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戰疫
北京復工首日，但因許多企業繼續延期開工或採在家辦公，地鐵人稀少。（記者陳君碩攝）
去年底在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造成4萬多人確診感染，超過1000人病故。該病毒體質靈活飄忽，傳染途徑、檢測與治療藥物一直未能定案，所幸目前全球市場表現並不如預期般一瀉千里，大陸確診率與病故數逐漸進入高原區間而可能逐漸趨緩，也因此當局決定局部復工。中國社科院學者預估大陸首季GDP增速跌破5%；在原本經濟下行、中美貿易戰、體系風險升高以及臺港局勢損及政策威信等負面因素下，新冠肺炎疫情已成爲中共誓言完善「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最嚴峻的挑戰。
「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是改革開放在經濟取得顯著成就之後，影響經濟和政權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任務。2017年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九大報告中，「治理」在全文出現達44次，與「新時代」41次可說不相上下；「開放」也出現28次，馬克思出現18次，毛澤東僅出現2次；「治理」作爲習李核心政績與遺產，可想而知。報告中還提到治理的機制當是依法治國、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要「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然而，今天大陸科技上天下海，航母接二連三，但經歷「五四」百年，「科學發展觀」與「新時代」接踵而至，德先生與賽先生卻仍未成爲生活的指引。經濟與技術上雖能強行軍，卻是不缺衛星缺口罩、不缺論文缺斯文。治理需要的行爲素質提升固然不錯，真正面臨大考，政府政策與體制在疫情面前暴露了嚴重短板，引發民衆嚴厲而憤慨的批判。未能料敵機先，僅能事後發起阻擊戰、總體戰、保衛戰、人民戰爭，治理戰「疫」能力瀕臨不及格。
其實戰「疫」也並不是場場敗戰。與武漢延誤和混亂對照，四川省長、原衛生部副部長尹力的應變就及時有序。川省1月21日即已開始防疫部署，22日各縣成立指揮部並切斷四川、湖北交通，23日已籌備援鄂物資，而湖北省長當天還在誇稱物資充足。可見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治理成績不應一概而論。
但如同前重慶市長黃奇帆論稱，大陸公衛與傳染病防治是供給側改革中遠遠落後的領域。GDP從1978年到2018年增長240倍，醫院數量增加僅3.5倍；衛生領域年財政支出不足GDP的1.7%；大城市三甲醫院不足，中小城市則條件太差；編制醫護只佔總數50%，非編制醫護更不享受待遇。美國人口3.2億，衛生人員1900萬，中國人口14億，衛生人員卻只有1230萬。人才缺口大，一個十年一遇的疫情就造成數兆的損失。公衛不僅供給落後，更淪爲治理盲區。
再如共青團所屬《中國青年報》1月28日一篇評論指出，如果媒體沒有監督權，談何媒體引導輿論的公信力？這是對「黨媒姓黨」、「黨管一切」導致政府法治意識粗放、社會人文關懷缺位的嚴重質疑。其結果就是無法撲滅謠言，卻將各專業的良善吹哨聲封到滴水不漏，使社會對嚴重問題喪失預警，只能依靠官署，一旦官署扯皮懶政不作爲，蘚疥之疾亦成海嘯。官僚主義、專斷作風、貪污腐敗是政治系統的傳染病，會導致「炎症風暴」的多器官衰竭、正當性崩塌，纔是治理最大危機。
中共官媒近日突出恩格思的格言：「巨大的災難必以歷史的進步做補償。」筆者不同意民主體制保證防疫做得更好，例如2009年H1N1病毒流行美國6個月，世界衛生組織才提升疫情爲公衛突發事件，足見國際社會對待疫情也不無雙重標準。
筆者也不贊同「疫情崩潰論」，日媒反而指出中共藉疫情演練國家機器的強勢，網格化、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治理技能更加嫺熟，人權保障堪慮，纔是疫情崩潰論始料未及。澳洲前總理陸克文近作更指明，中共不會因疫情改變國家目標，疫情曲折，反而可能使臺海成爲北京排遣壓力的出口。
疫情暴露中共治理危機，其前景可以是壓力更加下沉的陰鬱，也可以是迴歸「依憲執政」原則。不僅對北京，面對疫情，仁愛與寬容是全球治理現代化此刻迫切需要的核心價值，或將比民主、發展、創新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