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臺灣的選擇 烏克蘭或新加坡

旺報社評

大陸外長王毅東南亞行，首站來到新加坡，分別與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會面。李顯龍表達樂見中國持續參與東協區域合作之意，王毅側重說明中國外交政策的最新重點；黃循財表態支持中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星國樞紐 值得借鏡

王毅到訪再次凸顯新加坡在亞太區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實力，及中美競爭中的平衡角色。新加坡的地位並未因爲中美日益激烈的競爭而有所折損，反而在靈活的平衡外交與區域整合的烘托下，顯得蒸蒸日上。究其原因是清楚的國家定位與方向，引領新加坡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更加茁壯。臺灣常以新加坡城市治理成就作爲取經對象，其實新加坡的國家定位、區域觀與國際觀更值得借鏡。

新加坡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樞紐」。新加坡固然佔有絕佳的貿易與戰略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立志作爲樞紐的智慧與企圖心。首先新加坡雖然7成以上人口是華人，但是爲了兼顧內部族羣和諧與周邊國家關係，新加坡十分注意族羣關係與國家認同的處理，避免民粹主義作祟。

作爲一個小國，新加坡深知國家安全的建立，單憑軍事是不夠的，區域整合與大國關係平衡纔是安全的保障。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國家定位的三個層次：首先新加坡自認是一個多元族羣國家，有兼顧族羣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符號設計和語言政策，以及廉潔高效的治理能力，強化國家的凝聚力與競爭力；第二，新加坡以東南亞國家甚至亞洲國家的頭腦自居，高談「亞洲價值」，對抗西方話語權，贏得東南亞國家的信任，大力推動東南亞的整合；第三，新加坡善用其文化資源、戰略位置與話語優勢，在臺海兩岸、大國博弈中採用靈活的政策，進一步打造兩岸以及東西方交流溝通的平臺。

特別是後二者的成功，使二十一世紀的新加坡已經不只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興經濟體。新加坡所代表的力量遠遠超過一個城市國家的能量，它是東協國家的代言人也是出入口，讓整個東協成爲其後盾。它成熟的規章制度與基礎建設打造出亞洲重要的資金與人才集中地。它贏得的大國信任建構出大國對話的重要平臺，香格里拉會議重要性甚至超越西方主導的慕尼黑安全會議。

亞洲價值 超越西方

新加坡的重要性已超越經濟層面，而進入政治層面，也無怪乎臺灣總統參選人與政治新星都要到新加坡訪問，以拜訪李光耀、黃循材爲榮，新加坡成爲美日之後另一個重要政治舞臺。新加坡在兩岸關係發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1993年4月辜振甫和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會談，開啓兩岸正式交往。2015年11月，馬英九和習近平兩岸領導人也在此會晤，更讓兩岸關係來到新的高度。

新加坡的成功來自清晰的自我認知、國家定位以及發展目標。新加坡立國之初在強鄰環伺之下，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沒有停留在自怨自艾的悲情意識中，而是展現出強大的求生意志。正是這種求生意志激發出豐富務實的靈感與應變能力。這種求生意志所激發的靈感與生命力其實也曾經存在在臺灣，表現出堅韌、勤奮、靈活的臺灣精神。

對比新加坡，臺灣貿易與戰略地理位置、社會資源、文化優勢、科技實力以及戰略價值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長年的藍綠鬥爭以及倒退的兩岸關係，讓臺灣失去過往的競爭力，更讓臺灣淪爲大國博弈的棋子，危若累卵。失去方向的臺灣恐怕連高喊「新加坡能，臺灣爲什麼不能」的勇氣都不復存在。

臺灣是華人社會的一員，我們與對岸有共通的文化語言；中華民國是民主政體，我們與西方民主國家有共同的制度價值。我們絕對可以成爲比新加坡更好的東西交流橋樑，而不是作爲大國離岸平衡的灘頭堡。做新加坡還是做烏克蘭，是我們2024年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