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談健康“秘訣”,抱持樂觀主義,做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文/徐元宮

鄧小平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同時也是一位比較長壽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衆所周知,鄧小平“三落三起”,經歷曲折,卻能在第三次復出之後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功地實現了全面的撥亂反正,開拓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國的綜合國力隨之蒸蒸日上,鄧小平本人也享年93歲。那麼,畢生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爲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世紀偉人鄧小平又有哪些健康“秘訣”呢?

“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

衆所周知,健康的身心是長壽的前提,而健康的身心又是以心情愉悅、樂觀爲前提的。無論順境還是逆境,鄧小平對未來都抱持着樂觀主義的態度,樂觀主義是鄧小平健康長壽的“秘訣”之一。

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發表的講話中,鄧小平表達了他第三次復出工作的愉悅心情:“作爲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裡爲黨爲國家爲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

此後,在多個場合鄧小平都曾坦率地表達了自己愉快的精神狀態,並且認爲自己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心情比較舒暢。1977年8月7日下午,在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駐中國大使全明洙談到自己的經歷時,鄧小平指出:“我是‘三落三起’。現在根據中央的決定,我又出來工作了。我今年73歲,自然規律不饒人,但是心情舒暢,想做點工作。”1988年9月17日上午,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談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時,鄧小平幽默地說道:“能游泳,證明我身體很好;能打橋牌,證明我記憶還可以。我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心情比較舒暢。”

退休之後的鄧小平仍然心態樂觀、心情愉悅。1993年9月16日在跟弟弟鄧墾談話時,89歲的鄧小平指出:“我退休以後,江澤民他們搞得不錯。我算是比較活潑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畢竟年齡到這個時候了,沒有精力搞了。我在旁邊看到成功,在旁邊鼓掌,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1984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順境時的鄧小平心情舒暢,身處逆境的鄧小平也仍然對現實和未來抱持樂觀主義的態度。1984年3月25日上午,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鄧小平指出:“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爲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1985年7月15日上午,在會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喬治·邁克爾·錢伯斯,回答客人提出的身體健康的“秘訣”時,鄧小平指出:“好多朋友都問我,我的回答是‘樂觀主義’四個字,天塌下來也不要緊,總有人頂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沒有樂觀主義態度,沒有相信自己的信念總會實現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鄧小平身處逆境不消沉、仍然對未來抱持樂觀主義的風範和品格爲全黨感佩和敬仰,1997年2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大會上所致悼詞中對此作出了高度評價:“他的崇高品格和風範,體現在他全部革命實踐活動中,體現在他‘三落三起’的經歷和他勇敢地開拓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新道路的進程中。當他受到錯誤打擊、處於逆境的時候,他從不消沉,總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沉着堅韌,對黨對人民無限堅貞,對我們事業的未來抱樂觀主義。”

“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一向沒有介意”

胸襟豁達,不計前嫌,這是作爲卓越政治家的鄧小平爲人處世、治國理政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優秀品格和健康長壽“秘訣”之一。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推進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之際,針對一些同志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過一些違心話、做過一些違心事這一情況,鄧小平非常豁達,希望這些同志不要揹包袱,呼籲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1977年5月24日上午,在跟王震、鄧力羣談話談到有些同志在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際講了一些過頭話時,鄧小平指出:“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一向沒有介意,說些違心話是完全可以諒解的。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爲此有什麼負擔。不要再把這事放在心裡。”同年8月27日傍晚,在會見美籍華人楊振寧教授時,針對楊振寧談到有的科學家被“四人幫”壓了一下就糊塗,鄧小平迴應說:“這不要緊,是小事,那個時候講違心話的人不少,這也難怪。”1978年8月19日上午,鄧小平還特意強調文化部搞清查運動,“在清查中,不要把‘批鄧’作爲考察幹部的一條標準。”

甚至對於直接的惡毒攻擊,鄧小平也同樣豁達地泰然處之。“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全黨全國人民對於歷史和現實諸多問題的認識存在着不同的甚至錯誤的觀點和看法,特別是對於當時鄧小平倡導併力推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存在着不同的甚至錯誤的認識和觀點。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引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正確地開展並深化對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而且通過開展並深化對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進而成功地恢復我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最終達到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就透射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及其領袖的政治智慧和博大胸襟。1977年9月,上海有一個基層宣傳幹部寫信給上海市委,建議立即停止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與此同時,舞陽縣發現了惡毒攻擊鄧小平的反動傳單。新華社將這兩起事件形成文字材料《上海一基層宣傳幹部寫信給市委建議立即停止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舞陽縣發現惡毒攻擊鄧副主席的反動傳單》呈報中央,鄧小平將這兩份材料批轉中央政治局各同志閱,同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傳閱材料後又明確批示:“應告有關省委注意,但不要爲對我的議論而進行追查。”

“沒有什麼秘訣,因爲我是共產主義者”

鄧小平光明磊落,胸襟坦蕩,無論是對個人的命運還是民族的未來都始終抱持樂觀主義的態度,這跟他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密切相關。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和信仰,是作爲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鄧小平健康長壽的又一個“秘訣”。

正是出於對邪不壓正和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堅定信念和信仰,正是因爲對崇高、正義事業的堅定信念和信仰,所以即便是在一生中最痛苦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和逆境中,鄧小平“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面對“四人幫”的刁難和攻擊,鄧小平總是無私無畏地鼓勵身邊的工作人員好好工作:“這算什麼,有的文章還指着我的鼻子罵!”“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罵嘛!”“不要怕別人說什麼,重要的是把領導班子整頓好,關鍵是用好人!”“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當頭。”“你們回去傳達時,就說這個話是我講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

◆手持菸捲的鄧小平。

鄧小平本人的一段坦誠表白生動地揭示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是其“在被打倒後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來”的重要原因。1977年9月14日上午,在會見日本新自由俱樂部訪華團談到自己被打倒的經歷時鄧小平指出:“人們都說我是‘兩落兩起’,實際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擔負着重要的工作,在黨中央當秘書長,還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那時紅軍的隊伍很少。在江西根據地,王明路線奪了毛主席對紅軍、對蘇區的領導權,還反對什麼鄧毛謝古路線。我算一個頭頭,叫‘毛派頭頭’。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後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來,沒有什麼秘訣,因爲我是共產主義者,也是樂觀主義者。”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非但不會在逆境中消沉,反而會更加激發他對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和教訓的更深入更全面的思索和探究,也因此愈益促使他更加接近直至最終掌握和有效利用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正如1997年2月25日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大會上所致悼詞中高度評價的那樣:“當他受到錯誤打擊、處於逆境的時候,他從不消沉,總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沉着堅韌,對黨對人民無限堅貞,對我們事業的未來抱樂觀主義。他總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和根本規律問題,發憤要有新的更大作爲。正因爲這樣,他才能順應歷史和時勢的要求,在經歷逆境之後重新起來擔當重任。特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刻反思,從而使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毅然決然地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1986年12月14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貝寧總統馬蒂厄·克雷庫時表述的一段話印證了上述江澤民在悼詞中的高度評價的客觀性和正確性:“‘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爲有了那段經歷,我們纔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提出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發生後,國內外不少人對於世界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充滿了疑慮,甚至驚慌失措。此時此刻,作爲一位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鄧小平振聾發聵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的堅定信心:“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爲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原文如此,筆者注)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以爲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我本人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鄧小平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還突出地反映在他能夠實事求是地解剖和評價自己。鄧小平從來不神化自己,決不允許搞對自己的歌功頌德。相反,他始終認爲自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他低調、謙遜的品格折射出他作爲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政治家的人格魅力和自信,這是鄧小平健康長壽的又一個“秘訣”。

鄧小平曾在不同時間和場合下表達過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沒什麼了不起”。1980年6月19日上午,在會見西薩摩亞總理圖普奧拉·埃菲,當客人讚譽鄧小平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時,鄧小平謙虛地迴應說:“我本人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比較出名的是因爲遭了幾次災,經歷了三下三上的歷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說不上什麼,沒有什麼突出的。”5個月後的1980年11月15日上午,在會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回答客人提出的是否要寫回憶錄問題時,鄧小平謙虛地指出:“沒有時間,而且我這個人不太喜歡講自己的事情。當然我革命幾十年也幹了些事,但還談不上自己有什麼了不起。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要逐步把工作交給年富力強的人。”

虛懷若谷的鄧小平堅決反對過分誇大他個人的作用。1986年4月23日上午在會見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當客人說希望鄧小平永遠健康,站在前列指揮中國時,鄧小平表示:“不能決定在我一個人身上,不能寄託在我活多久。像我這樣的年齡,不知哪天見馬克思。實際上好多主意都不是我出的,是其他同志出的,事情要靠他們辦。”一年半之後的1987年11月16日上午在會見日本社會黨第三次訪華代表團時,鄧小平向客人介紹說:“我們黨的十三大報告是集體創作,集中了幾千人的智慧,有許多內容並不是我提出來的。當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見,但大部分是集體的意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個人。所以,不能把9年來的成績都寫到我個人的賬上,可以寫我是集體的一分子。過分誇大一個人的作用並不有利。”1992年7月下旬,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鄧小平又一次強調指出:“報告中講我的功績,一定要放在集體領導範圍內。可以體現以我爲主體,但絕不是一個人腦筋就可以鑽出什麼新東西來。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有提出過,我也沒有提出過,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了,發展得很快,見效也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羣衆的智慧,集體的智慧。我的功勞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起來,加以提倡。報告對我的作用不要講得太過分,一個人、幾個人,幹不出這麼大的事情。報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這個問題,要寫得合乎實際。”

鄧小平坦誠自己是一個普通人,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也必然會有自身的不足、缺陷,鄧小平從不隱諱這一點。比如,鄧小平認爲,人的思想意識必然要隨着客觀世界的變化、發展和實踐的深入而變化、發展,包括他本人也同樣如此。1979年1月2日上午,在會見美國衆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表示歡迎美國人士來中國看看的時候,鄧小平指出:“同時也歡迎包括不贊成中美建交在內的美國人士都來中國看看,以增進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瞭解。這對發展我們兩國關係是極其重要的。通過訪問、接觸瞭解中國,或許有助於他們觀點的改變”,“就拿我個人來說,看法經常改變。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樣。因爲世界事務(原文如此,筆者注)、實踐在變化,事物在發展變化,問題的性質也都在不斷變化。既然事物總是在變化,人們的思想總得要適應這個變化”。

光明磊落的鄧小平也不隱諱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1978年7月12日,在跟劉西堯談話談到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時,鄧小平指出:“這一次簡化漢字不夠慎重,一個專家給我寫信,對這一次簡化漢字很有意見,社會上反映強烈。我把信轉給你們了。文字改革是科學,要搞得很準,太輕率了不行。不要一說就是經過中央領導同志了,中央領導同志講的也可能有不對的,我講的也可能有不對的嘛。”1個月後的1978年8月19日上午,在聽取黃鎮、劉復之關於文化部清查運動和工作情況的彙報談到處理文藝界的一些歷史問題時,鄧小平指出:“老賬新賬都要實事求是對待,過去本來是錯了的,就不要去翻了,翻它有什麼意思,大事情弄清楚就行了。我們過去的某些批評,批評錯了的也有,因爲毛主席是得到間接的情況後說話的嘛。最近,東北反映說,有個案子是我過去批的,我說不管是我批的,還是誰批的,不對的都可以推翻。”

衆所周知,鄧小平曾多次談到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中他也有份。1981年3月9日,在同鄧力羣等人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時,鄧小平就提出:“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後,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爲當時我們沒有經驗。”半個月後的1981年3月24日上午,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談到“文化大革命”問題時,鄧小平再次指出:“‘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誤,比如說‘大躍進’,但這些失誤的責任不能只放在他一個人頭上,我們這些人也要負責任,因爲當時我們也參加了中央領導,就我來說,我也要負責,否則不公道。”

鄧小平不提倡在公衆場合掛自己的照片。1986年9月2日上午,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電視採訪,回答爲什麼沒有看到中國公衆場合掛鄧小平的照片時,鄧小平迴應說:“我們不提倡這個。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個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倡導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

鄧小平堅決反對搞對自己的歌功頌德。1989年9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江澤民等人談話時,鄧小平表示:“我退休的時間是不是就確定在五中全會。退的方式,越簡單越好。我多次講,一個國家的命運寄託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來歌功頌德一番,也沒有什麼好處。退休方式要簡化,死後喪事也要簡化。”鄧小平還反對給自己搞祝壽活動,1994年8月22日他在家中過90歲生日。此前,得知許多地方準備爲他舉辦祝壽活動,他表示“一律不要搞”!

“測量我的健康有兩條標準,一是游泳,二是打橋牌”

長期堅持鍛鍊身體,是鄧小平健康長壽的重要“秘訣”。早在戰爭年代,鄧小平就堅持洗冷水澡,洗冷水澡有助於身體健康。1986年3月2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新西蘭總理兼外交部長戴維·朗伊,當客人談到西方有人說你的身體不好,但我看你身體很強健時,鄧小平談到了自己在戰爭年代洗冷水澡的習慣:“我已經十年沒患感冒了,夏天還能到海里游泳。我身體這麼好,是因爲在戰爭年代洗冷水澡。冬天北方很冷,我洗澡也是一桶冷水。”

鄧小平常年堅持游泳。1985年7月30日上午,在會見泰國國會代表團談到自己的工作和身體情況時,鄧小平指出:“我的方針是少做工作,畢竟80歲了,力爭多活幾年,能親眼看到我們自己國家的發展。但希望不能太高,希望太高就會變成奢望。按照5年來計劃,爭取延長。測量我的健康有兩條標準,一是游泳,二是打橋牌。能打橋牌就說明我的大腦還能起作用,能游泳說明體力還可以。哪一天我不能到北戴河來,就是我差不多的時候了。”1988年7月15日至8月24日期間,當時已經84歲高齡的鄧小平仍然在北戴河下海游泳39次,每次一個多小時。

◆退休後的鄧小平。

鄧小平喜歡打橋牌,特別是高齡之後還多次參加橋牌比賽。1987年1月2日晚上,83歲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橋牌冠軍賽;1988年1月1日,84歲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運籌與健康”橋牌比賽;1990年2月18日,86歲的鄧小平參加第七屆“運籌與健康”橋牌比賽,獲冠軍;1991年1月2日,87歲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118廳參加第八屆“運籌與健康”橋牌比賽,獲冠軍;1992年1月2日,88歲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118廳參加第九屆“運籌與健康”橋牌比賽,並和運動員合影留念。1993年6月4日,世界橋牌聯合會主席鮑比·沃爾夫向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鄧小平頒發世界冠軍金牌獎,以感謝鄧小平爲促進中國橋牌運動的開展作出的貢獻。

除了游泳和打橋牌之外,鄧小平還比較喜歡旅遊,喜歡在旅遊的過程中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時鍛鍊身體,而且注意在旅遊過程中瞭解情況、發現問題、密切黨羣關係。1979年7月11日上午8時,鄧小平乘專列抵達安徽省宣城地區繁昌火車站,中午抵達黃山溫泉風景區。在得知已經爲他第2天上山準備了滑竿之後,他拒絕說:我下了決心,要步行上去。第2天,即7月12日遊覽黃山的過程中,當陪同人員擔心他走得太快,體力不支,勸他走慢一點時,他回答說:這個事,你們不用教我,我比你們有經驗。長征時不少人都跑垮了,我還是越走越有勁。接着,他向大家傳授兩條登山的經驗:一是把褲腳捲到膝蓋上面,二是走起來步子不要太快。

隨着步入高齡,鄧小平開始有意識地減少自己的工作量。1982年3月31日上午,78歲的鄧小平在會見國際奧委會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當客人稱讚他身體很好時,鄧小平指出:“儘量減少工作,讓一些年輕、身體好的人來工作,這就是養身之道,也符合奧林匹克精神。”1987年9月11日上午,在會見日本民社黨第八次訪華團時,鄧小平又一次指出:“這些年來,我儘量少做事情,沒有其他理由,只想多活幾年。我只追求兩個目標,一個是在本世紀末中國實現小康社會;另一個就是我要活到1997年7月,到香港做一次旅行。”

然而,鄧小平減少工作、一段時間沒有露面,竟被有些媒體謠傳爲鄧小平病倒,進而引發了股市下跌。1986年3月25日上午,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施呂特,在談到前不久香港謠傳鄧小平病倒、股票市場隨即下跌的情況時,鄧小平指出:“這幾年來我有意識地少做工作,讓別人多做。中國的現行政策並不僅僅體現在我一個人身上。我好久沒有露面就是這個原因。現在我正在考慮什麼時候退休。退休對人的健康有好處。我不做工作,不參與工作,中國的現行政策照樣順利地進行。這就直接回答了國際上的擔心:鄧某人不在了,中國是否會變?其實,中國的政策並不是我一個人提出的,中國的現行政策得到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廣泛支持,得到廣大幹部的支持。幹部和羣衆都要求改革。國際上對我講得太多,不符合實際。當然,我也算一個。”

正如世紀偉人鄧小平所願,他老人家開拓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他老人家開創的改革開放大業經過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賡續接力絢麗多彩。今天,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有力的領導下,十多億中華兒女正昂首闊步地奮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而作爲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信仰,雖身處逆境卻坦然抱持樂觀主義,虛懷若谷,胸襟豁達,強健身心,他的所有這些健康“秘訣”,正成爲激勵億萬中華兒女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勇前行的科學指南和強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