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黃建新：《1921》每一秒都飽含致敬
國際視野、詩意表達、青春情感，正在熱映中的電影《1921》站在2021年，深情回望一百年前的建黨歷史。該片自上映以來得到了觀衆和業內一致好評，截至昨天，《1921》上映12天的票房已達4.17億元。該片監製兼導演黃建新說，這部電影前後創作共花了五年時間，“每一秒背後都藏着一份心意，飽含一份致敬。”
籌備《1921》時，毛澤東那句“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一直縈繞在黃建新心頭，因爲“中共一大”代表中很多人爲革命犧牲了年輕的生命。“他們在追尋信仰的時候，把生命綁到了革命的戰車上，這讓我對他們產生了深刻的敬仰之情，成爲我們創作最原始的動力，同時也爲這部電影的詩意化表達提供了依據。”片中有很多詩意表達的段落，比如李達住所對面那個象徵希望的小女孩，比如李達在屋頂面對日出時的吶喊，還有毛澤東在上海街頭奔跑的那場戲。
拍毛澤東跑步，是黃建新醞釀了很久的想法。他說，自己小時候讀《山海經》，看到中國最古老神話裡那些頂天立地的英雄在荒原上大步追逐，大爲震撼，一直想在電影裡拍一回。“毛澤東愛游泳，愛跑步，而且跑步這個行爲跟他一輩子追求的精神是契合的。”這場戲可以說是一個純電影段落，用奔跑這個行爲進入毛澤東的主觀世界，展現他從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對革命理想的認知，在情緒上極富力量。
“鏡頭升到多少格、配什麼音樂、用什麼景別、毛澤東跑步的步幅，都不是隨意的，全都是經過計算的，讓它們疊加在一起可以和觀衆觀影時的心理律動合一，讓觀衆的情緒在瞬間爆發。”黃建新透露，他一開始和片中飾演毛澤東的演員王仁君見面，就問他，你跑步的姿勢好不好看，王仁君答，還行。黃建新說，光能跑還不行，還得有躍動的感覺。於是，王仁君用了七個月時間練習跑步，實拍三天，就專門爲了這一場戲。
在敘事手法上，《1921》沒有遵循線性的時間順序來講故事，而是按照建黨進程的心理活動來推進。在黃建新看來，現在全球電影都傾向於任意轉換敘述視角，觀衆已經比較習慣，而且，從心理學上看，情感因素在記憶中的引導能力往往大於物理時間。於是，在《1921》的剪輯上，黃建新大膽創新，以心理因素的銜接代替物理時間的銜接。
“比如影片一開始是陳獨秀回顧歷史，我不想寫成冷靜旁白，而是用了6個時空來表現這一段。一開始是開窗戶，陳獨秀的一雙眼睛，那是他即將出獄的時刻；然後，鏡頭回到1840年，從鴉片戰爭講到五四運動；接着李大釗上街，陳獨秀在‘新世界’撒傳單被抓，再到李大釗在監獄外迎接他；又回到二人在監獄見面……其實，這6個時空呈現的仍然是一個時空。在影像表達的世界裡，過去時、未來時、想象時，都是現在時。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當現在時來看待，它不僅可以講清楚，還能給電影帶來一點新鮮感，不會顯得那麼冗長老套。”還有片尾幾位革命烈士的犧牲場面，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而是以場景的感染力程度排列，“比如楊開慧就義這場戲中間插進了鄧恩銘犧牲的橋段。還有講述完何叔衡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反身跳下山崖，時間線又回到1921年。雖然時間線是跳着的，但情感邏輯是一環套一環的。”
每一期《新青年》都查過
身爲“細節控”的黃建新，在拍攝《1921》時把細節摳到了極致。他說，細節是電影的通道，有時候是情感通道，有時候是敘事通道。“如果說《建黨偉業》拍歷史，那麼《1921》就是拍人。人怎麼拍？要依靠細節。”
片中有一場戲，是何叔衡目睹軍閥燒書，大聲疾呼“燒書必遭天譴”，圍觀的工人、學生也都悲憤難當。拍攝這場戲時，原定的學生演員來不了，劇組只能從羣衆演員裡挑了一些來頂替。結果那一天黃建新的鏡頭都不敢往前推，“最大的問題就是眼神不對，不是那種單純專注的眼神。後來我們再拍，都是找大學三年級以下的學生來，他們往這一站，我跟他們說要喊什麼口號，他們都喊得神情專注，鏡頭隨便設計，隨便拍，都是激昂的青春。”
就連一些觀衆可能沒注意到的細節，黃建新也嚴格按照史實和劇情來，“比如李達被敵人跟蹤，從法租界一路到公共租界。兩個區域的交通規則是不一樣的，法租界靠右行，一到公共租界就靠左行，中間有一個環島。我們是嚴格按照當時的情況拍的，可能觀衆完全沒感覺，但我們就是這樣做的。”還有，片中“中共一大”開會時的一個玻璃瓶道具，劇組前前後後找了700多個；片中每一期《新青年》的時間，黃建新也都仔細檢查過，“細節就是確信度，如果你細節都是錯的，大家就會覺得你在亂編。”（本報記者 袁雲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