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瑋／與思想史家林毓生的對話（三）：海耶克一席話點醒了我
▲中年林毓生夫婦。（圖／周天瑋提供）
● 周天瑋／美國金融與國際投資律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曾從事華爾街和香港業務，目前在美國大型跨國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併爲三家臺北媒體撰寫評論。
（續上篇）
周天瑋：您曾經這樣描述過自己做學問的道路，一方面盡力去了解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理論根據，以及繁富的自由人文主義傳統所肯定的價值與理念；另一方面，也盡力建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上應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探討爲什麼在中國實現多元化的自由主義是那麼艱難？您在美國困思、苦讀，從最初漫無頭緒到後來能夠整理出一些條理來並逐漸形成一套比較有系統的看法的過程，足足化了十四年的歲月。
林毓生：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是培養知識精英的。創辦人約翰·乃孚（John Nef）是著名的經濟史家，夫人是水果罐頭道爾（Dole）創辦人的後代，她豐厚的遺產給了他這一個機會。創辦背景是因爲認爲美國研究院教育走錯了路，要培養真正的學者，不能走普及化的道路，而必須要走精英式教育，要求精讀經典。
我所受的教育因此完全不同於其他人，細讀西方經典，開始包括柏拉圖、康德、彌勒、莎士比亞。研究院一共四年，我前三年都在讀西方經典，考完博士考試後，論文可以自由選題了，但是我突然爆發了精神危機——每天到了晚上，就記不住白天在圖書館讀的東西。本來還在想研究托克維爾和小穆勒，恰好海耶克從德國回來，作系列講演，我在校園巧遇海耶克，就要求去看他，他答應我，可以明後天到教授會所來談。
你的關切點是什麼？
我去看他，和他說現在不知道何去何從，是應該去鑽研西方自由主義呢？還是去研究「五四運動」從自由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因果？海耶克告訴我：「這個你自己決定，但是我的經驗可以和你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重回學校去讀書和做研究到現在，40年的經驗都與個人的關懷（personal concern）有關。」這一席話點醒了我，做學問不是靠用功就夠了，而必須要有精神動力。
我接着第三天又去看他，然後就決定了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的失敗。他問我的瞭解有多少？我說很少，因爲都在讀西方經典。他說，你利用兩個星期，讀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賴文森（Joseph Levenson），然後再來跟我談。
我讀了，發現史華茲非常深刻，而且我很能起共鳴。後來系裡面同意送我去哈佛上他的課，再回來拿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我和史華慈也非常有緣，我們後來成爲朋友。史華慈過世的時候，我的師母第一個打電話通知我，告訴我這個不幸的消息。以上就是爲什麼我最初研究西方思想，但是後來專注於中國問題的原因。
▲丹佛市的政府大樓。（圖／周天瑋提供）
我求學的過程中，總是喜歡提問題，深度問題，這是我的特質。史學沈剛伯教授，除了殷海光之外，我在臺大的時候，也成爲他的入門弟子。他說，我隨時可以到家裡去請教問題。
海耶克給我獎學金，別的同學拿到2400美元，我拿的是一個Volker fellowship，可以領6000美元，等於當時助教授的薪水，所以我當年在芝加哥讀書完全沒受過苦，經濟條件很寬裕，還可以常常吃牛排。我的成績都挺好，全都是A，只有一個B。海耶克當我的導師兩年，後來，海耶克回去歐洲了，接着做我的導師的是知名的漢娜·鄂蘭（Hananh Arendt）。
我做博士後研究的時候，到史華慈家裡上課，後來又有兩次住在他家。當時哈佛大學師生關係一般不這麼親近，而我因爲是visiting fellow，所以反而可以了。
重大改變果然發生
周天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整整一個世紀以前到中國去講學並遊歷十個月，他當時認爲在歷史縱軸線上，中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很可能的；西方人能向中國學習，正如中國人能向西方學習。在1979年，你和史華慈的對話錄裡面特別提到「史華慈以史家的眼光，看出中國存在着重大改變的可能」，重大改變後來果然發生，那麼你覺得在40年後的今天，你有什麼進一步的看法？
▲丹佛市的街頭一景。（圖／周天瑋提供）
林毓生：新式的獨裁與過去不同，過去中產階級起來，獨裁會消退。但是新式獨裁是新的官二代、紅二代與獨裁之間形成了結合關係，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獨裁。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所以獨裁就不會消退了。對於未來，我看不到遠景。天安門事件之後在各地流亡的200多人，現在越來越沒有影響力。同時，科技發展鞏固了獨裁，這會是思想史上之獨特的新現象。20世紀，自由主義擊退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但21世紀自由主義的前景不明。
我當年在大陸講學，在北大、杭州來聽自由主義的人非常多。中國當時有南王北李兩個意見領袖，與我都相熟，南邊是上海的王元化，北邊是李慎之，前新華社的，曾經爲毛澤東工作，做過社科院的執行副院長，而他們對自由主義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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