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手槍、毒販、新權杖：社羣媒體如何威脅民主
大家所熟知的臉書（Facebook），直到2004年才創立，推特（Twitter）創立於2006年，第一代iPhone 2007年面世，WhatsApp 繼之於2009 年成立，至於臺灣人所熟悉的Line更遲至2011年才發表。
就在這十幾年的時間，智慧型手機和社羣媒體的結合，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類社會，都產生了顛覆性的效果。
這個顛覆性，其實可以從「誰與你最親近？」這個簡單的問題開始探討。
▲電子產品與社羣媒體代替家人，成爲當代人最「親近」的對象。（圖／美聯社）
在過去，我們的答案可能是配偶、父母、子女、朋友或同事，但今天，真正的答案是智慧型手機，因爲你幾乎24 小時都離不開它，關於你的一切資訊，也都裝進了這個小小的裝置與社羣媒體之中。
根據2018年臺灣的一項調查統計顯示，民衆平均每天手機使用時間近3小時，而18至39歲民衆更高達5小時，至於社羣平臺，Line、Facebook、YouTube則居前三名。
其實，除了打電話、照相、錄影之外，社羣媒體平臺及電玩遊戲可能是最常使用的軟體，這已是全球發展趨勢，相信各國差異應該不大。
社羣媒體剛出現的時候，人好像裝上了天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變成無遠弗屆，也的確帶來一些令人驚喜的效果；例如找到失聯已久的朋友，找到更多有共同愛好的人，得到更多朋友的訊息，而且可以產生很龐大的動員力量。
接着，一個又一個羣組出現在你的社羣媒體中。
智慧型手機加上社羣媒體，既可以讓人更容易、更快速地接觸外界，但同樣地，也讓外界的力量可以很有效地接觸到每一個使用者。
一開始，人們只注意到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社羣媒體快速的連結彼此，產生龐大的動員力量。
最明顯的例子是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社羣媒體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之後，中東不少國家相繼出現反政府的示威浪潮，引發了一連串的政權更迭。
除了突尼西亞之外，已有五個阿拉伯國家政權被推翻，包括2011年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利比亞執政四十年的格達費（Muammar Gaddafi）政權、2012年葉門的沙雷（Ali Abdullah Saleh）政權、2019 年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特夫裡卡（Abdelaziz Bouteflika）正式辭職，同年4月11日，掌權長達30年的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al-Bashir）亦被政變推翻。
▲2011年風起雲涌的「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浪潮，讓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與葉門等國獨裁政權接連垮臺。（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西方媒體稱之爲「阿拉伯之春」，而社羣媒體就是帶來春天的東風。不少人津津樂道，社羣媒體成了威權政體最可怕的威脅。
然而，凡事都有正反兩面。
社羣媒體固然威脅威權政體，但恐怖組織也開始運用社羣媒體來宣揚理念、招募成員。
其中最知名的案例應該是2017 年10 月31 日，來自烏茲別克移民賽波夫（Sayfullo Saipov）在紐約曼哈頓城區駕駛卡車衝入人羣，造成八人死亡。
警方在其手機內發現了90則伊斯蘭國（ISIS）的宣傳影片，而他本人也承認就是這些影片「啓發」他做出如此行爲。
紐約市警局的反恐情報副局長米勒（John Miller）告訴記者：「賽波夫顯然是按部就班地遵照ISIS放在社羣媒體頻道上的指示，完成了這次恐攻，這些指示能引導他們的追隨者去進行恐怖攻擊。」
▲社羣媒體不僅成爲恐怖組織宣揚理念的工具，更成爲鞏固政權的利器。（圖／路透社）
他們透過社羣媒體監視民衆，就像小說《1984》中的老大哥一樣；他們也透過社羣媒體引導輿論，強化統治的正當性。
諷刺的是，愈來愈多人注意到社羣媒體也威脅民主的運作。
社羣媒體的本質，其實就是資訊內容與資訊流的操控。
政治學者杜意奇（Karl Deutsch）曾用神經（nerves）來描繪政府決策過程中有關資訊的處理與流動，但放在整個社會來看，訊息的流動也是社會的神經系統，而每個神經節點就是訊息流動的控制閥。
從這個角度來看，誰控制了訊息的內容與流動，誰就控制了社會，而社羣媒體已成了最龐大的神經節點。
生活在21 世紀，除了那些沒有行動裝置的弱勢者之外，每一個人有意無意都將自己的訊息提供給社羣媒體，包括你居住的地方、電話、email、上過什麼學校、有什麼證照與專長、有哪些家人、朋友與同學、結過幾次婚、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對同性戀的看法、常看什麼影音節目、買過什麼東西、去過什麼地方。
可以說，每個人在社羣媒體面前都成了透明人，只有程度的差別而已。
當使用者變成可操控的玩偶
社羣媒體如何威脅民主？有三個意象可說明：手槍、毒販與新權杖。
手槍的意象來自於福山（Francis Fukuyama），去年11月他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發表「如何從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一文，其中一段話令人印象深刻：「數位平臺對經濟與政治權力的集中，就像桌上一把已上膛的槍……對美國民主來說，問題是將槍留在桌上是否安全，因爲另一個心懷不軌的人可能就走過來拿起這把槍。」
但有人拿起過這把槍嗎？或許大部分的人沒感覺，但在臺灣，個人就知道有不少人臉書帳號只因有人檢舉就被封鎖，臉書既不給說明，也無法申訴，整個決策有如黑箱，最後只能等待解封而已。
▲在臺灣各路政治傾向者都可能遇到臉書以「違反社羣守則」爲名的「封殺」。（圖／路透社）
據媒體報導，今年1月，美國主要社羣媒體包括Twitter、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先後以「違反平臺規範」、「可能助長、而非消弭持續暴力的風險」等理由，封鎖川普（Donald Trump）帳號，甚至連支持川普的社團也被封鎖。
顯然，社羣媒體公司已跨越了平臺的角色，這把手槍已被拿了起來。
但這還是衆人可以看到的部分，更可怕的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拿起這把手槍，那恐怕是政治人物心中的恐懼了。
社羣媒體的另一個意象乃是毒販。網飛（Netflix）2020年上架一部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其中一位曾經在社羣媒體服務的高階管理人員，在片中坦言：「我們已經從工具型的科技環境，進入成癮和操弄型的科技環境。」
其中一知名軟體工程師塔夫特（Edward Tufte）曾說：「只有兩種產業會把客戶稱爲使用者（user）：毒品及軟體。」
近年來，假新聞現象因爲氾濫而引起社會關注。假新聞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現象，但於今爲烈，而社羣媒體就是主要元兇。
▲社羣媒體真只是「平臺」？還是已經扮演「上帝」的角色？（圖／路透社）
個人曾爲文指出，假新聞就像是毒品一樣，因爲假新聞可以滿足不少人心理的需要。新聞有客觀的真假，但對閱聽大衆來說，他所相信的就是真實的。
人有時寧可選擇相信假新聞，因爲它反而可以鞏固自己所建構的真實世界。吸毒者所見到的世界，旁觀者認爲是幻象，但對他們而言卻是百分百的真實。
當然，假新聞只是問題之一而已，最重要的是，在社羣媒體面前，使用者變成了一個個可操控的玩偶，你以爲的事實可能只是偏見，你以爲的正義可能只是幌子，你的訊息是被篩選過的訊息，於是你成了別人所塑造的你。
這是對民主最大的潛在威脅。
如何拯救人類社會
根據心理學的研究，偏見與情緒本來就具有主導決策的作用，而社羣媒體將其作用呈倍數放大，於是社會中的基本互信被破壞了。
一旦不同羣體之間缺少溝通與互信，不僅無法形成共同體，而且容易變成敵我關係而非公民關係。
結果，原本是社會的小裂縫變成了難以修補的大裂痕，今天的美國已嚐到苦果。
社羣媒體的力量有多強大？澳洲政府欲立法，強制美國大型網路企業與當地新聞機構分享廣告收入，而Facebook爲了抗議此一舉措，曾經在2月發表聲明，禁止澳洲新聞內容在Facebook上刊登與分享。
▲臉書與澳洲政府的角力，也凸顯社羣媒體已成爲「跨國新權杖」。（圖／路透）
路透社（Reuters）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有高達40%的澳洲人使用Facebook獲取新聞，並使其成爲該國最受歡迎的新聞社羣媒體和消息平臺。」由此可見，社羣媒體科技公司所具有的談判籌碼。
就在Facebook發表聲明數日後，雙方各退一步達成了協議。這一次雙方爭的是金錢，但展現的卻是權力。
社羣媒體公司成了跨國的新權杖，它可以封鎖一位退位的總統，也能夠與一國的政府叫板。
福山十分關心的是「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但是，更深層的問題是「How to save human society from technology」，這應當是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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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多維TW》月刊065期，原標題爲「手槍、毒販、新權杖：社羣媒體如何威脅民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歡迎投書《雲論》讓優質好文被更多人看見，請寄editor88@ettoday.net或點此投稿，本網保有文字刪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