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縮小地下經濟，積極掌握稅源

工商社論

地下經濟活動屬非法或隱藏行爲，包括多個層面：有屬弱勢者從事街頭叫賣、無照擺攤、打零工等族羣，需要政府納入社會福利系統多加照顧，或是輔導就業、創業；有屬販毒、色情、盜版、仿冒、走私、地下工廠、地下金融等，規避政府管制、違法獲利，就需警政司法系統加強查緝與懲罰；有屬合法營業賺取所得、累積財富，卻逃漏各種稅捐者，則是財稅當局應努力查課的對象。其實這三者間彼此多所關聯，非法與合法時而互動無間，站在租稅公平及增加國庫收入立場，查緝逃漏稅、掌握稅源，政府當責無旁貸。

既然是「地下」經濟活動，在臺灣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其實很難客觀、精確地估計。然依據學者專家推估，約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0％。一般而言，所適用的邊際稅率愈高，逃漏稅誘因就愈大，稅基遭到侵蝕就會愈嚴重；在既定的稅率下，稅收自然就會減少。處此情況，政府一方面努力促使整體稅制及稅率合理化，降低逃漏稅誘因，一方面提高罰金與強化查緝率，以期產生嚇阻逃漏稅的作用。

與地下經濟最直接關聯的稅，當屬營業稅。臺灣若欲調整租稅結構，其關鍵就在於加值型營業稅。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大多仰賴營業稅率的調高，支應政府財政所需，稅率多在20％上下。臺灣的加值型營業稅率，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0條規定，雖然稅率最低不得少於5％，最高不得超過10％，然實際徵收稅率卻始終爲5％，幾乎爲全球最低；政府主要以擔心物價水準上升或景氣衰退爲藉口，卻阻礙稅制結構的調整，也影響財政收入的適足性。與其他國家相比，反而凸顯臺灣政府缺乏應有的膽識。日本近年來多次調高加值型營業稅率，充實財政收入的經驗，足供臺灣參考。

由於加值型營業稅率始終不動如山，故而增加稅收、促進公平的另一方式，就是加強掌握稅源與稅基，查緝逃漏稅，有賴於進銷貨交易資料的勾稽，其工具就在於統一發票制度之有效運用。統一發票制度的創立，實可追溯至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爲了整頓稅制及稅政，力求財政平衡，於1950年底，在當時臺灣省財政廳長任顯羣的主導下，制定「臺灣省營利事業統一發貨票辦法」及「臺灣省營利事業統一發貨票給獎暫行辦法」，並於1951年元旦實施。基此，透過統一發票制度的建立，掌握營利事業營業資料，朝向增加稅收、公平納稅、杜絕攤派、掌握稅源、輕稅重罰、降低逃漏等方面努力，爲現行稅制奠定基礎。且無論是加值型或非加值型營業稅，透過給獎辦法，提高購買者索取發票的誘因，進而掌握稅源，防止逃漏。

況且，加值型營業稅制的推動，透過營業進、銷貨行爲，瞭解營利事業獲利情形，有助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課徵；也利於勾稽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各項所得；如此真可謂是從源頭掌握課稅資料。然而，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漏開發票、虛設行號，甚至「一條龍」的將產銷行爲轉入地下發展，就成爲利之所在。因此，政府應加強營業稅的相互勾稽功能，防止短漏報及逃漏稅，提高電子支付交易比重，輔導小規模營業人電腦化記帳、全面開立統一發票，提供誘因助其正常納稅，實乃刻不容緩之事。

在此同時，提高統一發票中獎機會與獎額，增加消費者拿發票的誘因，增強勾稽功能，並加強查緝逃漏稅、提高檢舉獎金，對漏開統一發票者加重處罰，值得有關單位慎重考慮。政府並應加強取締無照攤販，檢討小規模營業人的認定標準，矯正稅率偏低現象，有效輔導並納入管理，合理課徵營業稅，消除中小企業長期養成不長大的心態，增強加值稅體系的完整性。如此，營業稅的勾稽功能增強，也將有助於綜所稅、營所稅及財產稅的課徵，才能「一條鞭」的防止稅基流失。

財政部長蘇建榮曾多次表示，地下經濟若不課稅並不公平，財政部有許多資料可以利用，透過人工智慧(AI)、大數據分析，經由資訊掌握，找出合理的稅源及流失的稅基，精進選案查覈能力，並且鎖定網路交易，讓更多地下經濟浮出檯面；我們期待財政部能展現具體績效告慰國人。政府也應檢討稅制及稅政上之公平、合理性問題，促使地下經濟活動地上化，進而縮小地下經濟規模。對於諸多創新性商業模式、行業與企業，在發展初期極可能屬於地下經濟活動，政府應該積極輔導、有效率納入管理，並且合理課稅。至於在貧窮線上討生活的小店戶、攤販等，政府須注入資源，助其成長、茁壯，將能改善整體所得分配，增進社會安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