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疫情風雪與美、中國際競爭的一些細節
▲《臺北法案》成臺美關係新標竿，臺灣在國家利益、選民承諾和盟國期待的三方協調是關鍵。（圖／翻攝自蔡英文臉書）
新冠疫情如暴風雪，各國計劃趕不上變化。華府以印太強軍和國際退羣施壓霸權挑戰者；北京在貿易戰第一階段停火下且戰且走；臺北抓緊疫情在武漢爆發加緊對陸斷鏈並響應譴責世衛、中共；日韓與東協、歐洲則仍在華爲、東奧、抗疫等問題實行「避險」。
疫情外交戰 臺北挺進突出部贏得美方肯定
疫情繼續暴雪紛飛，臺灣公衛勝出美中歐日韓，加碼進軍兩強衝突「突出部」的策略頗受盟國肯定。雖有中共官民口誅筆伐、共軍更不時環島甚至前進西太，但美軍機艦也還以顏色。川普總統更籤署去年發起、剛剛通過的《臺北法案》，成爲亞洲再保證法、臺灣旅行法等系列立法後，新時代臺美攻守同盟由暗轉明的又一標竿。
疫情最新、最大的變化，是美歐在確診與病故數開始超越中國大陸，其勢短期難以遏止。這又迫使原本輕描淡寫的川普團隊一改2月川習通話態度，從3月初起猛攻「武漢病毒」、「中國病毒」。但此波輿論攻勢持續兩週多一點，又在沙烏地主持的G20抗疫特別視訊峰會後，稍稍後撤。
川習3月27日的通話應該是在中美一陣相互抱怨後，重申了「先暫時嘗試合作」的態度。之後美方雖然仍有衆院議員發起全球調查中國並索賠的議案，但華府行政團隊，特別是龐培歐（Michael Pompeo）國務卿，都重新回到「新冠病毒」概念。
然而華府「集結號」未響，臺北似不宜跟退。一時之間，官方與多數媒體的「武肺」旗幟頗有疾風勁草、獨釣寒江之姿。臺灣是否能在疫情壓力下維持國家利益、選民承諾和盟國期待的三方協調，是風雪中第一個需要關注的細節。
▲《臺北法案》官方中譯名稱暗藏深意。（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臺北法案》是美方友臺的象徵，也是執政黨耕耘臺美同盟的重要成果。但不少人應該都注意到，此一法案提出後多被稱爲《臺北法案》。包括外交部新聞稿、中央社報導蔡總統肯定的評論，也使用此詞。這是因爲該法英文全名是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臺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法案），TAIPEI 即是其縮寫。這絕非偶然的「小細節」，而是臺、美雙方有意爲之的創意之作。
但近日開始有媒體改稱此法爲「臺灣法案」，看起來此法首字是Taiwan，又可呼應1979年的「臺灣關係法」，也有其合理性。畢竟這是美國國內法，非臺美雙邊協議，中譯如何，美方不會過問。但此一譯法更深用意，是希望它成爲「臺灣關係法──加強版」（TRA plus），甚至簡稱「臺灣法」，以去除「關係」這個隱含「非官方」的名詞。
這個譯法會獲得官方接受成爲新用法嗎？它能否不負所望，阻卻未來可能的邦交風暴，甚至成爲比TRA更強大的TRA plus，幫助中華民國臺灣加入國際組織、重返國際社會？還是去掉「關係」兩字之後，除了更彰顯美國「國內法」屬性，卻變成大國疫情外交戰霧（fog of war）中溫馨的小插曲？這個細節值得密切關注。
▲習近平是否「應約」通話，隱含中國的外交期待。（圖／路透）
「應約」與否的電話外交
北京抗疫除了要「內防擴散、外防輸入」，挽回1月防阻不利，在外交戰場陷入巨大被動的危機，更必須統一國內與國際兩條戰線。雖然有些相互「扔鍋」的外交戰顯得粗暴，但由於疫情暫時不再領跑，G20峰會就成爲中美此波國際較量的一次拐點。
爲了抓住這一外交機遇，習、李分別進行了十多次首腦通電。有評論家抓住一個細節分析說，中方新聞不再使用「應約」通話，說明中國外交不再倨傲，是一個進步。但仔細檢索發現，習近平與川普、普京、文在寅和巴西總統博索那洛（Jair Bolsonaro），以及李克強與歐盟輪值主席國克羅埃西亞總理等通話，仍稱「應約」。與英國強生首相、法國馬克宏總統、德國梅克爾總理、沙烏地國王薩勒曼（King Salman）等的通話沒有「應約」。
雖然川普後來說川習通電是習的要求，但外交用語絕非隨機。它包含當事國對一個局勢、動作的主觀感受和期待。對歐沒有「應約」是不是意味着主動出擊，美俄「應約」是否表示是對方有所期待？這個小區別的含意值得觀察。
▲美國朝野「相互監督」逐漸撕裂社會理性論政的空間。（圖／路透）
疫情風雪中的「超級細節」
不僅中國飽受拖延公開疫情之指責，從1月21日華盛頓州首例確診起，川普政府怠慢疫情又對臺美之外的國際合作，特別是美歐合作表示冷淡，也引起日益猛烈的責難。
由於美國朝野幾近撕裂社會的競爭，使理性論政的氛圍受到相當損害，對川普政府的批評，又反而引起共和黨右派與川普支持者的反擊。
老對手希拉蕊推文嘲諷川普終於創造「美國第一」，當然有些失格。但部分共和黨右派攻擊白宮疫情策略小組重要專家、國家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Anthony Fouci）是民主黨內應；又有傳聞說川普記者會開玩笑，說國務院是「深層國家」（deep state department），其實意在言外。
抗疫大戰下，美國的民選總統、內閣菁英、國會、州政府、知識界與媒體的這些「相互監督」，是民主陣痛，還是哈佛國際關係學者瓦特（Stephen Walt）吹哨警告的國家失能？（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筆者目前認爲吹哨響亮，一向是美國民主中的有益抗體。但這些抗體能否在風雪中恢復巨人的活力，將是國際政治最值得關注的「超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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