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課沒營養 部分大學課堂師生心照不宣一起混
中國青年報報道 每週三中午一起吃午飯的時候，江蘇某高校新聞學院的大二學生李薇和她的室友都會預測下午的“廣告策劃學”課上會放哪部動畫片。
李薇將這門課的授課過程總結爲“三段論”：“老師侃大山+學生課堂報告+播放動畫片”。每次上課時，老師會講一些他覺得最近比較好玩兒的事情，然後挑選幾個人上臺作課堂報告。課堂報告結束時，距離下課通常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這時他會說，‘大家上課上累了，我們看一部動畫片調整一下吧。’”
老師基本不講課，學生也沒了學習勁頭。“老師與學生一起應付，老師混課時我們混學分，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爲呢？”李薇的室友王小璐說。
“老師與學生一起應付”，這並非大學生們學習之餘的調侃之語，而是不少大學課堂的真實寫照。本報社會調查中心最近的兩項調查結果顯示，89.1%%的人感嘆當今好老師不常有，66.7%%的人感覺當下大學生不認真上課情況普遍。
“老師混課時，學生混學分”，在上述數據的背後，是很多大學課堂上老師與學生心照不宣一起走過場的尷尬現實。
“他上課時總是強調要加強課程的互動性，把課程主動權交給學生。可是這也得有個度吧。”幾次課之後，李薇和她的室友覺得這樣上課學不到任何東西，一度想要退課，但是又聽到師兄師姐說這門課期末不考試，交一篇論文就行，而且給分很“厚道”，於是又打消了退課的念頭。
不過隨着課程的進展，李薇漸漸覺得用“應付”二字並不能完全概括老師對這門課的態度。她發現老師之所以在課上放動畫片，是因爲他的專業方向就是動畫研究，而對於廣告策劃，他的瞭解可能並不比學生多多少。“也許不是他不想講，而是不會講。”
筆者在採訪中發現，這種任課教師對所授課程不夠了解的情況並不少見，並且大多集中在選修類課程上。
近年來，隨着大學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教師隊伍也急劇擴張，導致師資水平參差不齊。由於師資緊張，一些老師常會被安排教授與自己的專業沾點兒邊、但卻並未涉足過的課程。這常讓任課老師感到力不從心，課程含金量也因此縮水。
四川某高校大三學生陸峰一想起自己上學期選的“國際禮儀指導”課程，就“忍不住想樂”。“剛開學的時候在課程手冊上看到這門課覺得挺有意思，但老師是歷史系的。歷史和國際禮儀有啥關係？”抱着好奇的心理，陸峰去試聽了一次課，發現上課就是放《百家講壇》，然後大家集體討論。
“講座視頻互聯網上到處都是，這也算一門課？”陸峰覺得自己有種受欺騙的感覺，但他很快又瞭解到，往年這門課程不考試，不點名，只用在課程結束時交一篇觀後感即可，而且大家分數都很高。“這麼‘水’的課，老師肯定不好意思爲難學生，不選白不選。”
整個學期，陸峰只去聽了3次課，最後拿了90多分。他覺得，這是他上大學以來“性價比”最高的一門課，“幾乎沒花力氣就掙到了學分，挺好。”
甘肅某高校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認爲，陸峰所遇到的情況在許多高校普遍存在，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決定的。
他表示，許多二線高校明確規定各職級教師必須按一定頻次開設選修課，可是有些教師因缺乏明確的研究方向和開設選修課的能力及經驗，開出的選修課程五花八門、水平參差，教務部門也缺乏必要的審覈篩選，因此課程質量難以保證。“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學校迫使老師誤人子弟。”
名師授課也是走過場有學分有名望沒營養
“老師們憋了10年沒好好給學生上課了，特別有熱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們學生宿舍去，兩腿往牀上一盤，就講開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曾經這樣回憶自己當年在北大讀書時的情景。
這樣溫馨融洽的教學場景，令北京某文科類重點高校的大三學生張欣深深嚮往。
大一、大二時，張欣一直按照“作業少，給分高”的標準安排自己的課程，但進入大三之後，她的想法有了變化。“這些老師學生互相應付的課，有學分但是沒有營養，學了和沒學差不多。大學裡還是要上一些貨真價實的課。”
帶着對“名師精講”的憧憬，張欣這個學期連選了幾門“名師課”。她在選課時爲自己列了幾條標準：老師有一定的聲望，課程內容是老師的主要研究方向，連續開課5年以上。張欣做好了下苦功卻拿不到好成績的心理準備，“大學四年，總得上幾門終生受益的課。”
開學頭幾周，張欣所選的幾門課幾乎每門都是座無虛席，過道里都站滿了人。張欣暗自欣喜，覺得自己眼光不錯。但是過了幾周之後，她漸漸覺得有點不對頭了。
張欣期待值最高的兩門課程，一門課的老師在上了兩週課之後宣佈以後主要由他的博士生代上，另一門課的老師則常常缺課，外出參加各類研討會。沒過多久，原本人聲鼎沸的名師課堂漸漸變得冷清下來。
張欣漸漸感覺到，有些課雖然老師的名氣很大，水平很高，但老師對待課程的態度與他的學術水平並不太相稱。老師很少備課，而是憑着自己的學術功底自由發揮，體系性不強。課程要求也並不嚴格，甚至還要比其他課程更寬鬆一些。“聽說我們交的論文都是由助教批改打分，甚至連考試試題都是助教出的，因爲老師太忙了。”
最讓張欣不能接受的是，她最感興趣的一門課程，老師佈置的作業竟然是讓同學們分成小組，整理他的課堂錄音。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出版社希望把這門課的內容整理成書，“老師說哪個小組整理得最好，就把小組成員的名字都列到編者名單裡。”
而同學們對待課程的態度，也讓張欣感到意外。“課堂上幹什麼的人都有，唯獨聽課的不多。”張欣覺得，名教授的課往往艱深晦澀，需要下些硬功夫才能消化，一些學生覺得和自己想象中的精彩場面不太吻合，於是便選擇了逃避。而之所以沒有退課而是繼續聽下去，“是因爲修了名教授的課程，無論是對於找工作還是讀研究生，都有好處。”
“折騰了半天，原來還是老師學生一起應付。”張欣顯然有些不甘。
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無論是安排沒有相關經驗的老師上課，還是“名師”掛名卻讓助教上課，都體現出當今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的功利化弊病。高校對教師的考覈重在學術研究，上課只是爲了完成相應的工作量，於是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所投入的精力便十分不足。“由於課堂缺乏吸引力，學生感覺學不到什麼東西，但該走的形式又必須走，因此上課便成了走過場。”
在熊丙奇看來，之所以出現“老師與學生一起應付”的情況，學生的學習態度固然存在一定問題，但究其根本，癥結仍在學校身上。“學生的學習態度，與長期以來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密切相關。優秀的教育應當幫助學生轉變學習態度，而非批評學生的學習態度，這本就是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
熊丙奇認爲，在功利化的辦學氛圍與學校管理中，教育的生態已經被破壞，不可能有淡定、從容的教師，也難有一心求學的學生。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首先必須調整學校管理模式，避免行政對學校辦學的干擾，在此基礎上，推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建立學術共同體，以此讓教育迴歸本位，同時恢復學術尊嚴，讓大學有真教育、有真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