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臺－與市場對話是貨幣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

在臺灣今年6月CPI較去年同期增加3.59％，創近14年新高。臺灣通膨數據比起多數國家相對溫和，但有其特殊因素。因此、美國Fed積極升息，而臺灣央行則緩步升息，讓美臺利差進一步擴大，驅動臺幣貶值、並造成外資撤離臺灣資本市場。上半年外資拋售臺股超過1.1兆臺幣，股價加權指數亦從1萬8,000點滑落至1萬4,000點，跌幅接近26％。而臺幣一年來對美元匯率更從27.52貶值到29.72，貶幅達7.4％。7月份若聯準會再升息三碼，而臺灣央行仍維持利率不漲、則將再擴大臺幣與美元的利差。

在這樣局勢之下，雖然臺灣通膨數據比起多數國家要來得相對溫和，但基於民衆對總體經濟資訊的理解是局部且片面的。我們期待政府能就未來的相關物價管控政策和貨幣政策，提供更全面資訊給民衆，儘早與市場對話，形塑未來政策共識，降低市場衝擊、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一、向社會說明通膨形成的國內外因素、及其傳遞過程，讓民衆有相對充足資訊、採取相對正確的經濟行爲。

雖然每次通膨形成因素都不同，且各個因素可能交錯或交互影響，但如果社會大衆愈清楚經濟運行邏輯，愈能採取相對正確的行動，避免個人及其家庭經濟或福利損失。以這輪通膨週期原因來說，其原因粗略可分成下列四項原因。1、全球超寬鬆貨幣政策。2、美中貿易競爭驅動外資大量轉單及臺商回臺投資設廠。3、新冠疫情改變需求模式且驅動生產結構變革。4、烏俄戰爭改變全球能源使用與供給結構。

前兩個原因屬於需求拉動通貨膨脹，典型對策是採緊縮貨幣政策因應。而後兩原因涉及了供應鏈調整和國際政治衝突（甚至美中競爭也涉及了全球供應鏈重組問題）。其典型思維，一是採供給面調整對策；但這耗費時間較長。替代手段則是針對特定產品之供給採降稅降費，甚至凍漲價格等有限效果的行政措施。另一是採取緊縮貨幣手段壓抑需求，藉此降低通膨，但這將冒經濟降溫，甚至衰退的風險。

二、臺灣通膨率相對低，部分得利於政策干預油電漲價，這雖然能緩和高通膨帶來的嚴重所得重分配失衡、卻造成臺電與中油的巨大虧損，形成了另一種資源配置的效率低落。因此政策取捨之間，政府必須積極與民衆對話，取得民衆理解與信任，進而促成政府跟社會的經濟發展共識。

基於臺灣通膨比起美國要來的溫和許多，因此預期下次臺灣央行將升息半碼至1碼，或甚至不升息，而Fed則再升息3至4碼，臺美利差將進一步擴大。如此一來，臺幣將會有進一步貶值空間，這將有助於出口產業擴張；但在全球需求轉弱之際，這個助力效果將不太大。而另 一方面，預期新臺幣貶值將驅使資金流出，這早已表徵在外資今年賣超臺股1.1兆元。當美臺通膨差距沒有得到控制，當美臺利差預期擴大，國際資金移動仍會持續擴大。

臺灣是以出口爲導向的中型經濟體系，央行對升息步伐的考量因素，除了物質及通膨因素之外，還需考量160萬家中小企業的生產力調整能力，他們擔負了86.72％的就業量。央行需積極與市場、與經濟學家們對話，以數據化解批評與壓力，進而凝聚貨幣、利率及匯率政策的共識。

貨幣政策一向仰賴央行對經濟結構和數據的「掌握」與「估測」及貨幣當局透過與市場及民衆充分對話、來掌握好民衆的通膨預期。在疫情引發的供應鏈紊亂，以及包括美中衝突、烏俄戰爭在內的地緣政治衝突，都可能超出了貨幣政策研究的傳統範疇。也因此，央行對經濟結構、數據的掌握與估測能力可能就被弱化了。

譬如強如Fed的經濟研究團隊，對這次通膨預估就備受質疑。理性民衆自然知道，央行並沒有神秘水晶球可用，理想的貨幣政策將在理論與實踐之中，抉擇地修正前進，央行宜採開放態度，與市場對話。尤其央行自2020年起將M2「成長目標區」調整爲「成長參考區」之後，貨幣政策目標趨於隱晦化，這時與市場溝通就成了政策透明化的不可或缺的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