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向度

董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推動文化發展的實踐活動中歷史地形成的。把握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堅持過去、現在、未來相貫通，深刻把握中華文化從未中斷的歷史連續性、在危機中重建的歷史韌性、推動文明互鑑的世界歷史視野，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歷史認同和文化自信。

馬克思主義認爲，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文化是人類在改造物質世界的同時改造精神世界的產物。作爲人類特有存在形式，文化既體現爲人類把自身的思想、意志、情感等灌注到物質生產活動中從而使自然界“人化”的過程，又體現爲人類以自身所創造和積累的精神文明成果改造人的主觀世界從而“化人”的過程。作爲文化意義上的自我，文化主體性是指人們通過對日用而不覺文化生活的反思，超越了文化存續的自在本能狀態，實現了對自身文化的自覺認同和主動歸屬。文化和文化主體性都具有突出的歷史性。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裡的“條件”，不僅包括已有的環境、生產力、交往形式等物質社會條件，而且包括已有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寄託等精神文化條件。隨着物質生產和社會制度發生變遷，文化也會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文化主體性也會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把握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就要從歷史的高度認識其社會功能、價值意義和生命力量。

從歷史連續性把握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離不開時間性，這種時間性不是短時段的碎片性，而是長時段的綿延性。生活在特定文化形態中的人們，只有在長時間裡保持對其享有的文化的自覺性和認同感，“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才能統一爲同一個自我，否則身份認同就會被撕裂、被切斷。在漫長的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世界各地先後誕生了衆多各具特色的古老文明，但只有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五千多年來，中華大地上的各個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培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認同、價值認同和思想認同。從何尊“宅茲中國”的文化空間自覺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的倫理秩序構建，從春秋戰國時期“軸心突破”的人文精神覺醒到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流意識形態確立，從唐代儒釋道合流到宋明理學對儒家精神的創造性迴歸，中華民族始終以文化發展的自主性支撐文明演進的連續性，以文明演進的連續性彰顯文化發展的自主性，鍛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浸入中華兒女的價值基因，化作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成爲破解“何以中國”的精神密碼。新時代鞏固文化主體性，就要堅持中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和自主性相統一，反對把傳統和現代對立起來的思想陷阱，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在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守護中華民族的精神自我。

從歷史韌性把握文化主體性。《周易》的《象傳》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展示天行剛健，萬物負陰抱陽、生機勃勃景象的同時，也指明人應當在遵循天道精神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自覺參贊萬物化育，做到百折不撓、積極進取。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特有精神氣質的生動寫照，是中華文明的歷史韌性的深刻詮釋。鴉片戰爭前，儘管遭遇災害戰亂、政權更迭、朝代興衰、天下分合以及外來異質性文化進入的考驗，但中華文化始終能夠堅守迴應挑戰、自我更新的主體性，發揮着光被四表的獨特魅力，展現出強大的歷史韌性。鴉片戰爭後，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中華民族面臨“文明蒙塵”的危機。從“師夷制夷”到“中體西用”再到“全盤西化”，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艱辛探索中，如何既能守護中華文化的自主性又能實現其現代轉型，成爲大批優秀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最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從此有了主心骨，走向了精神主動。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的“魂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相互滋養、相互融通，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華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向心力。新時代鞏固文化主體性，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既善於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科學應對各種思想文化的衝擊，又善於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並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定力、歷史韌性和歷史主動。

從世界歷史視野把握文化主體性。根據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文明不可能一直在孤立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而是必然伴隨生產的進步、分工的擴大和世界市場的形成而走向普遍交往。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同物質生產一樣打破了地域性限制，“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文化的世界交往始終涉及“自我—他者—人類”的關係問題，隱藏着身份認同和價值歸屬衝突。資本主義文化全球化不是建立在不同文明的自主和平等交往的關係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論”基礎上的，其建構的野蠻與開化、進步與落後、中心與邊緣、主導與依附的文明等級秩序，又成爲文明衝突論的基礎。回顧整個文化交流史，中國不僅沒有出現文化侵略、宗教戰爭等極端事件，而且總是以包容和審慎的態度對待外來的異質性文化。無論是古代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西學東漸，還是近現代的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民族始終積極學習、借鑑和吸收外來文化，從而拓展了中華民族思想世界、豐富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自我。造成這種區別的原因在於，中華民族歷來主張在天地人三者之間定位自身的文化和文明，其天下觀念、大同理想蘊含的人類情懷，其仁愛精神、和合智慧蘊含的和平理想，其忠恕之道、王霸之辨蘊含的交往原則，超越了西方以民族國家爲中心、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文化交往模式，不僅彰顯了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同時也尊重了其他國家的文化主體性。當前，面對世界文化、人類文明的發展格局不斷調整和重塑的態勢，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就要用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既要以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學習和借鑑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又要以胸懷天下的使命擔當爲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中華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讓中華民族以更加自信昂揚的姿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面向新時代新徵程，我們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肩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創造更多的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征程中不斷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作者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