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在具體措施應該以效率掛帥？一塊錢就是一塊錢
本站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樂
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前兩星期，我們討論了搖號的效率上的損失，但很多人認爲，至少搖號很公平。我們論述，其實搖號不但沒有效率，也是很不公平的。現在，我們繼續討論如何有效地增加平等的問題。
如何平衡效率與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個重大問題，筆者對這問題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在個別問題上，應該以效率掛帥，平等的目標由整體的平等政策來達致。所謂以效率掛帥，並不是不考慮公平，而是對平等的考慮，必須以不違反效率爲原則。如果一項措施能提高效益，但會對某些人造成損失，以效率掛帥的原則並不排除對這些人的補償，而是不允許爲了公平或其他原因而不進行能提高效益的措施。即使由於補償的困難而使這項措施非對某些人造成損失不可，也不可以用平等上的顧慮來反對這措施。
有人可能認爲，根據拍賣或讓價格提升，只有富人才能夠買到房子或車子，不公平。在市場經濟下，由於人們有不同的賺錢能力，即使沒有用不正當方法賺錢，也會有相當程度的不平等。但這是總財富或總購買力上的不平等，如果不平等程度很大，政府可能應該設法減少，可能應該設法多幫助低收入者。不過，這應該是設法提高他們的總購買力，而不是讓他們可以去登記搖號買車或買房子。這只是讓他們有一個花約一千元的投入，去得到百分之一的獲得十萬元的利益，淨利益約等於零，沒有好處。
我們以前討論過，人們有不同的賺錢能力的原因，包括幸運。由於幸運而造成的不平等，未必公平，所以可能需要政府去設法減少。如果用搖號，反而是去製造更多來產生不平等的幸運，哪裡能夠減少真正的不平等呢？何況還會把原有的經濟剩餘消耗殆盡，使富人窮人都不能獲得淨利益？
在個別問題上，包括車號與購房號的分配，應該以效率掛帥，平等的目標由整體的平等政策來達致。整體的平等政策，像多抽富人的稅，多幫助窮人，可能會打擊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有反激勵作用。但在個別措施的平等政策（包括搖號），也有反激勵作用，又有額外的反效率作用，因此是不應該採用的。
平等政策對激勵的打擊，是根據所有平等政策（包括沒有違反效率的整體平等政策，和在個別措施上違反效率的平等政策）的總和而定。給定達致的平等程度一樣，反激勵作用也一樣。如果有采取搖號之類的違反效率的平等政策，只能減少效率，並不能增加平等。因此，不論要達致任何程度的平等，都應該只採用沒有違反效率的整體平等政策。比起這種在個別措施上以效率掛帥的方法，如果採用搖號之類的違反效率的平等政策，只能：在給定達致同樣平等程度下，損失效率，使富人窮人都損失；或者，在給定同樣效率水平下，得到比較低的平等水平。這就是筆者早於1984年就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論證的（在個別措施上）‘一塊錢就是一塊錢’或效率掛帥的原理。【詳見：黃有光2003，第六章；黃有光 （2011）。】
不過，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論點，在實際經濟中的應用，尤其是在整體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國家，有很大的侷限。如果在個別措施上採用效率掛帥的原則，使許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執行，可能使窮人損失，雖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錢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較小，得不償失，必須在整體的平等政策上採用有利窮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證社會福祉增加。不過，這個侷限本身也有侷限。那些造成整體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因素，大都在個別措施上也起作用。因此，如果因爲整體的平等政策不完善，而想通過在個別措施上的平等考量來促進平等，除了會大量犧牲效率外，也未必真能達到平等的目的。例如，如果某些掌握權力的人，能夠避免受整體的平等政策的影響，他們多數也能利用權力，來避免受個別措施上的平等政策的影響。
像中國的情形，應該加強整體的平等政策，尤其是在除貧、照顧失業人士、落後地區的教育、避免通過濫用權力致富等方面。整體的平等政策加強後，就能夠使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在個別措施上採用效率掛帥的原則，就能較大地避免許多爲了局部與短期的平等，而大量犧牲效率的可悲結局。中國在除貧的重大成功後，應該可以加大在具體措施上的效率掛帥的政策，以便提高效率與平等。
效率掛帥，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論點，雖然實質上並非右傾，但至少在表面上，這論點看來極端右傾，即使對右傾經濟學家而言，也是過度右傾。因此，我那篇證明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文章，從1975年開始，先後被很多家期刊退稿，經過多次修改，到1984年纔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Ng 1984），創下我本人的記錄。
在具體措施上以效率掛帥，或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原則的證明，應用了理性人的假定。但實際人有相當大的不完全理性的因素(詳見Ng：2003)。這對效率掛帥的原則有什麼影響呢？嚴格而言，須要在不完全理性的條件下分析平等與效率的取捨。不過，直觀上可以看出，不完全理性的因素主要影響對效益的評估，在這新的評估下，不影響效率掛帥的原則。例如多數人高估金錢對福祉的貢獻，加上相對競爭與生產和消費對環境的破壞，使人們用太多時間與精力拼命賺錢，而犧牲健康、友情、親情等對福祉更重要的東西。因此，對環保、健保等的效益評估，需要相應提高，而不單是根據人們的支付意願。
原則上，不能排除可能須要考慮在具體措施上，進行一些調整，偏離效率掛帥，來應對人們的一些不是完全理性的行爲。然而，實際上，這種調整，需要太多我們缺乏的信息，在執行上也有很高的行政成本。因此，考慮了這些信息與成本問題後，可行的最優政策，依然應該是在具體措施上，以效率掛帥。【參見關於次優與第三優政策的討論（Lipsey & Ng 2017 a，b；Ng 2017 a，b）.】
我們以前說過，由於邊際效用遞減，窮人的一塊錢比有錢人的一塊錢更重要，這是否和在具體措施上，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主張相沖突呢？讀者們，如果你們理解本文的要點，應該會回答這個問題。
黃有光(2003).《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經濟文獻出版社.
黃有光(2011).《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
LIPSEY, Richard & Yew-Kwang NG（2017a）.Editors’introduction to a special issue on second and third-best theorie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2): 147-54.
LIPSEY, Richard & Yew-Kwang NG（2017b）, Concludingcomments to the debate, PacificEconomic Review, 22(2): 213-28.
NG, Yew-Kwang (1984), Quasi-Pareto social improvements,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74(5):1033-50.
NG, Yew-Kwang (2003). From preference tohappiness: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SocialChoice and Welfare, 20(2): 307-350.
NG,Yew-Kwang (2017a). Towards a theory ofthird best, (reprinted from Public Finance 1977),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2):155-66.
NG,Yew-Kwang (2017b). Theory of third best: How to interpret and apply,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2): 178-88.
往期回顧：
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本站研究局是本站新聞打造的財經專業智庫，整合本站財經原創多媒體矩陣，依託於上百位國內外頂尖經濟學家的智慧成果，針對經濟學熱點話題，進行理性、客觀的分析解讀，打造有態度的前沿財經智庫。歡迎來稿（投稿郵箱：cehuazu2016@163.com）。
移駕微信公號 看這裡看不到的內容
【精彩推薦】點擊進入本站研究局·中國版>>
【精彩推薦】點擊進入本站研究局·國際版>>
【精彩推薦】黃有光·本站研究局專欄PC版>>
【精彩推薦】黃有光·本站研究局專欄客戶端版>>
過去120年全球表現最佳的澳洲市場 也扛不住了
爲什麼買不到口罩？科普：口罩是“高科技”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