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研究集刊》「臺灣學」的理論建構（陳孔立）

「臺灣學」作爲一個新的學科，它的建設必須具備許多必要的條件，要根據臺灣研究和時代的特點提升研究方法，廈大臺研院師生在這些方面已經做出了一些嘗試。（圖／達志影像）

摘要：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的學術研究，經過兩岸學術界幾十年的努力，在學科建設方面已經打下堅實的基礎，組建臺灣研究交叉學科——「臺灣學」的條件趨於成熟。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在這一領域的知識理論體系建構和組織體系建制方面做出許多有益的嘗試，提出了「廈大方案」，希望兩岸學術界繼續努力，爲臺灣研究交叉學科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一、臺灣研究的「廈大方案」

「臺灣學」作爲一個新的學科，它的建設必須具備許多必要的條件。而要具備這些條件，必須經歷相當長的探索和完善的過程。首先，要明確學科的本質屬性。其次，要完善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模式。最後，要根據臺灣研究和時代的特點提升研究方法，廈大臺研院師生在這些方面已經做出了一些嘗試。

(一)明確提出「臺灣學」的本質屬性

本人指出「臺灣學既具有學術性又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在臺灣學研究中既要遵循學術的原則，又不能不考慮到政治因素」。朱雙一強調「臺灣學」的學術價值和政治意義，他指出：「有關臺灣的政治、法律、經濟等的研究，本身帶有強烈的當代性，歸入『臺灣學』範疇的臺灣史、臺灣文學的研究，應該具有（至少是應該提倡）一種從當前臺灣現實出發，緊扣當下重要、緊迫問題的現實問題意識，這種意識可使臺灣史、臺灣文學研究這些本來似乎可有可無的學科，轉化爲『臺灣學』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使『死學問』活過來，煥發新的生命活力，此誠爲『臺灣學』的靈魂」。

他針對「臺獨」意識形態打着學術旗號的傳播提出要「立足於從學理上加以批駁，才能擊中其要害，使臺灣民衆信服「需要我們通過建立『臺灣學』展開對臺灣情況的全方位的細緻研究掌握擺事實、講道理的能力，纔有可能勝任這一工作」「80年代以來，一些有『臺獨』傾向的文學、文化論述成爲具有『文化霸權』性質的話語，恰恰都說明了文學、文化歸根結柢與政治脫不了干係，因此有關臺灣文學、文化的研究最終也都會——必然也是必須地——指向『政治』這一『臺灣學』的『終極』的任務」。

(二)在理論體系和研究模式方面進行初步探索

關於兩岸政治定位，劉國深早在1999年就提出「國家球體理論」指出目前的「中國國家球體」是由祖國大陸與臺灣兩部分構成「球體」，球面由祖國大陸政權與臺灣政權這兩塊大小不同的「球面」構成，兩部分「球面」各自都由一定的內部主體支撐，同時也分別行使既相互區隔又相互依存的對內對外功能，兩者間的功能區隔只是內戰狀態下的暫時現象，並沒有法理穩定性的保障，隨時都可能因競爭出現變化，這種暫時性區隔的持續是以「國家球體」的內在主體部分完整性不受損害爲底線。後來他又進一步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框架可以表述爲：「領土主權一體，政府差序並存，存量原則不變，增量拓展共商」劉國深和王鶴亭還提出「一箇中國，兩個平等政權，中國代表權互補」作爲兩岸政治定位的底線，而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兩岸政治定位將有助於解決兩岸「一箇中國」意涵之爭。

陳動提出「一個國名，兩個國號」指出「中國纔是國名，而歷史上的、現實中的國號僅僅是特定時期政府爲中國所起用的稱號，在政治、法律和國度意義上 中國只有一個」。

李鵬提出以「當局」作爲兩岸政治定位的起點，指出兩岸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以「當局」互稱，而「當局」的提法實際上已經隱含了政治定位的某些深刻含義，在當前兩岸已經就一箇中國框架（架構）形成更爲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的情況下，可以適時思考以「當局」作爲兩岸政治定位的起點探討發展政治關係的問題。

張文生提出「海峽兩岸『第三主體』」指出「第三主體論」是在「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海峽兩岸共同建構的「第三主體」最終目標是一個「統一國家」但是在過渡時期，大陸可認知爲「一箇中國」臺灣可認知爲「憲法一中」或「大屋頂中國」，雙方不持異議，「第三主體」也就是「第三認同」是超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的兩岸人民共同建構的新的政治認同主體。

關於兩岸關係，劉國深提出「兩岸橋接模式」指出，要用「橋接」的思維，彼此吸收對方的正能量，共同推動兩岸政治文明的發展進程。李鵬提出「橋接平臺」指出，針對客觀存在的社會制度差異問題，兩岸可以在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建立起制度互信，並嘗試在社會制度的某些方面實現「橋接」最終構建起「相互尊重、理性對話、良性競爭、共同進步」的社會制度「橋接平臺」。

肖日葵也對兩岸「橋接平臺」做了研究。王貞威提出「兩岸羣際建構論」把大陸和臺灣人格化爲兩個施動者的集羣，分析在兩岸的互動性實踐中，兩個施動羣之間已然形成並持續建構的羣際文化結構及其進化過程，其核心觀點是：「物質基礎、觀念主導、實踐建構、文化進化」，即在以一定的物質形式爲依託的基礎上觀念（文化），在社會實在建構過程中起主導性作用，在理論和研究模式方面，提出施動羣概念改進「施動者－結構」機制的一般模型，提出「家人」文化概念，改進文化結構進化的一般圖景。

關於兩岸整合進程，劉國深和王貞威還提出「三階段」說：器物——利益的整合階段，制度——結構的整合階段，以及文化——價值的整合階段。

關於兩岸合作治理，劉國深提出「區分政治與行政兩個不同層面的事務，並借鑑西方的公共治理理念，雙方公權力部門可主動地進行適度的戰略收縮，讓兩岸民間社會的力量進一步釋放出來，成爲引導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新的力量，成爲兩岸公權力部門合理有效的補充。

唐樺提出，「通過優化治理結構、整合參與資源、激發合作動力和培育文化意識四種途徑來構建兩岸合作治理模式」。王鶴亭指出「在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特殊情況下，中央政府既要有效阻遏『臺獨』、維護和鞏固『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現狀，更應逐步將臺灣整合納入『一箇中國』的治理體系與政治秩序」。

此外，劉國深和芮鵬、肖日葵、王勇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針對臺海危機管理，陳先纔則專門提出了「臺海危機管理模式」。關於兩岸青年問題的研究，唐樺嘗試從利益、制度和觀念三個維度來搭建兩岸青年融合發展的理論框架。提出兩岸青年「共同認知」的整合路徑：交往理性的價值路徑、加深認同的文化路徑、共同參與的制度路徑，以及共同生活的社會路徑。此外，陳超等人還建構了一套測量常住大陸同胞社會融入的指標體系。

在臺灣經濟與兩岸經濟關係方面，李非指出臺灣現代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介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第三條經濟發展道路，即「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並對臺灣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性分析。

唐永紅歸納總結出了一個可以系統研究區域一體化問題的綜合性的理論分析框架。王華構建了包含中國大陸、臺灣以及其他經濟體的三方實際經濟週期模型，用以類比分析全球經濟衝擊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的影響；並提出兩岸經濟融合發展進程的「層級推進」模式。石正方建立了大陸惠臺政策評估理論模型，並應用於實際案例的分析。王勇探討了推動實現廈金融合發展的兩岸口岸治理合作新模式。

關於法律問題，法律研究所對兩岸兩會協商談判與兩岸協議實施機制進行了研究。彭莉、季燁提出構建海峽兩岸次區域合作機制，以及兩岸協商談判和內部實施機制的配套構想；季燁從「實質平等」角度提出制定臺灣居民同等待遇的衡量標準「爲大陸方面制定臺灣居民同等待遇措施提供法理依據，爲既有差別待遇措施的評估和完善提供衡量標準」。劉文戈提出「強約束力公民投票－弱約束力公民投票」的理論分析框架，用以解釋和分析臺灣「公民投票」活動的新變化。

(三)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方法逐漸演進

首先，開始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嘗試，臺研院政治研究所師生開展了政治學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與行爲經濟學、認知心理學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經濟研究所以區域經濟學爲理論基礎，參考西方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理論，使用歷史分析法、系統分析法、結構分析法、定量分析法、比較分析法等多種研究方法，開展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經貿立法、國際關係學、國際經濟學、社會（文化）、能源經濟、管理科學，以及兩岸關係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

文學研究所開展了文學與文化學、社會學、文化政治、文化心理、語言學與文化認同、國族認同的交叉學科研究。歷史研究所開展了歷史學與文學、文化、軍事、政治、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綜合研究。而社會史與經濟史更是臺灣史研究的特色與重點。法律研究所的研究涵蓋了憲法與行政法學、經濟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法學等多個領域，並圍繞法學與經濟學、政治學、對外關係等相關學科開展綜合研究。兩岸關係研究所運用社會互動理論、社會生態理論與文化政治理論開展綜合研究。但以上涉及交叉學科的研究還只是初步的嘗試，尚不成熟。

其次 廣泛採用發放問卷、深度訪談等方法開展調查研究，依託區位優勢，本院設立了兩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並在臺北、臺中、高雄、金門設立駐點研究室，充分創造有利條件，以便於對臺商、臺生、臺胞以及赴臺就學的陸生進行深入調查。例如，王華和葉宏明利用研究院中心化電腦輔助電話調查設施，針對臺灣島內22個縣市以及離島澎湖、金門兩縣的居民住戶，開展了有關兩岸文化與政治認同情況、兩岸經貿交流成效評價以及「五都」市長選舉投票意向等方面的問卷調查。

張文生和葉宏明則運用兩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資料，分析了民意調查在兩岸關係研究中的科學性與侷限性。唐樺對臺灣各縣市民衆進行了電話調查，還對2016年來廈門參加兩個大型兩岸青年交流品牌活動的9名臺灣青年（6名在校生、3名青年創業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王華和石正方對廈門多個臺商投資密集區域的14家臺資企業進行了深度訪談。張羽等對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成功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二十餘所大學的學生髮放問卷，圍繞「兩岸青年學生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兩岸青年對當代社會文化的看法」等議題進行調查。張寶蓉和王貞威對「在大陸的臺灣青年社會適應性」進行問卷調查。郭偉展和陳先纔對臺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和島外地區13個縣市23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進行「大學生社會政治心態」的問卷調查。

再次，廈大臺研院一貫進行的幾項特色研究，例如，政治研究所的民進黨研究，該所1980年代就開始對「黨外」進行研究，1985－1986年發表有關臺灣黨外雜誌、黨外運動的論文。陳孔立於1989年寫成《民進黨：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是兩岸間最早有關民進黨的專着（當時未能出版），1990年發表《民進黨與1989年選舉：預測與解釋》。此後臺研院民進黨研究著作主要有《民進黨選舉策略研究》、《民進黨意識形態研究》、《民進黨重返執政後的「臺獨」風險》等。

此外，臺研院還進行了多項預測研究。1989年預測民進黨將取得5-7席縣市長 結果得到6席。1993年預測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4席以上，民進黨保住5席，結果是國民黨13席、民進黨6席。1996年島內「大選」由劉國深負責預測，選後第二天，島內「中央社」報導：「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對於四組『總統候選人』所做的得票率預測，與昨天揭曉的結果十分接近，準確程度甚至超過臺灣某些民意調查機構，「具體而言，預測李登輝、連戰得票率48%-55%（實爲54%）、彭明敏、謝長廷得票率23%-25%（實爲21.13%）、林洋港、郝柏村得票率15%-18%（實爲14.9%）、陳履安、王清峰得票率8%-10%（實爲9.98%）。有的媒體說是「預測精準」。

2004年「大選」選前一天，《國際先驅導報》發表臺研院研究人員預測：「陳水扁仍有微弱勝出可能」。2008年「大選」由張敦財預測，公佈的數字與實際數字只差0.16%。臺灣《聯合報》發表評論說：「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在大選之前即預估，馬蕭勝選比率在百分之十六點七四，換算成藍綠實際得票數差距約230萬票左右，距實際數字極爲接近。」

2012年「大選」的預測由張敦財承擔，預測馬英九的得票率可能高出蔡英文5.98%與實際結果誤差只有0.01%，預測馬英九將比蔡英文多出80萬票，結果是79.8萬票，預測「立委」選舉國民黨可獲65席，結果是64席，同時，研究院還做過國民黨走向、民進黨走向、臺灣省籍族羣關係的發展、臺灣當局對外政策的走向、對未來30年國家統一進程與模式等專案的預測。

應當指出，臺研院的選舉預測，一般採用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經驗預測與科學預測相結合的方法，有時自行設計預測模型，有時需要逐個選區、逐個候選人進行計算，才能得出結果，從不採用「宏觀預測」的方法，可以說，這些預測是「算」出來的，而不是「猜」出來的。

外媒報導：廈大臺研院的民調中心是大陸首家涉臺民調機構，從2006年成立起 每年至少有兩次民調，民調訪員是該院的研究生，在2008年預測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民調中心同時就「入聯公投」和「返聯公投」進行民調，而以民調爲基礎預測的資料與最後「公投」結果的事實相差不大，民調中心負責人張文生指出，開展民調主要是獲得學術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以民調樣本爲基礎所作的分析報告，都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參考。

值得強調的是，廈大學者在發掘和整理臺灣史料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貢獻，歷史系林惠祥教授是我國最早研究臺灣先住民的學者，早在1929年他就到臺灣高山族聚居區蒐集文物，至今本校人類博物館仍然陳列着這些文物，2004年曆史系陳支平教授主編《臺灣文獻彙刊》100冊、2014年主編《閩南涉臺族譜彙編》100冊，本院陳碧笙、李祖基教授等也對發掘整理臺灣史料做了不少工作。

(四)本人在建構「臺灣學」方面所做的工作

第一，提出建立「臺灣學」的建議，2004年本人出版《臺灣學導論》一書，向兩岸學者提出共同建立「臺灣學」的建議和初步構想意圖是「作爲『臺灣學』的『雛型』提供研究臺灣的學者們參考、討論、補充、修正」，「希望現在能夠開始從『臺灣研究』向『臺灣學』過渡」當時條件尚未成熟，但已有一些學者表示了支持的態度，時任臺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爲本書寫序指出：「要把臺灣研究發展成『臺灣學』，沒有一點思想解放的勇氣是不行的，然而，筆者認爲，學術研究不應該有什麼禁區，任何學術上的探索和創新精神，都應該得到熱烈的掌聲鼓勵」。

大陸學者章念馳評論《臺灣學導論》時指出：「這是他盡一生研究之功力，用他一顆對祖國對人民無限熱愛之心，爲兩岸關係研究提供了第一部《導論》，將兩岸關係做了一個完整的總結，把我國的對臺研究推到一個新的水準，其篳路藍縷之功將留存兩岸關係史冊」。香港學者陳子帛指出「創設一門全然不同於政策研究的專門學科確有必要」「這部《臺灣學導論》爲兩岸的臺灣研究奠定了再出發的基石，堪稱傳世之作」。

臺灣學者邵宗海說他1993年訪問大陸「陳（孔立）教授當時曾說『臺灣研究是綜合性的研究，需要各門學科的配合，所以社會科學的理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其他科學的理論都應當運用到臺灣研究中來』，陳孔立教授在那個時候已經爲現在的『臺灣學』開創視野」。

臺灣學者彭懷恩指出：《臺灣學導論》可以說是兼顧了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人文主義的關懷，所以，此書的讀者無論臺灣人、大陸人或外國學者，應能很快地掌握錯綜複雜的臺灣問題之頭緒。

現在，經過多年來兩岸學者的共同努力，建立「臺灣學」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我希望大家能夠共同努力把「臺灣學」的建立繼續向前推進。

第二，試圖提出一些研究模式

1988年在參與臺灣學者有關清代臺灣發展模式是「土着化」還是「內地化」的爭議中，本人提出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的「雙向化」發展模式，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陸社會，一方面日益紮根於臺灣當地，直到日本佔據臺灣纔打斷了這個發展進程。

2002年提出臺灣政治的「省籍－族羣－本土化」研究模式，凡是當代臺灣政治的歷史和現實都可以用這個模式做出解釋，並且列舉了新政黨的誕生與舊政黨的重組、國民黨內部鬥爭的發展進程、民進黨的發展進程，以及其他若干重要事件加以驗證，同時提出如下預測：(1)臺灣將出現兩個立足於本土的政黨對抗的局面；(2)外省籍「立委」將繼續減少；(3)2003年底北高二市的市長選舉，外省籍政治人物可能獲得一席，以後不可能再由外省人擔任了；(4)2004年是外省人爭奪地區領導人的最後機會，後來的事實證明前兩項預測是對的，後兩項預測是錯誤的，因爲這個預測沒有充分考慮到一些「可變因素」，例如，沒有估計到2000年民進黨上臺後會迅速腐化，不到8年就失去民心，沒有估計到國民黨內沒有人的威望超過外省籍的馬英九，沒有估計到有那麼多本省人會投票給馬英九，所以這個研究模式不能成立，宣告失敗。

近年來研究兩岸認同問題，提出一些研究路徑和研究模式，例如，2012年提出「兩岸認同過程的雙管雙向互動模式」「兩岸認同過程的五個階段」「臺灣社會認同的『五要素說』」，這些模式都有待實踐的檢驗。

第三，嘗試從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

本人在這個方面起步較晚，近年來運用政治學與社會心理學、社會認同論、建構主義理論、管理學等相關理論進行綜合研究，比較全面、系統、細緻地考察臺灣民意與羣體認同問題。

第四，參與具有廈大臺研院特色的幾項研究

在批判「臺獨」研究方面，早在1994年就主編了《史明臺灣史論的虛構》一書，這是兩岸第一部批判「臺獨史觀」的著作。1997年組織臺研所教師批判李登輝當局鼓吹「臺獨史觀」的《認識臺灣（歷史篇）》。1998年以後連續在臺灣出版的《海峽評論》上發表《臺灣歷史的「失憶」》《日據時期臺灣歷史的幾個問題》《臺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等文章。2005年發表《從「主權未定」到「主權獨立」——臺灣當局修改歷史教科書的政治目的》。

近年來連續發表批判「臺獨史觀」的系列論文：《「臺獨史觀」的建構與嚴重影響》（《臺灣研究》2018年第5期）、《20世紀80年代「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與學理批判》（《閩臺關係研究》2020年第1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史教科書民族敘事的演變及其影響》（《 閩臺關係研究》2020年第2期）、《21世紀以來臺灣建構「臺灣民族文化」的典型話語批判》（《臺海研究》2020年第2期）、《21世紀以來臺灣「民族歷史書寫」中的「臺灣民族主義」敘事》（《 臺海研究》2020年第4期）、《20世紀90年代臺灣的「民族歷史書寫」——以〈馬關條約〉一百週年紀念活動爲重點的研究》（《閩臺關係研究》2021年第1期）。

在民進黨研究領域早在1989年就寫成《民進黨：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當時未曾出版）。1990年發表《民進黨與1989年選舉：預測與解釋》（《臺灣研究集刊》1990年第1期）。此後發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角逐——評楊憲村着〈民進黨執政〉》（《 臺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民進黨在「大選」過程中的「省籍動員」》（《現代臺灣研究》2003年第5期）、《民進黨新潮流系的政治影響力》（《臺灣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等文。

在臺灣民意研究領域，早期研究臺灣民衆的複雜心態，發表了系列論文：《臺灣歷史的集體記憶與民衆的複雜心態》（《臺灣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1945年以來的集體記憶與臺灣民衆的複雜心態》（《臺灣研究集刊》2003年第4期）、《兩岸隔絕的歷史記憶與臺灣民衆的複雜心態》（《臺灣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近期集中研究臺灣民意與羣體認同，2013年出版《臺灣民意與羣體認同》之後，繼續發表了《臺灣民衆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複雜心態》（《臺灣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臺灣主體意識與兩岸關係》（《中國評論》2014年12月號）。

(五)組織體系的建制

臺灣研究交叉學科的建設，除了上述知識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外，還有賴於組織體系的有效建制，在這個方面，廈大學者也做了不少工作。

第一，建立了研究平臺和交流平臺，從臺灣研究所到研究院、臺灣研究中心再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併入選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還建立了廈門市臺灣學會、高校涉臺機構協同工作會，臺研院與臺灣多所高校建立交流關係，創設了兩岸青年共同參與的「兩岸學子論壇」等等，還經常組團出國交流，擴大廈大在兩岸和國際的影響力。

第二，建立了傳播平臺，從1983年開始創辦專門研究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的學術刊物《臺灣研究集刊》，至今已經連續出版174期，發表了大量有水準有創見的論文，被列爲「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Ｉ）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在兩岸乃至國際學術界有相當的影響。

第三，建立了研究團隊，協創中心邀請海內外研究臺灣與兩岸關係的權威學者加盟，並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人文學院、高等教育研究院一些著名學者作爲學科帶頭人，全校招收涉臺研究生的（包括臺灣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院、社會人類學院、人文學院和公共事務學院在內）約20位博士生導師、30位碩士生導師，以及其他教師和博士生、碩士生組成強大的學術梯隊，增強了廈大研究團隊的實力。

第四，培養了涉臺研究人才，廈門大學涉臺專業設置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學、法律、教育等多個學科，從1982年開始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2013年起由學校批准設置臺灣研究交叉學科，並於2015年啓動研究生招生，截至2020年底，臺灣研究院累計招收了600多名研究生，培養了135名博士、321名碩士，其中有50多名臺灣學生（其他學院未計在內），爲兩岸融合發展與祖國統一大業培養了優質的服務人才，2020年起設置臺灣研究交叉學科本科輔修專業，同年開始招收本科生。

第五，建立了涉臺研究文獻資訊中心，廈門大學圖書館和臺灣研究院擁有大量涉臺圖書、期刊和電子資料庫、特色資料庫，爲涉臺研究的手段與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力的文獻保障。

總之，廈門大學在建立臺灣研究組織體系方面，已經做了許多工作，無論在研究平臺、傳播平臺、文獻資訊中心的建設方面，還是在研究團隊、人才培養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績，不僅爲今後組織體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礎，也爲知識理論體系的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正是因爲聚集了這麼多涉臺研究力量，才能夠提出許多相關理論和研究模式，才能逐步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今後可以在組織體系不斷完善的基礎上，提升知識理論體系的建設，互相支撐、共同發展，作爲專業智庫，以優質的研究成果提供決策參考。

以上是廈大師生爲臺灣研究的學科化建設做出的一些貢獻，在這個學科領域發出了「廈大聲音」但是「臺灣學」的建構仍然處於初始階段，還存在許多問題 諸如，對主流學科知識未經過改造而移植到涉臺研究中，對西方理論的運用未能體現出中國特色，未能從涉臺研究中發掘出具有穩定性的規律、理論或實踐模式，得到公認的知識還相當欠缺，臺灣研究的評價體系並未掌握在學術界手中等等，要完成學科建設還需要大家繼續努力。劉國深在爲《臺灣學導論》寫序時指出：「無論如何，他已經開了一個好頭，餘下的處女地，應該由我們年輕一輩去開墾和經營」，我想用這句話與廈大師生共勉。

二、臺灣研究交叉學科建設的幾點啓示

經過多年來兩岸學者的研究實踐，已經爲臺灣研究學科化做出不少貢獻，也給建立「臺灣學」提供一些重要的啓示。

第一，要明確建立「臺灣學」的目的，要以全球視野，從全球發展進程和國家戰略的高度來建構「臺灣學」的學科體系，要明確是「中國的臺灣」而不是「臺灣的臺灣」。

第二，要明確「臺灣學」的區域研究性質，既要重視臺灣與大陸的共性和密切關係，關注歷史性、長時段的研究，又要重視臺灣地區的特性，臺灣與大陸的差異性，關注當代性的、與臺灣發展前景相關問題的研究要求同存異，而不要求同去異。

第三，要開展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吸取其他學科建設的經驗和研究方法，建設和完善「臺灣學」的學科體系。

第四，研究者個人都有可能爲建立「臺灣學」做出貢獻，關鍵在於要在研究過程中有意識地關注探索建構理論或研究模式，自覺地嘗試運用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在與其他學者交流中發現自己不認同的理論和研究模式，從而提出自己的理論或研究模式，要敢於創新、勇於創新，可以在長期研究經驗的基礎上創新，青年學者也可以「標新立異」，在前人未涉及的領域或問題中或針對權威學者，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見和獨到的理論或研究模式。

隨着時代的發展，許多新學科的建設紛紛提上議事日程，但一個新學科的建成 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廈門大學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構想，1978年創建了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是中國第一個以高等教育爲研究物件的專門研究機構，經過潘懋元教授的團隊幾十年的建設，至今已經取得不少成績。潘先生表示，他對目前高等教育學的建設比較滿意，但又覺得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還不夠充分，高等教育理論體系還沒有成熟，也有人認爲「作爲一門新興學科，高等教育學尚處於『建設中』」。

儘管如此，應當說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他們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鑑，它說明「臺灣學」的學科建設任重道遠，需要經歷同行專家的共同努力，通過長期的討論乃至爭論，逐步取得一定的共識，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解決存在的諸多難題，逐步完成學科建設的任務。

在慶祝廈大百年校慶的今天，校黨委書記張彥同志對廈大的臺灣研究寄予厚望，他提出「充分利用學校的綜合學科優勢，緊密結合形勢變化，開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在中央和地方的對臺工作中提出更多的廈大方案、發出更多的廈大聲音」「進一步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爲增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瞭解、相互信任作出更多努力，爲祖國統一奠定更加堅實的民意基礎」。

本文依據這一精神，從學科建設角度提出迴應：臺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研究已經走過幾十年的歷程，經過兩岸學術界的努力，在學科建設方面有了較大的進展。廈門大學涉臺研究領域的師生在建構相關理論和研究模式、研究途徑，開展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探索適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對臺灣民意和政治心理的深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貢獻。

在組織體系建設方面同樣也有所貢獻，現在臺灣研究學科化的條件漸趨成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從兩岸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從戰略高度探尋臺灣社會和兩岸關係最好的發展前景和具體道路，以「臺灣學」對臺灣各方面的深度研究，爲兩岸融合、和平統一，以及統一之後的臺灣治理和長治久安，提出有效適用的路線圖，即「廈大方案」作爲臺灣研究專業智庫的資政建言，提供決策參考，爲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做出廈大的貢獻。

（本文作者爲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經廈大臺灣研究集刊授權，中時新聞網摘錄精華刊出，標題與插題經中時新聞網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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