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拜登對華策略跌撞中調整（鄭劍）

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拜登在與習近平通話中表示，美中兩國應該避免衝突，可以在氣候變化等廣泛領域開展合作。雙方通話中共同認爲，今天的通話將向世界釋放積極信號，雙方同意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切聯繫。（圖／達志影像）

當前，國際上有一個重大問題引人關注，就是拜登政府究竟會推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如何展開對華戰略競爭，包括如何處理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臺灣問題？各方判斷有大體一致之處，主要是不會改變對華戰略競爭關係性質、更加突出意識形態差異、強勢迴歸聯盟戰略傳統、有選擇利用涉華熱點問題、持續開展經濟科技角逐等；亦有相當多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的戰略策略運用方面，包括整體對華關係氛圍塑造、鬥與破的關係、近中遠期和終極目標、各類競爭手段運用原則、博弈力度尺度把握、軍事安全力量的角色，以及各類具體問題處置、雙方可妥協空間等，也就是說，主要疑問在於：拜登政府會在多大程度上與川普政府對華政策拉開距離？如果另起爐竈的話，拜登政府期望塑造什麼樣的美中關係？

一、大戰略下美國對華政策考量

歸納起來，迄今各方對新形勢下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的具體判斷大致有三類：一類是趨向緩和。持此種看法的目前似佔多數。他們從中美在經濟恢復、氣候變化、疫情應對、國際熱點問題管控以及美國「安內」任重、防止中美競爭失控等方面，認識美國有求於中國的現實需求，並結合中國的強大實力、發展潛力、復興前景，認爲美國終究需要面對現實，對川普政府肆意妄爲、任性霸道的對華政策進行不同程度撥亂反正有其必然性。

另一類是更爲強硬。或先軟後硬、近緩遠緊。這種看法佔相對少數，但聲勢亦很大。他們從其所認知的大歷史、大縱深、大框架、大格局出發，認爲現實需求所牽引的中美關係緩和局面有其暫時性，雙方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導致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或大國高強度、冷戰式、類冷戰式戰略對抗格局，有其必然性。

還有一類看法是「尚在摸索中」。持該觀點的人士認爲，面對被川普搞得一團亂麻但環境條件急遽變遷中的美中關係，拜登政府在摸索、觀望、測試、探底，中國政府亦在觀望、摸索、測試、探底，兩強相互觀望、相互探索，任何一方政策調整勢必牽動另一方隨動，故目前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下結論爲時尚早。

拜登政府上臺不久，從其有限、模糊、檢視式的涉華言行看，外界感覺迷霧重重並不奇怪。認爲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會很強硬的人士，可以從拜登執政團隊近期對華言行中強硬的一面，包括在新疆、南海、香港等問題上表態及行動中，找到其依據；認爲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將明顯緩和的人士，也可以從拜登執政團隊在對華言行上小心翼翼地與川普時代相區隔的表現中，從近期中美雙方系列高層互動中，從臺灣蔡英文當局近期疑似在美國的壓力下在政策宣示、人事調整、某些施政舉措所擺出的「緩和」姿態中，讀出其深層次的依據。

特別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曆任新政府對華由偏執強硬到緩和合作的歷史規律，更給希望中美關係春暖花開的人士以期待。唯有川普政府是個例外，因爲川普上臺本身就是個意外，拜登是以糾偏者的身分取而代之的。同時，中美關係緩和也是中國周邊、世界多數國家的期盼。他們不願再回歸美蘇對抗、全球「站隊」、和平發展成爲奢望的冷戰時代，也不願再受川普式的騷擾，也就是說，世界普遍希望中美和解。

從現實角度看，拜登上臺不滿兩個月，就認爲其已經把如此複雜的美中關係想明白併成竹在胸，是勉爲其難了。但另方面也要看到，美國畢竟是世界頭號大國，其政策理念有其延續性的一面。在美國，不同政黨、利益集團、背景智庫對美中關係有一定定見，其主張見之於言論、行動、研究報告、媒體採訪中；歷史有其基本規律，如果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其他的規律。當前人類社會固然發生天翻地覆變化，但任何變化都是建立在以往歷史積澱基礎之上的。

換言之，拜登政府不是一張白紙。拜登政府及其執政團隊在上臺前後，無論出於爭取選民、國會提名，還是對華出手、國際塑造，在對華政策方面已經表露一種相對明顯的大戰略思維下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交織的政策策略傾向：穩步促變，運用大戰略理念、間接路線戰略思維、聯盟戰略傳統，動員全政府力量，注重軟實力、軟手段、政治戰運用，影響、圍堵、壓制、分化、「改造」中國，鞏固美國頭號霸主地位。在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裡面，我們不難看到利德爾•哈特、約翰•科林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理查德•尼克森……的影子。

美國大戰略理論大師約翰•科林斯認爲，大戰略是「在各種情況下運用國家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以便通過威脅、武力、間接壓力、外交、詭計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對敵方實施所需要的各種程度和各種樣式的控制，以實現國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標」（約翰•科林斯《大戰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　內部參考1978年1月第1版P21）。利德爾•哈特主張，「避免向堅固的陣地作正面突擊，儘量從翼側採取迂迴行動以猛擊要害的地點」（利德爾•哈特《戰略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P7）。

約翰•科林斯還引用利德爾•哈特的話講，「真正的目的與其說是尋求戰鬥，不如說是謀求一種有利的戰略態勢。」尼克森在《不戰而勝》中則直言不諱：「如果我們不去領導自由世界，便不會再有自由世界可供領導。」「我們的回答不能僅僅是不戰而和。我們也必須爭取不戰而勝。」（理查德•尼克森《1999，不戰而勝》朱佳穗等譯，長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2）。

美國對自身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有自戀，對作爲上帝「應許之地」有「拯救世界」的「使命感」，對軍事力量有自信，對經濟科技有底氣，對聯盟戰略有期待。而且，這也是其所認爲的中國的「薄弱環節」，並據此作爲對華戰略遏制與競爭的抓手和着力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專訪時稱，美國的優勢地位來自以下幾個方面：強大的同盟關係，這是中國所沒有的；美國在全球以及國際機構中的積極參與；在中國挑戰美國的價值觀時捍衛這些價值觀；並確保美國的軍隊能夠威懾中國的侵略以及投資於美國人民，使他們能夠充分競爭，好消息是……，上述每一個確保美國處在優勢地位的因素完全在美國的掌控之中。布林肯進一步指出，「從許多方面來看，中國構成的挑戰既與中國新興的實力有關，也與我們自造的弱點有關。但我們可以解決這些弱點。在建立更強大的聯盟、與世界進行接觸、捍衛我們的價值觀、投資我們的人民、確保我們的軍事態勢等方面，我們也可以在這些領域更好地重建」。

二、競合交替、鬥而不破

就是有別於川普直接對撞式的戰略競爭模式，剿撫並舉，明修改善關係棧道，暗度遏制打壓陳倉。通過推進對華對話合作穩局，緩和關係、降溫局勢、降低對抗、建立合作；高舉意識形態旗號，從聯盟戰略入手，動員「全政府」力量，以經濟科技金融和地緣戰略領域爲主戰場，軟硬兩手並用、間接直接手段結合，推進制度模式競爭、西化分化改造、經濟遏制塑造、外交孤立圍堵、軍事包抄封堵；注重把握尺度和分寸，保持必要柔性和靈活性，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競合交替、鬥而不破，「無論我們在處理這個關係的任何一方面，我們都必須能夠處在優勢地位而不是弱勢地位來與中國打交道。」（布林肯語）

在川普遺留的嚴重惡化的中美關係氛圍中，布林肯在2月1日CNN專訪中稱，「毫無疑問，中國對我們構成了最大的挑戰，但這是一個複雜的挑戰。美中關係中有對立的方面，當然也有競爭的方面，而且也有一些合作的方面。」2月4日，拜登總統在視察美國務院並發表20分鐘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表示，「我們還將直接應對我們最強勢的競爭者——中國對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構成的挑戰。我們將對抗中國的經濟行爲，反制其激進的、脅迫的行爲，回擊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進攻。」

同時強調「我們也做好與北京合作的準備，當這麼做符合美國利益的時候」。拜登這段話把中美矛盾擺在前面，把中美合作擺在條件之前，一方面反映了其政策傾向，另方面亦折射出時下美國社會、精英階層的涉華政治輿論氛圍。換言之，拜登此番言論所表達的，既有其想做的，也有給政敵看的成分。另據外媒評論，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兩位新一代「中國通」格維茲（Julian　Gewirtz）和杜鬆如（Rush　Doshi），一方面都認爲美國應向中國展示強硬態度，另方面也都「對中國着迷」，並依然預見有一天中美關係可重新得到發展。

中國不存在爭霸世界的世界戰略，中國對外政策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指針，一以貫之、堅定不移。川普4年倒行逆施業已證明，美國採取暴衝對撞式的敵華政策會渙散盟友夥伴、激發國際反感、重創自身形象與利益，弊大於利。這種建立在你死我活式爭霸基礎上的僵硬政策，不適合新的時代、新的對手、新的聯盟、新的夥伴、新的世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三、對華意識形態戰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國對外政策亦講求「師出有名」，無論和平外交還是戰爭行動，總是千方百計選擇一個自以爲是的道義旗號，以凝聚國內、號令天下。拜登政府明確把中國定位爲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上的對手，用「民主自由人權」整合凝聚國內不同陣營羣體和黨派，動員組織國際意識形態同盟。在2月4日演講中，拜登宣稱，要以「民主價值」對抗更多的「威權主義」，「美國要以榜樣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樣來領導」。

川普執政時期的2018年中，美國學術界突然興起對華政治熱戰，建議川普政府效法當年對付蘇聯的政治戰套路來對付中國，以期望取得同樣戰略效果。預計拜登政府亦會重拾政治戰理念，結合環境條件變化，對付崛起中的中國。給中國政府貼上「威權主義」標籤，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治國理政理念，在國際上勾畫思想理念陣營鴻溝；抹黑中國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塑造「中國模式威脅論」，激發國際反感和反對；歪曲中國對外政策，散佈「中國威脅論」，恐嚇各國；推進泛意識形態化政策，不但組織「民主國家聯盟」，而且在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等非政治領域組織或支持意識形態一致國家聯盟，制定完善內涵意識形態色彩的規則條款，排除、排擠、限制中國；挑撥利用中國內部社會問題和羣體認知差異，擾亂中國。在民主黨執政時代，美國對意識形態武器的運用無疑會更加泛化。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戰是手段不是目的，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促使中國改旗易幟不是美國對華政策和國家戰略的終極目標，遏制中國崛起纔是。這是一個自信矛盾的邏輯，但美國對外政策的本質如此。理想主義邏輯要求美國向「威權主義國家」推銷「民主人權」，但現實主義邏輯又懼怕「民主人權」給對手帶來強大。尼克森在《1999，不戰而勝》中坦言：「如果他（指戈巴契夫）在國內的巨大改革獲得成功，那麼我們在21世紀將會面臨一個更爲繁榮和富饒的蘇聯。那時，它將成爲比今天更難對付的敵手。」（理查德•尼克森《1999，不戰而勝》，朱佳穗等譯，長征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P14）極爲危險的是，美國如果把對華意識形態戰作爲解決國內問題的重要抓手，將對中美關係造成長遠傷害。

與一般人的想當然認知相反，喬治•凱南並不主張美國輸出意識形態，他對美國灌輸甚至強迫他國接受其價值觀的做法表示過強烈質疑。活了101歲的喬治•凱南至死都在追問「美國外交政策中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想當然的觀念。美國能否維持一種不受國內狹隘利益集團箝制的明智的外交政策？美國真的能爲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國家樹立典範嗎？在什麼情況下海外軍事幹涉值得美國付出鮮血和金錢？……如果華盛頓追求更爲孤立或者至少更爲謹慎的策略，美國和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好嗎？」（喬治•凱南着，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譯，《凱南日記》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64）遺憾的是，美國當政者沒有一位能聽取其忠告並做到這一點。唯獨川普聲稱不輸出意識形態，但實踐中他打「意識形態牌」的力度不比其前輩差。

四、對華政策的陽謀：聯盟戰略動員

這一點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陽謀」、最赤裸裸的部分。就是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應對中國，戰略上塑造大小「八國聯軍」圍攻中國態勢，制約中國。聯盟戰略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中與國內治理並重的行動兩大起點之一。拜登上臺後的首輪密集外交活動重點，就包括集中說服一些國家共同應對中國。而不是像川普那樣，一方面敲詐各國，另方面又要求各國追隨美國聯合對華極限施壓。在拜登團隊看來，這種直接路線手段既不專業、極爲幼稚，又乏謀略、極爲短視。拜登2月4日的演講中說：「美國回來了。美國的同盟是我們最偉大的資產。」

喬治•凱南當年在著名的長電文中指出，蘇聯人能否扭轉劣勢，取決於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團結、堅定和魄力的程度。拜登在2月4日演講中稱，與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合作，更新美國在國際機制的作用，重新獲得已失去的信用和道德權威，美國將從更強勁的地位來競爭。拜登上臺伊始，迅即展開以西方世界爲核心的多邊外交行動，在中國問題上協調立場和行動。這段時間以來，南海和釣魚島等問題不同程度波動、中英關係變化、中烏（克蘭）關係波折等「反常現象」，與拜登政府相關舉措不無關係。今後或許會出現一種常態現象，即美方每逢出臺對華大舉措，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多會先與西方國家、涉華利益相關國協調立場，爭取一體出手。在「國際統戰」中，美方將以中國的所謂「意識形態輸出」相牽引、「地緣戰略擴張」相刺激、「戰狼外交模式」相挑撥、「軍事安全威脅」相恫嚇、「經濟侵略擴張」相凝聚，在國際上合縱連橫。

鞏固西方傳統盟友，把中國復興所牽動的世界地緣板塊相關國家聯合起來，把與中國有領土主權權益爭端的國家挑動起來，營造聯合應對中國之勢；以應對中國爲由，承續川普對華「優質遺產」，組織有針對性的政治軍事新聯盟，延續冷戰遺留舊聯盟。預計，印太戰略體系、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美日韓機制及「五眼聯盟」、北約等，將會隨之發生不同程度變化。

2月1日，法國地緣政治專家雷諾•吉哈爾（Renaud　Girard）針對中國軍機在臺海方向巡航行動稱，支持臺灣是美國印太地區的優先戰略，若中國再挑釁，美國甚至會成立軍事同盟。他還講，美國會出手打造該地區「民主同盟」，不僅有四方安全對話（Quad），可能還會加上紐西蘭、南韓、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以及臺灣。「如果中國繼續展現攻擊性，美國還會更進一步：他們會成立如北約一樣的軍事同盟」。2月17日，北約秘書長斯圖爾滕貝格在北約理事會國防部長級會議首日表示，北約應成爲所有「志同道合者」對抗中俄的政治對話平臺。

儘管拜登政府在聯盟戰略動員上取得一定進展，而距離其理想境界還遠得很，也難企及。2月19日，拜登在「七國集團（G7）」會議和慕尼黑安全會議平臺的相關操作，便效果不佳。會上推銷的重振美國的同盟、「民主國家聯盟」等主張，反響寥寥。東道主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會後新聞發佈會上強調，爲重建世界經濟體系，七國集團希望加強與二十國集團，尤其是與中國的合作。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歐洲項目主任埃裡特•布拉特貝里評價：「華盛頓對歐洲的猶豫不決感到沮喪。」事實是，美國人把維護霸主地位凌駕於現實利益之上，追求虛幻目標並綁架他國跟進，無視現實；其他國家則是現實利益導向，其他利益讓位於現實利益，能夠面對現實，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種反差將導致美國的此類戰略算盤註定落空。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講過：在國際政治中，各國均以自己的利益爲目標展開政治活動。

五、模糊處理中美經濟問題

中國崛起的重要標誌是經濟上超越美國，不但在數量規模上，亦在質量層次上實現超越。目前看，中國GDP超美不可阻擋、指日可待，但在質上與美並駕齊驅或實現超越尚需努力。故對美而言，對華經濟戰略的目標和重點可能在質量層次守成上，期望守住世界龍頭位置，使中國經濟「增肥不增肌」，把中國經濟體系約束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內，極端情況下甚至排除在外。從政治經濟學理念看，這樣的目標也有利於美國鞏固世界霸權地位。

拜登上臺以來對中美經貿問題採取相對模糊處理方式，不直接否定川普對華經濟科技戰的必要性，但亦表示對其範圍、方式、節奏進行慎重評估，不會蕭規曹隨。拜登團隊把中國經濟發展、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作爲對美國的「重大威脅」，可能在遏制中國經濟競爭力、減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對衝中國經濟世界影響力等方面狠下功夫。2月4日演講中，拜登稱將「對抗中國的經濟行爲」。目前看，中美經貿戰、科技戰、知識產權戰、多邊經濟合作體系戰，直至金融貨幣領域的鬥爭較量仍將持續。但由於美國的底氣不足，形勢會變得更加複雜，雙方中低端產業領域角逐可能明顯緩和，高端產業領域中的協商、合作、妥協成分客觀會增加，有選擇地「脫鉤」亦有一定現實性。

2月24日，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審查美國的藥物、稀土、半導體、大容量電池等關鍵商品的供應鏈狀況，並將展開爲期一年的更深入評估，重點關注國防、衛生、信息、能源、交通、糧食等六大領域，要求提出改善供應鏈復原性和安全性的建議。該行政命令沒有提及中國，但觀察家普遍認爲，拜登此舉意在美中競爭大背景下尋求減少關鍵產品對華依賴性，是其推動部分敏感領域對華「脫鉤」的實際舉措。

經濟戰一向是「雙刃劍」，拜登政府處理對華經貿問題會接受川普政府教訓，會更講求策略、面對現實，不再像川普那樣四面出擊、四面勒索經濟實惠。歐巴馬執政時期，對華經濟競爭遏制的主要手段是聯盟圍堵和規則疏堵，通過創建推動諸如TPP那樣的，明確設置針對中國經濟政治制度准入門檻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機制及規則，擠壓、排斥、「改造」中國，試圖把中國經濟牢牢收在西方編織的籠子裡。拜登上臺後，一個重要政策動向就是重新調整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聯合意識形態相同相似國家地區推進經濟一體化，明顯向歐巴馬時代迴歸。

拜登可能延續歐巴馬間接路線的制衡、消化、改造策略，推進建立、完善、改造排他性經濟一體化組織、制定不利於中國的國際規則、推進尖端科技適度「脫鉤」、實體經濟迴流美國等，與中國展開經濟競爭。一方面設置排華機制，用內涵政治制度門檻的條款阻擋中國，把不符合其期望的中國排除在外，以壓促變；另方面圍三闕一，給「改造到位」的中國留下「活動空間」。換言之，在世界經濟組織機制內塞進政治性涉華條款，可能成爲拜登政府的常態化手段。而一旦中美關係惡化，極端情況下，亦不排除拜登轉而劍走偏鋒，推動建立中國經濟體系的國際替代系統。2月17日，美國商會發表研究報告稱，儘管中美經濟「脫鉤」代價巨大，但「並非不可接受」。

不過，美國亦有輿論認爲，違背經濟規律、違背市場原則、違背美國利益集團利潤最大化目標、違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利益，推進對華經濟競爭，註定是兩敗俱傷之舉。「一個國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乾淨，那麼他本身的政治也會隨之破產」（利德爾•哈特《戰略論》，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P479，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

六、美對華軍事戰略重在遏制

軍事、科技、金融和人才是美國最具優勢的王牌。美對華軍事戰略的核心是建構遏華軍事同盟、發展對華高端作戰能力、維持對華「代差級」軍事優勢，爲用軍事手段配合美國對華政策服務，同時爲中美關係破局生亂生戰做準備。拜登政府將持續推進深化印太戰略體系，鞏固美日及韓同盟，發展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改造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等同盟，拓展「五眼聯盟」、北約職能，拉攏東南亞、中亞地區相關國家及蒙古等潛在盟友，擴大軍事同盟夥伴圈，建構對華全方位軍事封鎖圈；在中國「走出去」的潛在「軍事突破口」發展關係、建立聯盟、強化軍事幹預能力，形成封堵之勢；發展新的軍事手段，提高對華軍事遏制及實戰能力，懾止中國軍事手段運用。

如果說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變數最小的領域在哪裡的話，軍事領域首當其衝。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競爭的戰車早已駛上高速路，難以逆轉。美軍最現實對手可能是俄羅斯等國，但終極對手無疑標定中國，對華高端戰爭是美軍作戰能力建設的頂級目標。該進程在歐巴馬時代已經開啓，川普加速推進，拜登時代繼承延續。拜登2月4日演講中稱，已指示國防部長奧斯汀對美軍在全球的態勢進行評估。國務卿布林肯2月1日接受CNN專訪時宣稱，將確保美國的軍隊能夠威懾中國的「侵略」。

但與川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熱點敏感牌上會注重把握節奏、爭取國際支持、關照中美關係大局，不再肆意妄爲、「末日瘋狂」式盲動冒進。2月初，美國蘭德公司發表研究報告分析「棄臺論」，指出美國爲了自保振興，未來可能被迫減少干預全球事務，包括慎重對待臺灣問題，緩和臺海緊張局勢。有分析認爲，這是一種新的「棄臺論」。而種種現實情況表明，拜登政府的對臺政策至少短期內是趨向求穩的，即兩岸雙方不搞事、美國適度自我約束。

涉華熱點敏感問題往往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牽動14億中國人民族感情，「是碰不得的」（楊潔篪語）。在這些問題上挑戰中國，不利於雙方友好合作，徒增雙方相互猜忌、防範和敵意。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坦承，如果美國負面處理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應該聽聽美前駐華大使芮效儉的警告：美國決策者在處理臺灣問題時，必須考慮美中之間因爲臺灣問題爆發軍事衝突升級爲核戰的風險因素。陸克文這番警告折射出了一個真理，爲了維護核心利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絕不妥協、不惜一切、不留情面。

八、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在於修煉內功

衆所周知，拜登政府很注重也不得不注重練好內功，也採取了一系列促進國內和解、穩定、防疫、發展的舉措。但從美國對外政策本質看，其練內功的目的，更在於把內功作爲「外功」的條件、對付對手的資本，以維護其霸權地位；而非中國式的內外功關係，「外功」爲內功營造條件，根本目的是把國家建設好、使普羅大衆享受更美好生活。當然，美國也有「攘外必先安內」派，對辦好自己的事有理性認識。

美卡託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蘭登•巴萊里亞諾認爲，拜登總統上任頭100天的首要任務應是防止進一步的國內政治暴力，糾正過去政府的錯誤；如果拜登政府想要成功開始國內重建的艱難任務，那麼他就應該在上任的頭100天裡在國外實行剋制。喬治•凱南則早就提出，美國所追求的所謂「世界革命」，都應以國家自身制度的完善爲前提。「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每一項勇敢而堅定的舉措……都是對莫斯科的一個外交勝利。」（喬治•凱南着，弗蘭克•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譯《凱南日記》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P52、55）

由於時代背景、國際形勢、中美關係的急遽變遷，拜登政府註定會在跌跌撞撞的調整中尋找對華政策方向。而任何正確的政策都是主觀願望與現實條件之間的妥協結果，期望和現實往往不能劃等號。順利把各色盟友夥伴糾合起來制伏中國，保住世界霸主地位；讓中國永遠處在跟班位置，最好「江山變色、四分五裂」，這樣的前景對美國來說固然「理想」，但未必現實。當今世界斗轉星移，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民心所向，各國都不希望冷戰；當今中國天翻地覆，不再秉持僵硬的教條建設國家、與世界交往。

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和平共處、「共商、共建、共享、共贏」，推進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中國式的偉大復興；「和而不同」「命運與共」「五彩繽紛」究竟會成爲世界主流價值，「唯我獨尊」、「歷史終結」、「天下劃一」式的新羅馬帝國不是人類的進步方向。川普極端反華、遏華政策之所以四處碰壁、狼狽敗陣，根本原因在於其對時代和潮流的無知和反動、對中國復興的偏見和歇斯底里。在新的時代，人類社會未必會有冷戰2.0版的生存空間。誰想塑造這樣的空間，誰就會作繭自縛。

九、結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指出，中美之間相互對抗、憤懣、失望、內外政治、求勝、錯配（mismatch）等羣體和決策心態惡性循環，將導致改善關係是暫時的，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概近乎時所必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則提出中美棋戰論，認爲新時代的中美關係應該既非冷戰，也非回到過去，而是棋戰，是可以雙贏的。

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拜登在與習近平通話中表示，美中兩國應該避免衝突，可以在氣候變化等廣泛領域開展合作。雙方通話中共同認爲，今天的通話將向世界釋放積極信號，雙方同意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切聯繫。中美領導人的這通電話也談到了分歧，但是，其給世界釋放的信號的底色是積極、務實、理性的。

未來的中美關係需要觀察、思考、塑造、導正。這不但是中美兩國的責任，也是一個世界性課題。

（作者爲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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