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國民法官審重案妥當嗎
▲司法院重提《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預計2023年1月1日實施，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集中於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將面臨是否判死的壓力。（圖／記者吳銘峰攝）
因屆期不連續，司法院重提《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於會銜行政院後，將送立法院審議，並預計於2023年1月1日實施。而此次草案最大改變，即是將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由原先最輕本刑7年以上提高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此的更動，或可使每年必須由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從上千件，縮減至五、六百件，卻也使國民法官幾乎審理有關侵害生命法益的案件。
依草案的說明，基於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及發揮國民參與審判的櫥窗作用，就以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的案件爲國民法官審理的範圍。惟於刑事法領域，除侵害生命法益之罪，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實在不多見，且集中於毒品、軍人或貪污犯罪。而因毒品案件，於草案中已排除於國民法官的審理，再加上軍刑法案件本就不多，就只剩下貪污犯罪，可以成爲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
只是在《貪污治罪條例》裡，最輕本刑爲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也只出現在《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諸如竊取或侵佔公用財物、收受回扣、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違背職務受賄罪等。此類案件的發生率雖是個未知數，但於現實面，遭訴追的案件肯定不會太多。若果如此，則未來的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必將集中於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
而這幾年，對於殺人案件是否要判死刑，一直是各界關心的焦點，因此藉由國民法官的審判，可將民衆的法感情注入，而不至於使判決遠離人羣。惟與陪審制，即由陪審團決定有罪、法官爲量刑的分工模式不同，6位由平民所抽選出的國民法官，既須決定有罪與否，於判決有罪後，仍得與3位法官共同量刑，將面臨是否判死的痛苦抉擇與壓力。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於酒駕致人於死罪的審理。依據《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故意酒駕致人於罪法定刑爲3到10年有期徒刑，但從2013年修法後，法官面對此等案件判處重刑的比例，往往與一般民衆有落差，致常揹負罵名。而雖此罪非屬最輕本刑爲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但因屬故意犯罪致人於死，仍會落入國民法官的審理範圍，或可稱得上是將民意注入司法審判，卻也必須承擔與法官同樣的責任。尤其在2019年修法時，針對酒駕者於5年內犯酒駕致死，再提升至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實已接近殺人既遂罪的法定刑。若果如此，國民法官所面對的壓力，恐也不亞於殺人罪的審理。
如果要讓國民法官承受此責任與壓力，如何保障其免於各種外力干擾與恐懼，勢必是須考量的重點，但在制度未實施前，實也無法預知。以已經實施10年，且也是國民法官最主要參考藍圖的的日本裁判員制度來說，因審理對象也都是重罪，尤其是殺人罪，就有裁判員因於審判過程看到死者被殘酷殺害的照片，以及身心所受到的極大壓力，因此得到憂鬱症，致請求國賠的案例。能否讓國民承擔如此的法定義務，並因此受到類如創傷症候羣的損害，實也有很大的疑問。
甚且，於評議有罪時乃採取附條件的三分之二決、於量刑時則採附條件的過半數決，也就是說，最終評決一定得含有至少一位法官的意見，這就使國民法官的人數優勢因此被削弱；究其實質，仍是取決於法官的意志。若果如此，所謂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到底是在實現司法民主化，抑或讓人民來承擔沉重的壓力與責任，已顯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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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