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娟芬／謝志宏案　多麼痛的領悟

▲臺南歸仁雙屍命案纏訟20年，謝志宏（右二）在臺南高分檢與律師團爭取下獲得平反。（圖／記者林悅翻攝）

2020年5月15日，臺南高分院宣判謝志宏無罪（編按：歸仁雙屍命案），終於讓這位無辜者擺脫掉糾纏多年的死刑誤判。這些年成功平反的死刑冤案一件又一件，包括江國慶、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是這一串名字裡最新的一個。司法系統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當然值得肯定，但是累積了這些平反成功案例以後，值得思索的是：司法體系因此有了什麼領悟、做了什麼改變，以避免製造新的冤案？

不多。這些案例顯示，司法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只有當某案因緣際會地受到大衆矚目，法院才使出無罪推定、嚴謹的證據法則與正當法律程序來處理；但是，這些案例中造成錯誤的因素，在其他案件裡依然繼續存在，因此冤獄繼續產生。

例如最簡單的，刑求所得的自白。在江國慶案，我們知道了軍方佈置靈堂裝神弄鬼把江國慶嚇破膽，又逼他看被害人的解剖錄影帶，於是他承認犯案。2010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完整揭露了江國慶被刑求的過程，媒體也大幅報導；那麼此後法院應該懂得嚴格檢視自白的任意性了吧？

並沒有。5月15日平反的謝志宏，也是受到警察威逼利誘而胡亂承認，不僅承認犯下殺人重罪，還承認曾經在一處民宅沙發上強姦被害人。事後調查，那個民宅客廳根本沒有沙發，強姦、殺人也都是「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當謝志宏的律師要求勘驗警詢錄音帶，以證明那不是自願的陳述，警局兩手一攤，說沒有錄音。如果法院記取江國慶案的教訓，此時應當腦中警鈴大作，因而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求檢察官進一步證明警詢筆錄的任意性。但是並沒有。

2011年的更七審判決，不但照樣採用這份可疑的自白作爲定罪證據，還替警察打包票：「雖上開警詢筆錄製作程式稍有瑕疵，惟審酌國家偵審機關就本件二位被害人遭殺害案件之偵辦過程，雖違背法定程式未全程錄音，然並無不法之目的，其違法情節並非重大，亦未因此而直接侵害被告謝志宏之權益，對於謝志宏在訴訟上防禦亦未至不利益之程度。」這也是謝志宏案的最後事實審。四個多月以後，最高法院認可了更七審的判決，也重複肯定檢警「無不法之目的」、這麼一點小疏失並沒有影響到謝志宏的利益。謝志宏都被判死刑了，還沒有影響到他的利益？如此睜眼說瞎話，極矣！

江國慶受冤而死，平反時已無法彌補，這是多麼痛的領悟！更糟的是，痛了，卻根本沒有領悟，還是在同一個地方滑倒。這就好像航空公司查出操作程序中，有一個環節導致一架飛機墜毀。在不幸的空難發生以後，卻不去改正操作程序，其他飛行員還是重複着那個危險環節，一次又一次地在天空中測試着自己與旅客的運氣。

臺南高分院宣判謝志宏無罪，並且終於，終於，拿出正確的態度說謝志宏的警詢筆錄是不具證據能力的：「職司應錄音或錄影與保管該些資料之警察機關，竟無法提供……對其訴訟防禦之侵害程度甚鉅，縱其當時爲警偵查者爲殺人重罪，此等不利益仍不應由被告負擔。」這是法理的應然，卻要等到謝志宏案廣受關注以後，才得落實成爲判決的實然。

謝志宏曾經承受的痛苦，有些人此刻還在承受。王信福和謝志宏一樣，被同案被告指控涉案；但是王信福案完全沒有科學證據，全靠證詞拼湊。當王信福接受審判的時候，幾乎所有警詢時對他不利的證人都翻供，他們都對法官說，是因爲警察很兇、動手刑求、或者威脅利誘，才依照警察的要求做筆錄。既然如此，警詢筆錄的現場錄音錄影，可能是關鍵。王信福的案卷裡確實註明有「九卷錄音帶」，但荒唐的是，王信福的律師多次聲請閱卷都閱不到，似乎沒有人知道這些錄音帶的下落。

我希望負責保管證物的司法機關能把錄音帶找出來，讓我們一起弄清楚事情真相，直球對決。如果最終發現錄音帶已經遺失，司法機關必須負起責任，也必須承認這一疏失對王信福的訴訟權益有巨大的侵害，由國家承擔不利益。

我們能不能夠期待，從謝志宏判無罪的2020年起，所有法院、所有法官徹底、全面地認識到，以後如果警詢拿不出錄音錄影來證明其任意性，就應該引用臺南高分院這份判決，說出「此等不利益不應由被告負擔」？許多無辜者冤枉入獄、長期關押的痛，能不能終於，終於換來司法的領悟？（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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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娟芬，參與社會運動多年，關心性別、司法、人權等議題，着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十三姨KTV殺人事件》等書。德國漢堡大學犯罪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