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華官員 多來自不同美國智庫

拜登政府對華官員，多來自不同美國智庫。圖爲美國白宮。（新華社）

據《環球時報》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就職已滿一個月，與民主黨有關聯的美國智庫正成爲新政府人才儲備的大蓄水池。這其中，既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百年老店」，也有新美國安全中心等帶有明顯「歐巴馬—拜登團隊」特色的新型智庫。

來自這些智庫的資深智囊已佔據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中情局局長、國家情報總監等拜登外交和國家安全團隊的主力位置，還有年輕一代學者進入美國國防部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等特殊部門。

細數拜登背後的智庫羣，梳理它們近期的研究內容可以發現，有關「聯合盟友對抗中國」、「重建民主國家同盟」、「重建西方民主制度信心」等觀點，都和拜登政府當前的內外政策高度吻合。

儘管有一些「旋轉」進政府大門的智囊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中國通」，但他們都是公認的亞太問題專家、氣候問題專家、「代言美國中產階級外交政策的大腦」...他們的存在，讓拜登政府在對華關係上主張的競爭關係與川普政府的戰略競爭有很大不同。

來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新美國安全中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智庫的智囊成爲拜登政府外交和國家安全團隊的主要成員。如現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曾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曾擔任該基金會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杜如鬆（Rush Doshi）之前是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研究部主任。國家情報總監艾薇爾·海恩斯曾是新美國安全中心董事會成員。

此外，拜登日前爲新成立的美國防部「中國戰略工作小組」又任命了3位新成員：曾在新美國安全中心工作的伊利·拉特納、伊麗莎白·羅森伯格，以及曾任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的韓美妮（Melanie Hart）。這3人過去一段時間發表過對中國態度強硬的講話。值得一提的是，韓美妮長期關注氣候變化，曾深度參與歐巴馬政府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

成立於1916年的布魯金斯學會，儘管傳統上與民主黨關係更加密切，但事實上，該智庫的「研究成果」被美國保守派政治人物引用的次數幾乎和自由派政治人物一樣多。去年11月拜登贏得大選後，布魯金斯學會已發表一系列涉華報告，就美國如何正確處理對華關係、應對中國挑戰提出建議。

今年1月，該學會的中國問題專家撰寫報告《美國如何正確應對中國挑戰》，稱「中國不是單純的合作伙伴、競爭對手或挑戰者，而是三者合體」，美國應對中國挑戰需要做的是：首先通過改革和投資重振美國經濟；其次與亞歐盟友合作，同時展示美國強大的軍事存在，並批評「中國有違國際規則的行爲」；然後是在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與中國合作，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核不擴散等問題上。

2007年2月，米歇爾·弗盧努瓦和庫爾特·坎貝爾聯合創辦新美國安全中心。歐巴馬2008年就任美國總統後，弗盧努瓦和坎貝爾分別出任過副國防部長和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自2020年以來，該中心發佈十多份與中國有關的研究報告。

其中，伊利·拉特納領銜撰寫的報告《迎接中國挑戰》認爲，美中未來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競爭已成定局，報告在全面評估美國現行政策對保持印太地區地緣政治利益存在不足後，從維持常規軍事威懾、確保重要的美國技術優勢、加強意識形態和敘事能力、培養人才等7個方面提出近100項對華競爭的政策建議。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參議員傑克·裡德表示，此類研究爲有效打擊「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擴張」，從美中競爭的關鍵層面提供了明智的解決方案。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達巍對美國智庫的情況十分了解。談到新美國安全中心，達巍說，1957年出生的坎貝爾和1960年出生的弗盧努瓦當時就是民主黨內「前景頗被看好」的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和歐巴馬、希拉蕊關係密切，善於走高層路線，也很活躍，因此得到很多民主黨金主的支持。

新美國安全中心最初規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人，但很精幹，奧巴馬當選總統後，中心有十多位智囊進入政府工作，當時學術界和媒體就曾討論過「新美國安全中心現象」，即一個規模並不大的智庫爲何能給歐巴馬政府「貢獻」那麼多人才。

達巍說，與很多美國智庫強調自己「跨黨派」不同，美國進步中心的黨派色彩更爲明顯，從名字上就體現出其是一個自由主義觀點的智庫。該中心很善於與媒體以及社會公衆打交道，辦公樓內就有攝影棚，和媒體互動密切。過去4年，因與川普理念不同，美國進步中心等智庫的智囊無法進入政府決策層，就把更多精力轉向做社會動員。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李海東教授表示，「某些具體的智庫在美國政府中地位的升降，往往是政策導向的晴雨表。」李海東以坎貝爾爲例分析說，坎貝爾曾在希拉蕊任國務卿時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是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提出者和策畫者。

李海東說，坎貝爾在智庫工作時研究醞釀政策，又在政府任職時規畫實施政策，在政府、智庫或企業間職業轉換使其深知決策進程各環節關鍵影響因素，又對重大政策議題有着很系統的理解與判斷。在歐巴馬任期初期內外執政經驗不足時，坎貝爾等進入政府的智庫人士以政策研究特長，使新政府政策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在有豐富從政經歷的拜登就職後，他們又可更高效協調政策醞釀與實施進程。

坎貝爾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巨大影響力，還體現在他這兩年與其他智囊共同撰寫的文章中。2019年秋季，坎貝爾和沙利文在《外交事務》撰文闡述應對中國的主要觀點，談論的主題是「避免災難性競爭：美國如何既挑戰中國又與之共存」。

今年1月12日，坎貝爾與杜如鬆合寫文章，談「美國如何加固亞洲秩序——恢復平衡與正統的戰略」，提出美國有必要重新與亞洲接觸，針對貿易、供應鏈等議題可在西方七國集團（G7）的基礎上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組建「民主政體十國集團」（D10）等建議。

對1976年出生的沙利文來說，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已經是一個「遲到4年的職務」。歐巴馬政府時期，沙利文曾任國務卿希拉蕊的副幕僚長和國務院政策規畫辦公室主任。2013年2月，他成爲時任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2016年大選期間，他擔任希拉蕊的外交政策顧問。希拉蕊在總統大選中失利後，沙利文選擇到高校和智庫工作，如帶頭參與過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組織的一個項目，研究美國外交政策應如何根據中產階級的需求重構。沙利文現在被看成是拜登政府針對中產階級制定外交政策的「大腦」，儘管他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更偏重宏觀戰略以及歐洲事務，但他對中國議題也比較熟悉。

來自智庫羣的拜登團隊中還有很多新生代。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朱利安·格維茲畢業於哈佛大學、牛津大學，他從小就學習中文，2009年曾在中國的一家雜誌社實習，也在歐巴馬政府擔任過能源部的顧問。

2020年8月，格維茲進入外交關係協會，任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並在年底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說，中國認爲，「美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並因此要遏制中國的發展，而川普政府的種種做法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判斷」。在格維茲看來，美國需要做的是要向中國證明，「美國仍然強大，美國要與中國進行有效競爭，沒有什麼比美國在國內重振經濟基礎、技術優勢和民主制度更重要的了」。

從拜登政府的智囊因素可以看出，新一代美國涉華政策的官員已出現代際轉換。達巍表示，三四十歲一代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智庫人員正大舉進入決策層，將逐漸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華態度和傅高義等老一代美國「中國通」有明顯區別，即他們只看到改革開放後強大的中國，而老一代曾見證中國的封閉落後，因此對中國更爲包容和體諒。

達巍說，這些新生代知道中國封閉落後的這段歷史，但並不感同身受，因此從一開始就把中國看成是要應對的強國、大國。

在美國，還有傳統基金會、哈德遜研究所、企業研究所等立場右傾保守、與共和黨關係更爲密切的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更傾向於研究美臺防務合作、美國加強在亞太軍事存在、應對中國的科技和軍事挑戰等立場偏硬的話題，他們的專家整體對華態度粗暴、強硬。而布魯金斯學會在議題設置上更傾向於立場偏軟的話題，如美國應如何加強自身競爭力、如何重建聯盟體系等，這與拜登政府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度一脈相承。

丹佛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穗生觀察，川普在執政後期明顯將美中關係引向新冷戰，他的對華政策毫無章法，既損人也不利己。但拜登不同，他將中國視爲「戰略競爭者而非敵人」，他的外交政策班底都是長期執政的建制派，這就決定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更具可預測性。

趙穗生認爲，拜登本人以及他所重用的這些智囊，基本上是「國際主義者」，他們對國際多邊議題非常重視，在內心裡也認爲這些議題只有美中合力才能應對。拜登時期，美中關係至少可以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上。

李海東認爲，拜登政府將中國確定爲真正的「全政府式」議題，其選用的由智庫「旋轉」進政府部門處理中國事務的官員大多持「對華進行可控制和全面的競爭，但不排除合作」的立場。這也是拜登本人多次闡述的主張。

李海東指出，對中國而言，未來至少有兩個關鍵議題值得關注：一是拜登政府重返多邊主義後，能否成功重塑美國聯盟網路，建立起主要針對或排除中國的區域與全球安全架構；二是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華會否實現徹底脫鉤，這直接涉及中美在全球化新階段各自地位的全方位問題。李海東表示，對拜登政府較有影響的智庫對此多有論及，但政策實踐是否如願仍存在不確定性。

考慮到智囊深度介入拜登政府的因素，達巍建議：「我們除了要應對挑戰，更要看到拜登政府上臺後能給改善中美關係帶來的機遇。」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團隊不同於川普政府的團隊，更需要穩定的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