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強市10年人口版圖：珠三角4市成“人口贏家”

（原標題：經濟強市10年人口版圖：合肥等新一線城市崛起 珠三角4市成“人口贏家”）

目前，各地人口普查工作正在有序推進，隨着入戶登記各項工作順利完成，多地進入事後質量抽查階段。

人口普查的數據，將透露出衆多城市在過去10年的人口及經濟變化的“玄機”，而這在2019年的數據中已經初露端倪。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統計了2009年經濟排名前25強的城市，以及2019年經濟排名前25強城市，總共29個城市中（有4城市新上榜），珠三角4市：東莞、深圳、廣州和佛山，位列過去10年GDP前25位城市人口增幅第2、3、4和6位。

和珠三角城市羣相比，長三角城市羣的多個城市在過去10年也表現不錯，其中合肥以60.57%的人口漲幅位列漲幅榜第一位，杭州、上海漲幅也超過20%。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在人口流動背後，有兩個因素特別關鍵。首先是流動人口的工作機遇，這與城市的民營經濟、個體經濟活躍度有關。其次是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城市的人均GDP、可支配收入較多，意味着這個城市競爭力較強，吸引人口流入。人口流入或流出背後，是城市的發展差距問題，城市發展差距越大，人口變動的數據也就越大。

合肥GDP、人口增幅均最快

從經濟和人口上看，29個經濟強市在過去10年有喜有憂。

首先，共有25座城市的GDP在過去10年增長超過100%，14座城市GDP增幅超過190%，這14座城市超過全國GDP平均增速。

其次，GDP增幅最快的合肥與成都，在過去10年都採取了合併周圍縣市的做法，其中合肥代管巢湖，成都代管簡陽，這表明選擇擴容是很多城市壯大自身的重要選擇。

從排名上看，首先，遼寧“雙雄”大連、瀋陽兩市，GDP排名從中國城市的14、15位下落到28、32位，河北唐山市從18位下落到29位，黑龍江省會城市哈爾濱從24位下落到42位。同時，2009年GDP排名27、29、31和41位的南通、西安、福州和合肥市，則在2019年上升到23、24、22和21位。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經濟發展的差異帶動了人口的變化，儘管兩者變動並不完全同步。2009年，僅有6座城市：重慶、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和廣州的人口超過千萬，但這一數據在2019年實現翻番，達到12座。另外，在2019年，800萬人口以上至100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快速增長達到11個，這些城市都有在未來10年衝擊人口千萬大關的可能，中國已經進入“大城市時代”。

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四大城市羣中的大城市，在過去10年的“人口引力”也存在差距。

具體來看，在長三角城市羣中，合肥表現搶眼，以人口增幅60.57%排名第一。在2016年通過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羣發展規劃》中，合肥成爲長三角副中心城市。2011年8月，根據《國務院關於同意安徽省撤銷地級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區劃調整的批覆》，居巢區改設爲縣級巢湖市，新設的巢湖市由安徽省直轄，合肥市代管。

在長三角城市羣中，杭州和上海表現也不錯，2009年到2019年人口漲幅分別達到27.90%、26.38%，位於29大城市中的9位、12位。杭州與上海的人口增幅背後，是這兩個城市較高的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2019年，上海與杭州的人均GDP位列29個城市中的第6、8位；而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上海以69442元“登頂”榜首。

發達的新經濟、民營經濟，成爲杭州吸引外來人口的“利器”。2019年，杭州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3795億元，增長15.1%。此外，全年民營經濟增加值9378億元，佔GDP的61.0%。全市私營企業63.2萬戶，比上年末增長14.0%；個體工商戶61.0萬戶，增長19.6%。當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103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5.4萬人。

不過，與杭州相比，同在長三角城市羣的南京、南通等城市，人口增速相對較慢。這與南京、南通的老齡化程度偏高有關，也和江蘇整體較爲富裕，省內強市的人口吸引力相對不高有關。

成渝城市羣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勞動力的輸出地，但這一局面在近年來出現部分改變。其中，成都以28.87%的人口漲幅，位列第8位。在這背後，既有成都代管簡陽帶來的人口增長，也有成都作爲四川唯一的“超級城市”對省內外人口的吸引。

重慶過去10年的人口漲幅並不高，但是近年來農民工迴流現象明顯。2019年，全市農民工總量758.6萬人，比上年下降1.0%，但是本地農民工216.7萬人，增長2.2%。這一數據反映出隨着重慶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和工業的發展，有較強吸納製造業工人的能力。

珠三角人口“引力”強

京津冀城市羣中，天津以27.17%的人口增幅排名29大城市中第10位，北京、唐山的人口增幅分別爲22.71%、6.64%。

作爲中國的首都和經濟文化中心，北京早在2017年就提出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在此之前，北京已經提出了產業疏解政策，同時一些企業疏解到河北和天津。和企業疏解相配合的是，北京人才的逐步高端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9年，北京按受教育程度分的6歲及以上人口中，大學本科及研究生學歷人口占比超過35%，在全國各個城市中名列前茅。

2009年，天津GDP爲7500.80億元，2019年達到14104.28億元，增幅低於100%，在29大經濟強市中增速排名較低。但天津市的常住人口增長，在2017年之前都是較快的，僅2015年就增長29.14萬人。這裡面既有從北京“擠壓”到天津的人口，也包括天津海河英才計劃引進的20多萬人，還有在天津經濟較好的幾年快速流入的人口。不過，到了2017年，天津常住人口減少了5.25萬人。

珠三角城市羣民營經濟活躍、整體年齡結構較輕、製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發達等因素，導致該地在過去10年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成爲“人口贏家”。

以東莞爲例，在東莞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登記註冊數量上，2005年工商登記戶數合計爲353266戶，2010年上升到518544戶，2019年上升到1238646戶。其中，個體工商戶在2005年爲293124戶，2010年爲402405戶，2019年爲677487戶。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爲，民營經濟、個體經濟是新增人口就業的重要一環，就業機會更多，將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

此外，人均GDP的高低，也反映出城市的發展差距，進而影響對人口的吸引力。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29個經濟強市中，共有22座城市人均GDP超過10萬元，深圳以20.35萬元排名第一。珠三角的廣州、佛山和東莞人均GDP均超過11萬元。與之相比，2019年哈爾濱戶籍人口人均GDP僅55175元，排名墊底。

從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蘇州均超過6萬元（其中廣州是分開公佈，城市爲65052元、農村爲28868元），佛山與東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過5萬元，顯示出較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動背後的新一線城市崛起

從過去10年的人口變遷版圖中，可以看到新一線城市的崛起。

一線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強大，廣州、深圳的人口漲幅分別排名29個城市中的第3、第4位，上海和北京分別排名第12、14位，這與京滬人口限制政策有關。除北京之外，上海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並以2500萬人左右作爲2040年常住人口調控標準。

2020年15座新一線城市包括成都、重慶、杭州、武漢、西安、天津、蘇州、南京、鄭州、長沙、東莞、瀋陽、青島、合肥、佛山，這15個城市均包括在29個經濟強市中。

從近10年的人口漲幅看，人口增幅最高的前10個經濟強市中，有7個爲新一線城市。除了排第1、2名的東莞和合肥之外，鄭州以37.64%的人口漲幅排名第5，佛山排名第6，成都、杭州、天津和長沙的人口漲幅也超過25%，排名第8-11位。

新一線城市的崛起背後，是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續上漲，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提升，吸納人才的引力不斷擡升，與一線城市的差距不斷縮小。

以近10年人口增量排名第二的東莞爲例，2000年，東莞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人均人民幣存款餘額分別爲13563元、4477元和10442元，這一數字在2010年上升到53959元、18106元和41179元。到了2019年，這三個數據分別上升到112507元、47505元和74628元。

目前，從人均GDP看，新一線城市蘇州、南京已經超過北上廣，杭州、武漢也排名前十位。

不可忽視的是，中西部新一線城市的崛起。在與東部城市的競爭中，這些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優勢不斷擴大，加速彌補與東部城市的發展差距。

以常住人口破千萬的鄭州爲例，位於人口大省河南，賦予鄭州很好的人口基礎。隨着富士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引入鄭州，又爲該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最新報道顯示，每年7月至12月，富士康進入用工高峰期，因爲需求量大，造成招工難度增加，甚至選擇與河南省內企業採取“共享用工模式”，爲當地穩就業起到很好的作用。

而且鄭州本來就是教育大市，在2018年，每10萬人口中有6136.28位高中生，遠超出全省平均3617.14位，也成爲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

未來，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隨着新基建、新技術和新產業的不斷髮展，多個新一線城市也在積極發展5G等高端產業，在部分城市之間差距逐漸縮小以及人口流動逐步放緩的背景下，新一輪城市人口競爭將更爲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