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無城”——考古人要改寫的中國古都史
新華社北京2月2日新媒體專電（記者屈婷）2016年5月，考古學家許宏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小書——《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8月旋即再版，更一不小心成了暢銷書，獲得多項權威圖書年度大獎。憑什麼？
答案可能在書名。“大都無城”的意思是：最早的都城是沒有（外郭城）城牆的。這一說法挑戰了中國古代都城“無邑不城”的傳統說法，令一般讀者深感新奇。
有批評者認爲，許宏的觀點缺少文史的佐證。許宏的迴應是：“考古人也應當、而且能夠以自己相對獨立的身份參與寫史。”
《大都無城》封面
通說認爲，從魏晉到明清時代的中國古代都城，都具有城郭兼備的總體佈局，大中軸的設計理念和裡坊街巷的統一規劃。那麼，在魏晉以前，中國古代早期城市又是怎樣的呢？
許宏在書中開宗明義：由考古學觀察可知，早期階段的城市並不像傳統認爲的那樣，都有防禦設施；而有防禦設施的聚落也並非都是城市。
這個觀點直指學界爭論近半個世紀的漢代長安城。田野考古發現：最早的漢長安城是南倚龍首原，北濱渭河，用城垣圈圍起的約34.4平方公里的一個區域。
在城市形態上，爭議的焦點在於：最早用城牆圍起的“長安城”，是否就是這座帝國都城的全部？在城圈以外，是否還有廣大的“郭區”，供普通百姓生產、生活？
許宏提出了另一種觀察的視角：漢長安城的發展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可能是一開始延續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他說，隨着漢王朝國勢的強盛、帝都的龐大化，後來才轉變爲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如果我們同意“漢承秦制”，那麼，從未建造外郭城的秦都咸陽，可能給予漢長安城以深刻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他大膽提出：秦漢之前，中國古都的發展史應有“大都無城”更早的線索。這也意味着，從漢追溯到夏商的近兩千年時光中，大部分的古都是“不設防”的。
這可能嗎？許宏說：“當然！我應該屬於考古學界的 資料派 ，還是讓材料來說話吧。”
二里頭宮殿區發掘場景
（小標題）源：“月明星稀”時代的二里頭王朝
許宏認爲，位於河南洛陽盆地、距今約3700年的二里頭都邑，是迄今爲止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它的佈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這一觀點來自他主持18年之久的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在逾半個世紀的發掘中，從未發現任何圈圍起整個都邑的防禦設施痕跡。許宏注意到，這種淡化對外防禦，注重都邑內部功能分區，顯然開此後殷墟、豐鎬、周原、洛邑等商周都邑之先河。
這座大型“城市”有許多待解之謎：它究竟處於夏還是商代？二里頭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大的中國都邑遺址，爲何許宏認爲它是古代王朝都城的源頭？
許宏的答案很簡單：廣域王權。他頗具詩意地將中國古代史劃分爲“滿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三個階段。“ 滿天星斗 是指邦國部族林立， 皓月凌空 描繪的是秦漢以後帝國時代的一體一統，”他說，二里頭王朝正是“月明星稀”這一關鍵時期最早形成廣域王權的“核心文化”。
在他看來，在“月明星稀”的王國時期，“最早的中國出現了”。二里頭出土的大量考古實物表明：一個社會文化高度發達、影響力前所未有地強勢輻射的王朝“呼之欲出”。其宮城作爲王室禁地的方正、封閉、有序，和郭區的既不方正也不封閉的鬆散佈局形成鮮明的對比，具有強大的向心力和對後世都邑的影響力，堪稱“大都無城”的肇始。
在殷墟甲骨文之前，中國的夏、商王朝及其分界問題撲朔迷離，處於“不可驗真無法證僞的推論中”，因爲並無當時的文獻資料互證。對於二里頭都邑“源頭”的爭議，正來自於此。
許宏列舉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正是想跳出“某種程度上證經補史的怪圈”，以實證支持魏晉以前“大都無城”的觀點。
不過，夏商周三代“大都無城”，在文獻中並非無跡可循。許宏在書中援引了學者馮時的研究成果——通過對比“邑”和“郭（墉）”的象形文，馮時指出在夏、商和西周文明中，作爲王朝的中心聚落，都採用了“無城之邑”的形制。
馮時通過研究若干古文獻提出，“居中的王都由於有諸侯藩屏，實已無需再建高大城垣”“王都爲無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佈暢達的象徵意義”。許宏認爲，馮時在文獻中的發現，跟他的考古學探索殊途同歸，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大都無城”。
許宏在二里頭遺址爲參加公共考古活動的代表講解
（小標題）辯：顛覆“無邑不城”的固有認知
“大都無城”又在何時終止，變成“無邑不城”的呢？書名中的“動態解讀”，就是許宏隱藏的線索：從二里頭到漢代，“大都無城”一脈相承，只在軍事緊張、王權不穩的背景下才有反覆，比如商代二里崗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漢代以後，中國古都才逐步走向“城郭兼備”的新紀元。
作爲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許宏用20多年學術研究的成果，爲讀者繪製了一個從二里頭都邑遺址走出的巍巍帝都演變史。他等待着“健康的學術批評”，但至今還無人出來直接與他論辯。
2013年，許宏在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第一次提出“大都無城”的想法，隨後又在國內發表了學術論文，引起學界高度關注。相伴而來的，還有對許宏所持“二里頭是 最早的中國 ”觀點的質疑。
對此，許宏表現得很坦然：“考古學首先是揭示事物的既有存在樣態，至於對它們的解讀，則屬於見仁見智的闡釋層面。我一直在等待學界和公衆從材料、邏輯和推導過程來討論這些問題。”
年輕讀者評價《大都無城》及相關思考具有顛覆性，許宏認爲自己寫書的目的達到了。他希望讀者“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而不是迷信權威或經典。
“我是一個頗爲傳統的主流學者，也是一個田野考古工作者，”許宏說，但自從2009年他出版第一本面向公衆的考古著作《最早的中國》後，按年輕朋友的說法，他完成了從考古學的“盆盆罐罐”到大歷史研究的“一個漂亮的蟬蛻”。
2016年年底，他和陶寺遺址考古隊隊長何努在北大展開了一場“最中國”的公開討論，全程網上直播。此舉開了考古學界的風氣之先。
“中國考古學正經歷着巨大的轉型，”許宏說，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考古學正在轉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學。“一個共識是，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必須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中來看。”
他把《大都無城》定義爲考古人寫史的著作。“你闡釋歷史的觀點靠譜不靠譜，要讓公衆來看。真正有想法的考古人應把自己的研究昇華到大歷史的層面。”
(原標題：“大都無城”——考古人要改寫的中國古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