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拚轉型？習近平主導「大規模」軍事改革
▲共軍軍官團在軍改中雖然仍舊維持陸軍主導態勢，但其他軍種的人數和影響力也逐漸增加，而共軍未來的軍事走向也會隨之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圖／翻攝自美國國防部）
自2015年起，共軍在習近平主導的軍事改革下，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組織改革。不僅廢除多年來沿用的四總部和七大軍區體制，同時還把指揮命令系統全面改組，強化聯合作戰體制，精簡人事員額，讓共軍的實戰能力得以進一步強化。
姑且不論，在這其中所牽涉的政治鬥爭與人事角力，習近平所主導的軍事改革，在提升共軍戰力的實質效果上，絕對不比硬體裝備的更新來的少。這也讓共軍在扮演強制外交的推力作爲上，更有能力扮演吃重的角色。特別是從共軍頻頻實施口惠實不至的武力恫嚇行動來看，藉此強化區域內影響力，創造主動態勢的意圖，可說斧鑿斑斑。而這也代表共軍需要進行組織變革，才能從過去的防禦型軍隊，逐步轉型爲，至少具有區域快速武力投射與部署能力的現代化軍隊。這也是共軍轉型，所不得不爲的另外一項主要原因。
▲共軍軍改主要目標在於強化部隊聯戰能力，並且縮短平戰體制轉換時間，加強對於周邊突發狀況的應變能力。（圖／翻攝自美國國防部）
共軍改革基礎與目的想定
雖然共軍，看似是在習近平上任後，纔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實際上，早在胡錦濤政權時代，共軍就已經開始推動，體制內的聯戰能力強化作爲。像是逐步引進海、空軍和第二砲兵部隊出身的高階軍官，擔任總參謀部副參謀長，包括空軍司令員許其亮、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和第二砲兵司令員魏鳳和，都是在歷練過上述職務之後晉升，並且進入中央軍委會。逐步打破，過去中央軍委會成員，幾乎都是陸軍出身的慣例。
除了人事調整之外，共軍在2011年起，就開始進行有限度的組織改編整並。特別是總參謀部原本下轄的通信部，改爲情報部，讓過去各軍種或各軍區各行其是的情資收集和彙整作業，能夠在統一格式和指揮命令系統下完成。
另外還新設戰略企劃部，職司重大戰略問題研究、軍隊建設發展計劃和微觀軍隊戰略資源控管調整建議，企圖扭轉多年來各軍區和軍種閉門造車的趨勢。建構真正堪用於，突發性局部高強度衝突的可用兵力。
除此之外，還新設立了軍訓部。主要任務在於，修正過去偏重陸軍的指參訓練方針，把海、空軍和第二砲兵的訓練教範和準則研發，都納入總參謀部的管轄範圍。除了負責類似教準部的任務之外，軍訓部還將作爲聯參教育訓練機構的指導單位，讓共軍能夠開始建立類似美軍的跨軍種聯合參謀機制。
▲過去共軍高階軍官幾乎都是以陸軍獨佔鰲頭，但是隨着軍事改革持續進行，海、空軍高階軍官也逐漸嶄露頭角。（圖／翻攝自俄羅斯國防部）
表裡兩面
和胡錦濤時期，所進行的有限度調整相較之下，習近平所推動的共軍改革，毫無疑問，具有更爲重大的指標性意義。特別是在四總部全部轉換爲，中央軍委會麾下直屬機關後，讓中央軍委會對於共軍人事和戰略的控制能力更進一步強化。這也代表，習近平能夠獲得共軍更多的支持，而非受制於江澤民勢力的牽制。
而從軍事面來看，過去四總部七軍區體制，造成了大量疊牀架屋的多餘部會和編餘人員，形成人事預算的巨大黑洞。如果是在1980年代以前，以防禦美、蘇入侵爲主的守勢作戰，此種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編制，尚有其能夠持續抵抗、避免失去中央指揮就全盤盡墨的價值。
但在共軍戰略目標，轉爲對外擴張和強制外交後盾的狀況下，過於龐大的指揮命令架構，和無法適應現代化，快速作戰的部隊編制，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因此，即便在推動軍改初期，遭遇許多或明或暗的阻力，最後，仍在政治勢力鬥爭結果底定後，強行推動。
軍改對快速作戰能力影響
共軍軍改後，提出的另外一項口號就是「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也就是，讓指揮權限和管制能力提升後的中央軍委會，負責下達戰略決心。強調，在資訊化戰場中的聯兵作戰能力，藉此達成平戰一體的快速應變能力。
換言之，就軍事層面而言，共軍軍改，希望建立一支能全時戰備，應付內外周邊局部突發狀況的，現代化指揮機制和部隊。藉由這次軍改，共軍過去，向來權責歸屬，模糊不清的軍政和軍令體制，也至少在表面上獲得一定程度釐清。
未來戰區，將負責所謂戰略戰役層級的聯合作戰計劃指參作爲，配屬各戰區的各軍種後勤補保與戰力維持則由各軍種負責。亦即，戰區不再全權負責，麾下管制部隊的後勤補保、教育訓練和戰力更新。而是主要負責部隊運用，也期望藉由軍改，提升共軍，未來應付強國小區域衝突的因應能力與反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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