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樂觀主義的殘酷之處

對某事、某人或某種未來懷有渴望和依戀，便意味對其保有一種樂觀的情感。它意味着你相信，或願意相信，這些事物和人能讓你接近某種美好，能賦予你意義。

但有些樂觀卻是殘酷的。

你追求着那些磁石般吸引着你，承諾讓你的世界變得美好而有意義的東西，你渴望一種“美好生活”。但你不斷向其靠近的過程，卻在事實上損耗你、折磨你、摧毀你，讓你恰恰走向了你所渴望的“美好生活”的反面。這時，樂觀主義是殘酷的。它讓你永遠渴望，永遠失望，永遠在無望中保持希望。

“殘酷的樂觀主義”，貝蘭特這個概念深刻的悖論性首先是一種情感的肉身體驗。也許難以言說也難於書寫，但這種矛盾的、默默期待又咬牙忍耐的身體感受似乎是今天人們共通的情感。就像她所說，這些殘酷的樂觀主義造就的場景，“一方面意味着深刻的威脅，另一方面又是深刻的確認”。

這是一種有毒的關係。殘酷的樂觀主義的殘酷之處，不僅在於它其實永遠無法滿足你的渴望，更在於，它如此深刻地與你整個意義世界和本體性安全相連，以至於你根本無法承受失去這種樂觀本身。它爲你的生活提供了“延續性”和根本的支撐。但當你被這種樂觀激發着朝前邁進，等待着你的卻是無盡的自我消耗。

《殘酷的樂觀主義》

[美] 勞倫·貝蘭特 著

吳昊 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貝蘭特想要借這個概念和這本書回答的問題便是：“當越來越多的證據都昭示某種熟悉的美好生活的幻想已經如此不穩定、脆弱和代價高昂, 爲什麼人們仍然對諸如與愛人、家人、政治制度、機構、市場和工作之間持久的依存關係如此眷戀?”

爲什麼我們會維繫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

當我們維繫的是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的時候，會發生什麼？

歷史性當下

回到本書坐落和迴應的歷史性時刻是重要的。《殘酷的樂觀主義》原版於2011年。它所聚焦的是“二戰”後美國和其他地方社會民主主義萎縮和新自由主義滋長的歷史時刻。它以1990年以來的大衆傳媒、文學、電影和先鋒藝術爲“案例”，追溯剖析了這一歷史性當下的“情感結構”。

“歷史性當下”這個概念導向的問題，是“此刻”如何被生產出來，以及何以具有深刻的政治性。通過本書，她希望建構的是一種分析歷史性當下模式，可以超越結構與能動的二元性。她將“情感”當作理解歷史性當下的關鍵。而殘酷的樂觀主義，正是我們所在的歷史性當下的情感性“政治主體性”。

貝蘭特看到，在這樣的歷史性當下，“暴虐無常的超剝削企業原子主義”開始滲透經濟和生活的各個領域。與此同時，公共領域和團結感在權力的重壓下分崩離析。邊緣和底層要麼面對無休無止的暴力，要麼被迫在匿名的陰影裡苟且求生，沒有聲音，沒有也存在的痕跡。貝蘭特所描述的殘酷的樂觀主義肆虐的歷史性時刻，社會的裂痕沿着經濟和政治分化的界限劇烈擴大，而政治和正義成爲一種表演，一場鬧劇，一種新的殘酷體裁。

20世紀下半葉開始，那些自由資本主義承諾的東西，包括階層流動、就業保障、機會均等、賢能體制、公民身份、政治和社會平等，以及生機勃勃、滋養耐久的親密關係，作爲支撐性的幻想都在結構性地失去其牽引力。隨着冷戰結束，所有最理想的烏托邦幻想被另一些看起來似乎更“合理”、“方便”、“可得”的幻想取而代之。但這些幻想旋即變作更加夢幻的海市蜃樓。這些幻想承諾的習慣、規範和制度，曾短暫地滋養了依戀感、信賴感、歸屬感以及樂觀的期盼，卻很快像已被蛀蝕的房屋一般，威脅着將生活在其中的人全部掩埋。

由達內兄弟導演的現實主義影片《羅塞塔》展現了一個女孩在生活重壓下做出的反抗與救贖

比如，第五章中，貝蘭特討論了比利時導演達內兄弟的電影《羅塞塔》。羅塞塔是一個被高度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經濟拋出的年輕人。對她來說，“世界上所有可能的慾望被壓縮爲一個朋友和一份工作, 一種獲得最低限度的社會承認的狀態”。

貝蘭特描述到，羅塞塔在得到工作後片刻的安全感中，她對自己成爲一個“好工人”的前景感到樂觀。覺得自己也許終於可以像一個“正常人”一樣，過一種“正常”的生活。這種對“正常”的依戀，成爲羅塞塔的“殘酷的樂觀主義”。貝蘭特尖銳的指出，這種幻想中的美好生活，只是感覺起來是可能的，是美好的——“持續的低工資生活前景和無聊的勞動, 對羅塞塔而言近乎一種烏托邦”。

在社會福利極度萎縮，正規和非正規的經濟進一步私有化和零工化的結構下，底層對“正常”的依戀正殘酷摧毀着她們的精神和肉體。這種“正常感”，作爲一種規範性的、讓人安心的承諾，是如此重要——我們看到羅塞塔爲了保住華夫餅店那份根本沒有任何保障，工資極低且不穩定的工作，背棄了她唯一的朋友。但追求“正常”導致的對互惠關係的傷害，彷彿又讓“正常”失去了它最初承諾會帶來的感受。

貝蘭特看到，“依戀與經濟系統同樣脆弱, 都對工人後備軍呼之即來, 揮之即去”。正是在此種歷史性當下產生了這樣的情感性主體——她們被“美好生活”托起，卻又遭其背叛。

最後，崩潰茫然的羅塞塔辭去了工作，回到那輛租來的破舊拖車——那個她與以酒精自我麻痹的母親相依爲命的家。

危機的日常性

理論和經驗的層面上，貝蘭特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超越以往討論歷史性當下的“創傷”體裁。創傷理論關注創傷性的“例外”事件對主體性的塑造。於此相對，她提出“危機的日常性”，認爲當下的危機並不具有“例外”的性質，而是以一種讓人並不舒適，也難以言明的方式被編織進日常生活本身的紋理之中。

她認爲：“日常生活是多重歷史的交匯點, 人們在這裡處理在其想象的美好生活面臨威脅時所產生的困惑和斷裂性。災難性的力量也在這裡形成, 並在人們生活的歷史中成爲事件。”

危機的日常性是一種“慢性死亡”，而“創傷”修辭遮蔽的正是慢性死亡的狀態。是一種“結構層面引發的個體的耗損——既不是一種例外狀態, 也不是例外的反面。而是令人不安的生活場景與日常生活相互交織的狀態。就像發現螞蟻在一塊不經意擡起的岩石下慌張逃竄。”。

本書中到處都是這樣的例子。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貝蘭特對麗莎·約翰遜的短片《10號公路以南》的討論。她談到，影片用緘默主義的鏡頭，無聲地記錄下災難性的卡特里娜颶風過後，被國家和新聞的煽情凝視遺忘的密西西比州沿岸人們的生活——這裡長期被骯髒的階級和種族歷史蹂躪。我們看到，人們在颶風席捲後的時間發呆、勞動、休息、撿起被災難摧毀的物品，清洗、修補，努力讓其恢復功用，或成爲什麼別的。

卡特里娜颶風災損

貝蘭特指出這個時代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危機就是生活本身，它“並不是呼嘯而過的，而是綿延漫長的”。貝蘭特提醒我們，必須反思“苦難的日常性”“常態的暴虐性”和所謂“忍耐的技術”，提出“對此刻的殘酷性”的尖銳質問，“去看看在遠離一個日漸衰微的美好生活的幻想的過程中, 那些躊躇停頓、期期艾艾且隱隱作痛的東西是什麼”。

殘酷的“僵局”

貫穿本書，貝蘭特向我們證明，殘酷的樂觀主義之下，人們面對的，是幸福的無限“推遲”和生活本身的“暫停”，是一個沒有出口，沒有未來的“僵局”。

就像第一章討論的黑人兄弟庫特和洛夫提斯的故事。當貧窮的兄弟“清理”了另一個赤貧卻意外得財的鄰居，貝莉小姐，他們被獲得巨量財富拋入了一個“僵局”。他們痛苦地意識到，這些財富並不能讓他們免受貝莉小姐的命運，即“忍受黑人特有的失去生活中僅有的那一點點東西的恐懼”。他們僵住了，生活並沒有因此開啓，因爲“每一次購買，都會是一次不值得的交易，都是對生活本身的消耗”。在異化的消費主義體制之下，對象帶來的愉悅本身已經被佔有的感覺吞噬，人們擁有的只是取之不竭的“非關係”。

在貝蘭特的書中，這些殘酷的僵局無處不在。無論是《一諾千金》中無言同行的僱主兒子伊戈爾與移工妻子阿西塔，《暫停》中若無其事家人朋友隱瞞自己失業的文森特，《兩個女孩，一胖一瘦》中用食物、思考和逃離絕望的桃樂茜和賈斯廷，還是《人力資源》中在管理階層“未來”和工人階級家庭“歷史”中撕裂的弗蘭克，都昭示“僵局”已然成爲歷史性當下的主要體裁。

正如貝蘭特殘酷地指出：“在危機日常性的體制之下, 生活好像被刪節了, 更像是絕望地狗刨, 而不是壯麗地遊向地平線……生命獻給了對美好生活的規範性/烏托邦所在的追求, 但卻實際上陷入了我們可能稱爲求生的時刻、掙扎的時刻、溺水的時刻、緊緊抓住邊緣的時刻、撲騰踩水的時刻——那無法停下的時刻。”

貝蘭特的《殘酷的樂觀主義》一書，是憂慮的、悲觀的、殘忍的，但也許也是樂觀的。而這種樂觀需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拆解世界，並同時保持對創造世界的持續承諾……直面與世界的錨定脫鉤的血肉模糊的過程”。

雖然此刻已是殘酷的僵局，團結和改變意味着卓絕的鬥爭，但也許，人性仍然爲我們提供了想象不殘酷的樂觀的可能性。正如貝蘭特所說，“生活真正發生的地方是當我們擁有一個朋友、一個伴侶, 或當我們滿懷熱切地注視着的人, 最終對我們的掙扎苦難報以溫柔同情的時刻。”

爲了真正的美好生活。

作者：吳昊

編輯：袁琭璐

責任編輯：朱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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