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隱世的文人茶文化
平淡、無限，是茶的精神，是從喝茶中找到的一種精神境界，也是東方文化獨有的神韻，“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臺北，新生南路。臺北市大安區學術地段，路底是臺大，附近綿延幾條路都是學者、老師的住宅區，零星點綴的中小學和幼兒園，都是名校，許多臺北本地人對這條路的第一印象都是“文人啊”。不僅學校多，從臺大對面的懷恩堂往上，有清真寺、真理堂、臺北教會，再往北走，甚至還有香火最旺的行天宮。走在這裡的人，幾乎都沒有行色匆匆的—他們真的不趕着去幹什麼。就在這條新生南路， 16巷1號，一棟90歲的老屋，沒有招牌，牆頭上能看到些許綠竹與紫藤，天生地養地長成了微妙的姿態。若肯在門邊多停留一刻，會發現門內靜放的花草都帶着自然的嬌矜之態，靈動鮮活， 彷彿不沾人氣…… 這裡是紫藤廬茶館。在臺灣， 紫藤廬雖名爲茶館， 但就像新生南路一樣， 被鬧市中生活的老百姓“ 自動屏蔽”— “ 又不是上學又不是拜拜（ 禮拜或者上香） 沒事去那裡幹嘛？”這裡的主人周渝也說：紫藤廬有一道半開的門，裡面有一座花園，但有些人經過，卻根本連門口都看不到……
“茶”“藝”貫通的隱世哲學
把喝茶變成有文化性的“品茶”，出處大概就是紫藤廬無異。早年的臺灣也有類似茶藝室，但是這個“茶”和這個“藝”，在坊間被賦予了太多擦邊球的意義，因此越是“純吃茶”，越是不“純”，只有周渝的紫藤廬，將茶貫通爲藝，除了發明了“正靜清圓”的茶學體系，還有每年冬天的茶學思想課程—上一次的課程，是茶湯世界的“生”與“死”—這樣一個地方，不是一個入世的所在。經周渝改造後的紫藤廬，除了木門與庭院還保留日式建築的風格外，其餘的一切都顯得隨意而本土：院內的三棵紫藤樹野態十足，看上去已經分不清每一棵之間的界限；飼料斗裡滿布青苔；一層落地窗戶全部可以打開連成沒有間隔的開間；連隨處可見的插花盆景，也會被任何一個經過的工作人員隨手擺弄，時不時地就變換個樣子。但這正是紫藤廬本來的樣子， 是周渝蘊含在茶道里的理念與態度：信奉自然，信仰溝通，物質在這裡從來不是考慮要素。所以，院子裡會用農村裡常見的土甕來養嬌貴的花朵，但普通茶客手裡端起的茶具卻隨隨便便就是個價值不菲的古董。周渝很多時候，訪友、聚會、授課，都會拖着一個拉桿箱—裡面全是他珍藏的古董茶具。
1 9 8 1 年開始， 周渝一直重視收集古代的茶器， 3 0 多年來沒曾停止，古董市場的老闆甚至都摸清了他的審美和偏好。“這個磨是明治時代的”，周渝語帶興奮。明治時代的茶磨其實也是在福建所造，古董市場的老闆在日本偶而見到，第一眼就認定“周渝一定會喜歡”於是背了回來。果不其然，現在這個茶磨也成爲了周渝的又一心頭好。
事實上，周渝收藏的古董茶具之多、之珍，足以讓他1995年時就在法國巴黎開了展覽。周渝的古董茶具來自東晉、三國、唐朝等，只是這些被世人譁然供奉的“收藏品”，在周渝手裡會當做日常用品，被把玩、聚友，甚至真正奉茶供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是傳承的最好手段，而且表面樸拙，正是因爲內裡深厚。“單講茶具的顏色，本身就能跟茶水的顏色形成‘反差美’、‘和諧美’，而且，一個杯子的質地，會改變茶”，周渝一邊說，一邊將手中鐵壺舉高，用以衝沏普洱的沸水剛剛煮好，“同一個茶，用不同的茶器，它的潤度、甘甜味道都會改變。我有很多茶碗，我和朋友們都試過，但這個還是第一，它（盛的茶）非常甘甜，也格外溫潤。”周渝偏好的這個茶碗，是唐朝的古董，當年周渝以幾千臺幣在古董市場淘到，一直拿來喝茶，喝了將近30年，到現在，已經升值到10萬臺幣。
周渝好普洱， 被稱爲普洱研究臺灣第一人， “ 我有很多收藏，一百年來，每個時期的普洱茶我都有藏品”，周渝笑說，“這叫老得難得。” 周渝喝普洱， 講究的不僅僅在茶的香與味上， 更重要的：“還有氣。茶氣有調和、貫通作用，讓整個人都舒暢起來。”臺灣茶講究茶氣，這本身就有着文人的敏感與細膩，同時也有濃厚的文化意味， 這跟其他地方的茶文化都很不一樣。在杭州， 茶農“規定”你這個季節只能喝什麼茶；在潮汕，最被追捧的是最有財、有權的那戶人家喝的茶；但是在臺灣，有話語權的卻是大批熱衷此道的文人，他們對環境的講究、器具的審美，甚至泡茶的方式等細節裡自成一格，帶着文人自身隱世的哲學。
比如，臺灣人好巖茶，取其源自“山高水靈”的孕育；又如，雖說臺灣茶源自潮汕客家茶， 而潮汕人經商爲功夫， “ 點兵” 、“ 熱城”這些茶道用語都帶着點沙場的凌厲，但在臺灣，卻沒有真正意義的臺灣工夫茶。
周渝每次用古董茶具泡茶，要準備數小時。這也是周渝自創“正靜清圓”的茶學體系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支持。“正”，要求所有東西位置要端正正規，圓桌、方巾代表天圓地方，烹茶者的坐姿也必須居中、端正，集中精神；靜，就是專心泡茶，不需要特別拘束自己，感受茶氣；清，代表喝茶後的狀態，清心、清身、清神；圓，則是圍圓聚友，重在互相尊重，彼此溝通。整個茶道，沒有複雜的儀式和繁瑣的道具，看似簡樸簡單，但卻蘊含了東方美學與中國哲學，實際無所不包。周渝的茶會，一般是一個能容納30人的大間，不劃分小桌，所有人席地而坐，中間有個大大的砂鍋，用這個大砂鍋來烹煮普洱。煮出來的茶水，用老福建灰色的茶碗，一碗一碗地盛給衆人。因爲茶水出自同一鍋、同一人，自然而然，喝茶的人也輕易地形成一個氣場，連撫琴人也會因此受影響，撫出來的琴音也帶着共同的氣場。
臺灣的茶，沒有在茶具與味道上作吹毛求疵的追求，卻以人氣和諧、端莊乾淨見長。臺灣舞蹈家林麗珍回憶，當時她被收留在紫藤廬，喝的就是這種大鍋煮的老普洱，茶味已經沒有印象，只記得舀茶與奉茶的人，動作特別乾淨，盛茶的小碗，舊、不反光，樸素、端莊。這些形容詞，全都可以——也只能——用在臺灣文人身上。這些是臺灣文人引領的茶文化特點， 也是臺灣文人骨子裡傳統哲學的表象延伸。
周渝的入世、出世、隱於市
“無聞、平淡”，是周渝定義的茶文化精神，而周渝、紫藤廬、臺灣茶文化， 三者又似乎彼此融匯其中， 有着拆不開、分不清的同感效應，彷彿在骨子裡一脈相承。周渝提到，在家譜的說法中，他們是北宋周敦頤的後代，“出淤泥而不染” 似乎更帶了點世襲的感染。“ 渝” ， 重慶的簡稱。周渝1946年生於此，在重慶最有文化氣息的沙坪壩，與現時的紫藤廬所處之地彷彿因緣際會般巧合：“我記得是老房子，黑磚，仿蘇聯建築，樓梯彎曲延伸，盡頭黑漆漆的”，周渝搜索着兒時兩歲時的記憶，連這簡單的畫面感都帶着感情色彩。
“我重慶話很標準”，周渝語帶自豪，事實上他只在襁褓時期在重慶待過兩年。家裡哥哥姐姐、保姆都講四川話，甚至身爲湖南人的母親也入鄉隨俗地講起了四川話，唯獨，只有父親一個人由此至終不學方言，所有人跟他說話的時候，都得自動切換回湖南話。周渝的父親周德偉，世任國民黨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在周渝的印象中，父親廉潔、正直，有強大的精神世界。因爲家庭狀況、時政局勢、身體因素等外在條件，周渝並不是父親最偏愛的孩子，但是晚年的周德偉也承認，周渝知道他的痛苦，是最懂他的孩子：“第一，他的學問不被他人瞭解而痛苦；第二，他的主張、所預見的東西，最終都得到歷史的證實，但當初沒人能聽懂他講得什麼，所以很痛苦，他非常孤獨。”
嚴厲又強大的父親深深影響着周渝，而家境的優良同時支持也限制着他。自身充滿文人氣質、但又不用爲生計擔憂的年輕人，在很多時候，上下求索只是爲了擺脫身上的這些光環或者枷鎖，尋求自己所追求的自由。於是，即使哥哥姐姐全是理科高材生，大學時期的周渝也選修經濟學與外文系，但他真正熱衷的卻是文學、詩歌，甚至會跑去別的課堂專門爲了聽“樂府詩”課。1976年，周渝創辦“耕莘實驗劇團”，開始正式做實驗話劇。上世紀70年代，他就以完甄和的《望你早歸》爲劇本編導了同名話劇，當時被譽爲“衝破戒嚴封鎖的傳奇”。到2006年劇團30年紀念，這個劇被複演5次，場場爆滿，親友團裡往來無白丁，甚至包括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
雖然作爲話劇人周渝可謂風光無限，然而，他創辦劇團的理由卻真實簡單到極致：“那時候所有的戲劇都要送審，那會兒只是想找一個辦法不送審而已！”那時，電視、劇場被主流文化控制，沒有任何一點民間聲音的餘地，而有口皆碑的《望你早歸》，其實最讓人看重的不是它的警世深意，更多是因爲它與當時的電視節目截然不同，它展示的是最真實的人和事，連對話都是閩南語，時評稱：臺灣的戲劇終於出現了。
周渝就是這麼一個人，一直追求的是真實、平淡，但又會在別人認爲都沒有空間裡鑽出廣闊的天地。這與他的“茶”精神一脈相承：“平淡、無限，是茶的精神，也講究餘味、餘韻。全世界只有我們看重‘餘’，這裡頭有很大的空間，能創造大戲。”像周渝這樣的臺灣文人有非常突出的特點：溫和、隱忍、持重。文人自古皆因愁好酒，因爲夙願難求。臺灣文人一樣愁，“文人苦啊”，周渝不斷強調，但他們的釋放方式更柔和：求之與自然，求之與天地：“追求平淡，歷程卻不平淡啊”，周渝說。一年一次，周渝會祭茶：“是敬畏天地自然的一種儀式。”好茶是人與自然良性互動後得予的饋贈，自然要有感恩之情。那時候，紫藤廬裡會擺一張桌子，大門打開，桌上放了鮮花水果。然後周渝會用大砂鍋煮一大鍋普洱，茶人們捧着蠟燭，院落的中央生了篝火。手捧茶湯爲敬，茶湯灑地爲獻，一祭天，二祭地，三祭萬物生靈。這是周渝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審視，也是文人作爲領航與先行的責任。從一開始生活在父親影響與家境照顧中的入世，到堅持自己上下求索的出世，現在的周渝更多了一份恬淡和怡然。紫藤廬外依然是矗立的高樓大廈，周渝依然也會出門訪友，但是更多時候，他會靜靜地在紫藤廬的二層，作詩、寫書法。從來沒有學過書法的周渝也不臨摹字帖， 他要的只是把心裡的感覺寫出來， 他寫“ 雪林茗居” ， 他寫“孤夜懸空”，他把自己的簽名“周”字，寫成了一條魚的形狀。
“以人爲媒”，也“予人爲媒”的紫藤廬在臺灣茶界裡，周渝如此與衆不同，連同他的紫藤廬也完全無法單一歸類，與其說它是一個茶室，它卻處處充滿藝術感；說它是一個政客們愛聚集的地方，但這裡從來都是隻談風月，不談風雲。紫藤廬其實更像是一個平臺、一個交流場所，就像它還沒成爲“紫藤廬”之前的前身一樣。
在紫藤廬還不叫紫藤廬之前， 周渝的父親管這裡叫“ 尊德性齋”。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裡是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到了周渝手裡，他接濟各種有困難的藝術家，給他們買工具，也買他們的畫讓他們換盤纏，最慣常的手法，是以茶聚友，爲他們提供聚會與棲身的場所。紫藤廬被臺灣名家稱爲“藝術家的人民公社”，也是知名政客林濁水心中的“落魄者的棲身所”。孫慶瑛與史捷詠就是在紫藤廬認識的。沒有安排的目的，也沒有設定的意味，著名舞蹈家與史惟亮的兒子在品茶的時候認識，兩人惺惺相識，後者作爲著名作曲家，還兩度爲孫慶瑛的舞蹈親自操刀編曲。曾被老師認爲是白癡， 連小學都只能勉強畢業的天才畫家邱亞才，一開始由朋友介紹到紫藤廬的時候，連與常人的日常溝通都無法進行。但是他看莎士比亞、看《史記》，周渝對這些作品很熟，所以他理解邱亞才，一開始的時候還充當他與旁人溝通時的翻譯。後來周渝鼓勵邱亞纔多寫多說，他也在紫藤廬找到了內心平靜，畫中人物從一開始悲慘痛苦奇形怪狀的人，到後來變成了優雅的女性，全是以紫藤廬工作的女孩兒爲原型。邱亞才今年去世，作品被炒得洛陽紙貴，他當初送給周渝的畫因此也變得炙手可熱，畫商畫廊紛紛上門都被周渝拒絕了：“這是我們的歷史，我不能賣我的歷史。”
這些故事從1975年周渝把自己的家改造成紫藤廬後就經常出現。紫藤廬的出現本來就是一個“爲人提供方便”的簡單之舉，創建者的純粹之心在一開始就顯露無遺，之後自然會有同樣純粹的人，會尋香而來。一批又一批文學藝術愛好者、創作者聚合在這裡，談天說地聊創作，跨界合作已經不鮮見，甚至還有聯姻結緣的浪漫事。但更讓人嘖嘖稱奇的， 是往來這裡的不乏赫赫有名的名家， 周渝對此淡淡一笑：“因爲這裡是開放之地啊。”這樣一個充滿傳奇又追求平等與真實的開放之地，尉天聰、白先勇會來，舞蹈家林麗珍會來，書畫家葉士強會來，自由知識分子殷海光、李敖、陳鼓應也會來，其中李敖更是待周渝如親人。
李敖是周渝兩位哥哥的朋友，經常出入周家。當時的李敖很年輕很張揚， 永遠長袍不離身。周德偉與李敖相差近30歲， 但周家的門是敞開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 李敖和陳鼓應常去周家吃飯。周德偉一直跟他們講自己的政治理想、學術理想， 而且都是在飯桌上聊，“反正聽沒聽得懂不知道，但我母親做飯非常好吃”，周渝說。
李敖出入周家吃飯聊天，跟周家人關係非常密切，連那時候自己追一個楊姓女生失敗的軼事也會與周家分享，“他說羊肉沒吃到，惹了一身腥味之類的，我就以這個題材寫了一首打油詩諷刺他，具體怎麼寫忘了，他也會寫詩諷刺我之類的”，周渝回憶道。那時候，李敖剛進臺大歷史系，周渝還在念五年級。李敖還老跟周渝下象棋，周渝老是輸，但最後李敖還是把父親留給自己的象棋送給了周渝。那些人，那些事，因爲情義、追求、信念，即使時空轉易，也韻味十足，延綿半個世紀的長路，這些已經昇華爲傳奇，但紫藤廬本身卻在周家人一直用心維養下依然淡定如初，除了1997年那一次動盪，史冊留名“紫藤廬回收事件”。
16年前，關稅局稱周家佔用公家宿舍，要求周家把紫藤廬交還政府重新規劃成宿舍，法院甚至用木板封閉，把日式房舍部分都封存了起來。文化界譁然了，不僅因爲紫藤廬本身古舊建築的價值，更因爲這是難得的一片人與人之間純粹交往的淨土，亦是臺灣幾代人的共同回憶。當時，文化界朋友們認爲要從“保護古蹟建築”的角度出發，並在一週時間內趕出圖文並茂的申請文件。丁乃竺和胡茵夢甚至叫來媒體拍攝，在鏡頭下親自砸開了封閉的木板。1999年，時任臺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臺也爲此大費周折、四處奔走，甚至撰文“臺北市有58家星巴克，但臺北市只有一家紫藤廬。”如今，這棟老屋變更爲臺北市文化局設施，仍交周渝管理。
現在，存在了幾代人文化記憶裡的空間保存下來了，也具備了更多的公共性。但是，雖然有一身的故事，紫藤廬並不靠各種歷史傳奇或者名人而出名：“許多不知道任何這裡歷史的人，走進來也會覺得很舒展。” 臺灣名人陳文茜說過，紫藤廬永遠不屬於勝利者，永遠不屬於喧譁之地。現在的紫藤廬依然承載着臺灣文人那股內斂溫和的氣質，於茶、綠窗、鐵壺中，透出一股大隱隱於市的清新與光華，最起碼，它是那種美得讓你難忘的茶館，只需要你走在路上的時候多留心一點，多注意一眼，然後順着茶香，輕輕推開這道門……
文：陳淑美、王媛、範泉、潘雯晶、李穎 版式：吳沙沙 圖：王楠、蔡小川、鄒和傑
特別鳴謝：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
喝茶，人人都會，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國人喝了數千年的茶，是現代文學大師林語堂所形容：“只要有一隻壺，到哪兒都快樂”的民族，因此而發展出來的製茶工藝、飲茶藝術的講究，是世界少有的。
遺憾的是，經過唐宋明等幾代發展到巔峰的中國茶文化，在清朝末年卻因爲戰亂及革命，逐漸走向沒落。但約略在同時，一海之隔的臺灣，卻將飲茶這樁雅事發展成休閒文化與家常生活的一部分，隱然成爲承明繼清的“臺灣茶文化”。臺灣的生活與飲茶文化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飲茶這種風俗成爲臺灣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與茶相關的產業深入到島內各個角落。“去吃茶”這句話已經變成臺灣人待客的口頭禪。
找尋中國茶道
茶儀的討論之外， “ 工夫茶” 泡法可以怎樣再改良也是熱門話題。小壺泡是否一定要有茶船、聞香杯、茶海、茶盤、茶撥子等這麼多的茶道具， 是不是可以簡省成一壺兩杯， 甚至爲何一定要用小陶壺，可不可用唐式橫把壺，甚至不用壺，用蓋碗泡等。茶道具由簡單到繁複，再回到簡單，臺灣的飲茶方式似乎就在這兩頭擺來蕩去。
在茶儀、道具等茶事的探討之外， 對有關“ 茶與人生” 等茶道精神的探索， 也是茶界人士討論的核心。一千年前唐代陸羽所著的《茶經》是中國茶道的“ 聖經” ， 我們或可從中得到一些答案。《茶經》除了明白記載泡茶的要訣， 也點出中國人喝茶的一些態度跟方法。例如喝茶要喝“ 本色茶” ， 不要加果加料加味。而“ 茶性儉” ， 量不宜多， 不要牛飲。類似小說《紅樓夢》櫳翠庵妙玉喝茶的提示：“一杯是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驢飲了。”換言之，中國人喝茶，不只在喝滋味，甚至還要喝出茶的境界。從茶道具、品茗環境等的精進， 到茶界人士致力追尋的“ 中國茶道”，這也許就是臺灣的茶文化。
茶，原本是農產品，飲茶，也原本是人類生活的日常之事，但是在中國人數千年文化的映照下， 飲茶生活卻被經營出滋味、哲理、境界等種種與人生掛勾的大事。在臺灣喝茶， 可以喝出萬般滋味，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茶葉， 就有不同的氣味， 都在人們日常生活裡， 喝出一點兒悠閒、一點兒美學、一點兒人生哲理。茶裡茶外，小東西、大風光。
周渝 隱世的文人茶文化
袓籍湖南長沙，1946年出生於重慶，1981年創立文化茶館“紫藤廬”，並長期推廣茶道美學、國際茶文化交流及藝文活動。近年來關注大陸茶的原鄉雲南地區的生態破壞問題，在海峽兩岸茶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臺北，新生南路。臺北市大安區學術地段，路底是臺大，附近綿延幾條路都是學者、老師的住宅區，零星點綴的中小學和幼兒園，都是名校，許多臺北本地人對這條路的第一印象都是“文人啊”。不僅學校多，從臺大對面的懷恩堂往上，有清真寺、真理堂、臺北教會，再往北走，甚至還有香火最旺的行天宮。走在這裡的人，幾乎都沒有行色匆匆的—他們真的不趕着去幹什麼。
就在這條新生南路， 16巷1號，一棟90歲的老屋，沒有招牌，牆頭上能看到些許綠竹與紫藤，天生地養地長成了微妙的姿態。若肯在門邊多停留一刻，會發現門內靜放的花草都帶着自然的嬌矜之態，靈動鮮活， 彷彿不沾人氣…… 這裡是紫藤廬茶館。在臺灣， 紫藤廬雖名爲茶館， 但就像新生南路一樣， 被鬧市中生活的老百姓“ 自動屏蔽”— “ 又不是上學又不是拜拜（ 禮拜或者上香） 沒事去那裡幹嘛？”這裡的主人周渝也說：紫藤廬有一道半開的門，裡面有一座花園，但有些人經過，卻根本連門口都看不到……
周渝好普洱， 被稱爲普洱研究臺灣第一人， “ 我有很多收藏，一百年來，每個時期的普洱茶我都有藏品”，周渝笑說，“這叫老得難得。” 周渝喝普洱， 講究的不僅僅在茶的香與味上， 更重要的：“還有氣。茶氣有調和、貫通作用，讓整個人都舒暢起來。”臺灣茶講究茶氣，這本身就有着文人的敏感與細膩，同時也有濃厚的文化意味， 這跟其他地方的茶文化都很不一樣。在杭州， 茶農“規定”你這個季節只能喝什麼茶；在潮汕，最被追捧的是最有財、有權的那戶人家喝的茶；但是在臺灣，有話語權的卻是大批熱衷此道的文人，他們對環境的講究、器具的審美，甚至泡茶的方式等細節裡自成一格，帶着文人自身隱世的哲學。
何健 茶的君子之交
以中華茶藝獎第一名成名，從此晉身臺灣現代茶文化的研究和茶實務的參與。從早期遍訪宜興紫砂壺名家，收藏、研究紫砂真品藝術，延伸到相關器物在生活中的運用。從喝普洱茶到浪跡大陸六大茶類產區，對目前臺灣及全球華人普洱茶風潮具有開創性的影響。
小時候，茶對於我來講就是家裡面那把大茶壺搭幾隻大杯子，我們叫它“茶娘式”。
坐落於臺北市永康街的“冶堂”，外觀上看，這不過是極尋常的居民小院，大門口只有門牌號、無一塊招牌。淡淡的藍色大門把永康街的市井喧囂隔開，步入院內，綠意葳蕤。角落裡停着一部老式自行車，後座馱着藍色小箱子，上面白字寫着“臺灣鐵路第十二文化工作隊書箱”。推門而入，木桌竹椅，滿架茶葉罐、紫砂壺、瓷杯子。“坐，隨便坐。”“冶堂”主人何健，沒有殷勤的寒暄，一身素衣，一條棉麻質地的闊腿褲，帶着幾分文人氣。“冶堂”白壁上，掛着一幅出自王維《送丘爲落第歸江東》的毛筆詩句“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落款是臺灣著名作家舒國治，讓“冶堂”看上去更增添幾分文人之氣。
何健從小喜歡收藏郵票，爲了某些精彩的郵票而常跑古董行，漸漸地就會被古董店裡面老闆和顧客的對話所吸引，鬥彩、青花、唐三彩、漢綠釉……雖然聽不懂，但還是覺得很好奇。慢慢地開始對陶瓷感興趣，由於面對的領域過於龐雜，便捨棄了瓷器研究，轉而專注研究中國宜興窯，他也是臺灣最早的紫砂壺研究者之一。何健說，“中國的瓷器雖然博大精深，尤其到了清代官窯，比較高貴、漂亮，可是總與人有距離；而紫砂不僅可以收藏，生活中也常用到的，比較有人情味。”
何健認爲，茶本身沒有好壞對錯，只是適性地散發自身的特質，好茶有好茶的個性，低價茶也有低價茶的特質，趣味不一，我們不能單憑價格的高低來論斷茶的好壞，而是由喝茶的人，自己對於茶葉的既有態度，來挑選適合自己品位的茶。何健從茶裡面感悟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分別心，保持平常心，即是對萬物都是平等的。“對於我來說，所有來的朋友都是一樣的。
解致璋 茶香流動山水間
解致璋曾設有“清香齋”茶屋與“清香書院”。目前從事臺灣烏龍茶道的教學工作，著有《清香流動—品茶的遊戲》一書。她是臺灣最早將環境與茶席結合起來的茶人，每年一次在戶外園林的茶席都會成爲當地茶人期待的盛會。
學美術出身的解致璋，1988年在臺北開設“清香齋”茶屋，之後創辦“清香書院”，邀請專家、教授、藝術家等廣開人文、自然、生態等課程，解致璋許多年來所做的事，似乎都順着一條“清香”的脈絡在演進。但不爲人知的是，解致璋喜歡上茶是受到了父母的影響。
做“清香齋”，解致璋有她的執着，便是對好茶的要求。她絕不用“ 市場茶” ， 多年相熟的茶農， 每一季都會按照她的要求特別爲“ 清香齋” 製作上品烏龍。從茶菁的採摘、日光萎凋的工序， 到做菁、炒菁、揉捻等等， 每一步過程都馬虎不得， 全憑手工及經驗。“ 那時我就想爲客人找到最好的茶， 就找到了臺灣很有名的製茶師陳阿翹的茶， 當時並不知道， 我們的茶已經用到頂級了。如今， 陳阿翹已經不在了， 最近幾年很多人簡直把陳師傅做的臺灣烏龍茶神化了，賣的越來越貴，其實陳師傅生前做的茶也賣得很貴。”
解致璋認爲茶道是有禪意在裡面， “ 簡單地講就是對當下的體會、把握。在陽明山辦的‘ 即生即滅’ 茶會， 雖然聽起來有點悲，但在講要享受當下。就像今天我搭了這個茶席， 你們走了， 過兩天花就謝了， 就要拆了， 之後就沒有了。從茶中我的感悟就是在擁有的時候我就珍惜它、享受它，逝去的時候，也不要強留。”在解致璋看來，品茶是一種遊戲，是對生活之美的追求所產生的趣味及可能。美的東西大家都會喜歡， 無論是器物形態， 還是切切實實的滋味。
蔡曉芳 行走官窯的“老靈魂”
1974年，蔡曉芳首度以令各界驚豔的“寶石紅釉杯”，開啓了臺灣茶器創作的序曲。1984年，接受臺北故宮博物院委託，爲新設之“三希堂”研製茶具後，“曉芳窯”聲名大噪。兩岸普遍尊稱蔡曉芳爲“當代臺灣官窯主人”。
汝窯謀求的是“雨過天青雲破處”的微妙色彩，這充分表現了宋代皇室的特殊審雅觀。
蔡曉芳祖籍河南，作爲漢人的後代他天生就對瓷器就有着極強的敏感。很少有人知道，蔡曉芳在制窯方面的天賦深受了家族的藝術薰陶。“我們家很多人都是學美術的，學藝術的人是沒有什麼收入的，後來家人鼓勵我念理工科，理工科的時候學電子材料，要學制窯。”
如今，“曉芳窯”已經成爲臺灣茶道的典型道具。蔡曉芳位於臺北北投的家就是茶具愛好者的選寶之地，每一位到訪者都要提前一週預約，不過，這裡並沒有過多的器皿等待挑選，而是出品一套，立刻被茶具愛好者搶走一套。尤其是他所設計的分茶器，也叫公道杯，因爲器形的完美和使用的便利，成爲臺灣茶道器具的代表作。
臺灣很多茶人也與他成爲了好朋友。臺灣茶席大師、“清香齋”的主人解致璋告訴我們， “ 清香齋” 用的茶器幾乎都出自蔡曉芳之手。“我做茶藝室，購買茶器的時候，第一個就想到要找蔡老師。”直到現在，蔡曉芳還能記起解致璋當年拜訪他時的情景。“我開始大量做茶器是受到解致璋的啓發， 發現原來這個東西是這麼地被人需要。我還針對茶道的需要開始做研發，不僅做了茶杯、茶碗、茶海，還做了公道杯。雖然這些茶器是不被列爲珍藏、收藏等級的作品，但是它其實是這麼貼近我們的生活，而且能夠豐富它的色彩跟質感，其實是一件豐富生活的事情。”
如果不用“混搭”這個概念，真的很難解釋王德傳茶莊，也很難理解打造王德傳的茶莊傳人— 王俊欽。臺北長春路上的這一家王德傳茶莊， 商標旁清清楚楚寫着“Sinc e 1 862” 。“ 這家茶莊並不是一百多年前就有的， 但我們家制茶賣茶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1 9 世紀。”茶莊的主人王俊欽看上去風度儒雅，誰也想不到他一開始是在建築工地上整日吃灰塵的工程師。到茶莊裡坐坐，他不會向你推銷茶葉，倒是跟你大聊泡茶有什麼講究、臺灣不同地域出什麼樣的茶，是個守着百年茶莊的新派茶癡。
“臺灣最出名的高山茶種，幾乎都是從大陸引進的，我們家當時帶了安溪產的茶，因爲故鄉在晉江，離安溪很近。”王俊欽說。當年王家一到臺南，就在府城天后宮前開了間小茶莊，取名“王德興”。關於“王德興茶莊”的確切發跡時間，王俊欽說已無從考據。那麼，“Since 1862”這句話又從何得來呢？“名字都不記得了，怎麼可能知道是哪一年，打從我爸爸記事起，曾祖父就在經營茶莊了。後來我回家查看祖先牌位，知道了大概時間，爲了查證，翻了萬年曆，得到1862年這個數字。”
雖然父親這樣說，但王俊欽從小接受茶莊的耳濡目染，對茶是非常感興趣的。“我記得很清楚，店裡後方有一整排裝滿各式茶葉的大鐵罐，底下則是類似百寶格的抽屜。”王俊欽在現在擁有的茶莊裡比劃着孩提記憶中茶莊的模樣。“小時候臺南盛行乒乓球，我還在買賣茶葉的長桌上打球，絲毫不擔心會受到責難。爺爺泡茶我就喝茶，喝不太懂他也不多加解釋，但現在我做的茶都是根據那時候的印象，說不上來，但就是那個味道。”茶對於兒時的王俊欽來說，並不是什麼高深難懂的東西，只是一種日常飲料。小時候的他很喜歡看家裡的師傅製茶葉， 即便不懂茶種、不識茶名，曾嘗過的茶香和茶味卻以另一種方式鐫刻在腦海中，成爲永恆的味覺記憶。“可是你知道，我讀大學的那個時代，臺灣的經濟中心已經從臺南變成了臺北，當時臺灣男生最好的出路，要麼是學醫，要麼是學工程。雖然我很喜歡茶，但是也聽從了父親的建議，最後選擇了土木水利工程專業。”
在他的研發下，王德傳茶莊有了不少自己的招牌茶。臺灣地理條件得天獨厚，中部的中央山脈把臺灣分爲東西兩側，山脈阻隔導致氣候不同，每個產區的茶葉味道也不盡相同。臺灣最出名的還是深度發酵的烏龍茶，王德傳茶莊裡就有“福爾摩沙”系列臺灣烏龍茶，口感豐沛，回甘悠久：香高韻足的阿里山烏龍、風姿綽約的白毫烏龍、甘醇溫潤的凍頂烏龍以及散發幽蘭氣息的文山包種，都是聞名國際的茶品。堅持古法制茶，令王德傳茶莊的茶經得起時間考驗。“老一輩的技術裡沒有真空包裝，甚至儲藏茶葉的器皿也只有甕而已，爲什麼那些茶葉的味道仍然和最初一樣，散發清甜的香味？所以我堅信古法制茶是不容放棄的。”王俊欽說。
葉翠娥 阿里山冠軍茶農的堅持
54歲的葉翠娥曾做過房屋銷售，也曾擺過地攤賣衣服，還在百貨公司當過專櫃小姐。懷着對故鄉阿里山茶的喜愛和執着，她毅然放下服飾店跟着家人回到山區種茶，從“櫃姐”變茶農，但她一直堅持“做什麼要像什麼”的信念，種茶製茶沒多久就在比賽中獲獎。
阿里山給了我們養分，纔能有這樣高品質的茶，所以我堅持只做阿里山的茶。
葉翠娥老家達邦村的原始叢林孕育了阿里山頂級軟枝烏龍茶，平均1400-1600米的海拔，氣候平穩，長年雲霧裊繞，日夜溫差大、日照短，是種植好茶的最佳環境。葉翠娥雖是“半路出家”的茶農，但憑藉20年對種植和製作純正阿里山茶的堅持，終於在2012年的阿里山冬茶競賽中獲得特等獎（冠軍茶）。
葉翠娥出生在1960年，是地地道道的阿里山人。對茶最初的印象是來自小時候和阿嬤（奶奶）一起採茶。“六七歲時，我家住在阿里山深處，家裡農田旁有幾棵野茶樹，阿嬤帶着我們去採茶，把採到的茶曬一曬、炒一炒，就成了全家人喝的茶葉。”那時，她家是自給自足的農戶，家境並不富足。家裡養着雞、鴨、豬，田裡面種着玉米、水稻等作物，牲畜長大了就宰掉，作物熟了就收割，往復循環。上世紀80年代初期，葉翠娥看到阿里山公路主幹道兩旁的農戶已經開始做起了與觀光業相關的生意，而且很多人開始賣阿里山茶，並從中獲利。想要改變家境的葉翠娥， 向父親提出打算改種茶葉的想法，沒想到遭到了“保守派”父親的嚴厲反對。“爸爸說，種水稻、玉米，起碼還有糧食吃；你要把田地犁掉種茶，茶葉苦苦的，要是賣不出去， 我們要怎麼生活呢？ ” 正是父親的反對， 這個想法就擱置了，一擱置就是十年時間。葉翠娥像很多同齡人一樣離開了阿里山到山下嘉義市開始了打工的生活，做過房屋銷售，也曾擺地攤賣衣服，還在百貨公司當過專櫃小姐。
經過葉翠娥夫婦的管理，他們發現由於茶園是種植在斜坡上的，斜坡頂端的土壤都堆積到斜坡的底部，上面的茶樹土壤不夠，營養不良，下面的茶樹土層太厚，快要窒息了。“我們就請工人把土從下往上翻，施成本很高的有機肥料。之前的茶樹也缺乏修剪，枝蔓叢生，又花了兩三天的時間，請工人把茶樹雜亂的枝蔓修剪好。之前朋友對農業不太熟悉，茶田看似是平的，其實內部是應該有排水溝的，這樣土壤和肥料纔不會被雨水沖走，所以我們又開始挖排水溝。”經過整治後，葉翠娥的茶園很快就見到了效果。茶樹枝葉均勻而茂盛，不論是茶葉質量，還是產量都很好。大家看到葉翠娥夫妻倆的成績，都來找他們維護茶園，之後，葉翠娥就租了大量的茶園，僅用五六年的時間夫婦倆就建起了自己的茶廠。“我們建茶廠之前，每次採下來的茶都要用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去隔壁村去做茶葉加工。”葉翠娥毅然決然地上山來管理茶園，自然而然地轉作了一名阿里山茶農。葉翠娥總是說， “ 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村姑， 是因爲阿里山給了我們養分， 纔能有這樣高品質的茶， 所以我堅持只做阿里山的茶。” 正是這種堅持， 葉翠娥在20 1 2年阿里山冬茶競賽中獲得特等獎。她興奮地說： “ 等了二十多年終於盼到這一天了！ ” 與獲獎相比， 葉翠娥更高興兒子李少夫能從臺北返鄉全心投入阿里山的茶事業，這次能拿下冠軍茶比賽，兒子李少夫是葉翠娥最得力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