源和人才團隊引進，通過市場化、公司化的方式對接全球產業龍頭。
“深圳民企發達，市屬國企大多集中在社會公共事業和民生板塊，比較缺乏科技等類型大企業，與深圳地位不相稱。深圳國資委近年連續投資各行業頭部企業，表明了其對深圳定位有了新的認識，跳出深圳來看深圳。”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在“雙循環”和“雙區”建設的背景下，深圳國資未來在投資大企業方面的動作可能會更頻繁，尤其是在科技創新、人工智能等領域。
對標淡馬錫
對標學習淡馬錫，是深圳國資的關鍵一招。
“深圳國資委一直將淡馬錫模式作爲探索的方向，特別是面對日趨完善和開放的國內資本市場，我們不進則退。” 深圳國資委在2007年工作總結和2008年工作計劃中表示，改革創新的關鍵，就是瞄準“標杆”，這個“標杆”就是新加坡淡馬錫的企業化、市場化運營模式。
淡馬錫是新加坡政府100%控股的國際投資公司，自1974年成立以來，複合年化股東總回報率爲14%，堪稱全球最成功的主權投資基金之一。
所謂“淡馬錫模式”，是指國家控股、市場化競爭、公司化運作、集團化管理的國有資產管控模式。其本質是要求國有資本市場化高效運作，主要精髓在於有良好的管理機制，如政企分開、高效的董事會制度等。
2007年、2010年、2017年，深圳先後三次組團趕赴新加坡，前往淡馬錫學習考察，並多次開展專題研究。2016年，爲解決國資國企單項試點式改革容易產生的碎片化問題，深投控率先開展對標淡馬錫綜合改革試點。
作爲深圳唯一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深投控是深圳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重要抓手，2018年入選國家國企改革“雙百行動”。同年，深圳市政府審議通過了《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對標淡馬錫打造國際一流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實施方案》，在資本運作、產權變動、借款、擔保等14項事項上提出授權改革舉措。
深圳國資委向時代週報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深圳國資委在完善國資監管體制上先行示範。全面落實以管資本爲主完善國資監管的要求，完善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打造一流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實現授權與監管相結合、放活與管好相統一。
近日，深投控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司改革主要思路是圍繞“國資管資本授權體制改革”和“公司市場化經營機制改革”兩條主線進行，聚焦授權體制、公司治理、選人用人、激勵約束、投資管理、風險管控等重點領域探索實踐、形成示範。
“公司在改革中創新授權體制，堅持放活與管好相結合，加大授權放權力度，層層‘鬆綁’提高經營決策效能。” 深投控方面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深圳市國資委對深投控加大授權，將投資、產權變動等多項決策權授予公司；深投控董事會對經理層加大授權，讓經營班子有權用、有幹勁、有保障；“一企一策”“分類分步”授予下屬企業更大的自主決策權限，推動從強化管理向規範治理、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從投資組合來看，淡馬錫投資覆蓋金融、電信、媒體與科技、消費與房地產、生命科學與綜合農業等。深投控主業聚焦科技金融、科技園區、新興產業與高端服務業等板塊。其中，科技金融板塊集中了深圳市屬國資主要的金融和類金融資源，控股國信證券、高新投等，戰略參股中國平安、國泰君安、南方基金等金融企業；在新興產業與高端服務業板塊擁有一批優質企業，近年來還併購了怡亞通、天音控股、英飛拓等上市公司。
對上市公司，深投控主要以“管資本”的方式參與公司治理，併爲上市公司業務發展提供必要資金、資源支持。 實際上，“管資本”也是深圳國資的普遍做法，如深圳國資雖爲萬科、中集集團第一大股東，但這些公司仍延續原有運作方式，保持市場化的靈活高效；深圳國資也不會謀求蘇寧易購的控股權。
對標淡馬錫改革，深投控初見成效，規模已蔚爲壯觀。2020年8月，《財富》世界500強榜單發佈，深投控排第442名，是深圳第八家世界500強企業，同時也是深圳首家上榜市屬國企。截至目前，深投控全資、控股並表企業39家，僅上市公司就多達12家。
《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年末，深投控總資產8439億元，比“十二五”期末增長93.9%，五年累計利潤總額達1078.5億元，比“十二五”期間增長77.6%。
“對標淡馬錫，並非照抄照搬淡馬錫的制度和模式，而是要學習內在精髓，並結合國情市情，把握髮展的階段性特徵，進而作出改進優化，真正把國資國企管理好、發展好。”劉國宏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近年，深圳學習對標淡馬錫已產生積極效果，但改革仍在路上，形成成熟制度還要經歷實際反饋和調整優化的必然過程。
走向國際
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的背景下，深圳國資被賦予更大使命。
今年2月，餘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深圳國資戰略目標是堅持“深耕深圳、立足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全國、走向世界”，推動深圳國資從城市型國資向區域型、全國性、國際化國資跨越，在國家和省、市重大戰略中發揮更大作用。
全球化亦是淡馬錫投資佈局的主要特徵。據2020年年度報告，淡馬錫24%的投資組合淨值分佈在新加坡，42%分佈在新加坡以外的亞洲地區，34%分佈在世界其他地區。
整體來看，深圳國資國企投資佈局遍佈全球16個國家和地區、全國167個城市。其中，深投控在走向區域、全國性、國際化方面已先行先試。
深投控方面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深投控按“精耕深圳、服務灣區、面向全球”原則，遵循經濟圈層和產業梯度轉移規律，形成不同層級的科技園區梯次佈局。
“着力打造深圳灣核心圈層，培育了世界級創新型產業集羣；大力建設基石圈層、衛星圈層，形成先進的高端製造基地和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積極拓展輻射圈層，在保定、武漢、成都等國內重點城市，開發建設大型科技園區，服務京津冀、長三角、成渝經濟圈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實施；前瞻佈局海外圈層，在美國、比利時、日本、以色列、瑞士設立海外科技創新中心，構建起橫跨歐美亞的全球創新要素導流體系。”深投控表示。
從城市型走向國際化，這並非易事。劉國宏指出，深圳國資要實現從城市型國資向區域型、全國性、國際化國資跨越，必然會對國企經營理念和國資監管能力提出新的挑戰。
從淡馬錫國際化經驗來看，淡馬錫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強調“按商業原則持有和管理資產”“新加坡總統或我們的股東新加坡政府均不參與淡馬錫的商業決策”，同時持續優化公司治理，減少和取消政府派出董事數量。
劉國宏表示，淡馬錫這樣做一個很重要目的就是，對新加坡域外業務要規避非商業因素的外部干擾。
“當前，深圳市國資委對國企盈利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接下來應繼續用好區域性國資國企綜改試驗政策，堅持市場化方向不動搖，勇敢面對改革創新過程中暴露的問題，力爭成爲全國國資國企發展無可爭議的標杆和旗幟。”劉國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