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視野下的銅鏡鑑賞
霍宏偉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爲漢唐考古、鏡鑑學。著有《鑑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古錢極品》，合著《洛陽兩漢彩畫》《洛陽錢幣發現與研究》《洛陽泉志》《中國錢幣大辭典·考古資料編》《吉金萃影》等。主編《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
1934年河南安陽侯家莊1005號商代墓平行線紋鏡 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安陽殷墟婦好墓銅鏡
太原金勝村春秋晚期趙卿墓蟠螭紋鏡線描圖（《太原晉國趙卿墓》）
長沙伍家嶺211號西漢墓鎏金“中國大寧”四神博局鏡及“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銘文局部（《長沙發掘報告》）
長沙伍家嶺211號西漢墓鎏金“中國大寧”四神博局鏡
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發掘現場（《獅子山楚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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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霍宏偉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報告廳 演講時間：二○二一年五月
銅鏡鑑賞研究的概念界定
今天，我們的講座主要圍繞考古學視野下的銅鏡展開。2021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一百週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有關鏡鑑學的田野發掘資料逐漸豐富，研究成果與日俱增。下面要說的兩大銅鏡展覽中，就展出了一些考古發掘品。
2020年11月24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鏡裡千秋：中國古代銅鏡文化”展覽開幕，展出館藏銅鏡及相關文物260多件（套）；2021年4月22日，由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主辦的“萬物畢照：中國古代銅鏡文化與藝術”展覽開幕，展出銅鏡400餘面。在兩大銅鏡展覽中，各展出銅鏡考古發掘品30多面。這些考古發掘品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今天講座重點關注的對象。
這裡我再談一下銅鏡鑑賞的概念界定。銅鏡鑑賞與研究，在我國有着悠久的傳統。宋代金石學盛行，那時候就有關於銅鏡的鑑賞及研究。
但是，當時人的研究，和我們現在從考古學角度對銅鏡進行探討，不是一種路徑。那麼，考古學視野下的銅鏡研究和金石學視野下的銅鏡探索，兩者有什麼區別呢？簡單來說，前者的研究，既要見樹木，又要見森林；而後者的研究則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更多的是就鏡子說鏡子。例如，金石學著作中有一類書是鏡譜，它們著錄了一些古代銅鏡資料，要麼是摹本，要麼是拓本，再記錄一下鏡銘，最多有一些簡單的說明。與其相比，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所謂考古學視野，是將鏡鑑作爲遺址或墓葬中的出土器物，進行較爲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不是孤立、片面、單純地僅對鏡鑑本身做研究，需要結合當時的社會生活背景，儘可能復原鏡鑑在古代人們生活場景中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由此達到“透物見人”的目的。
部分銅鏡考古發掘品鑑賞
這是1934年由考古學家樑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陽侯家莊主持發掘1005號商代墓中出土的銅鏡（圖1）。當這件器物發掘出來以後，樑先生指出這是銅鏡，但是學術界還有一種意見，認爲它只是“圓板具鈕銅器”，不能確定其爲銅鏡。學界通常有一種說法叫孤證不立。若只有一個例子，是無法證明它是銅鏡的。關於這件器物到底是什麼，後來也爭論了很久，直到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陽小屯殷墟婦好墓又發掘出4面銅鏡（圖2）。有了這4面銅鏡作爲旁證，兩者比對，大家這才相信，之前安陽侯家莊1005號商代墓中發現的那件銅器確實是鏡子。
商代銅鏡出土數量很少，安陽殷墟發掘已有90多年，到目前爲止，總共出土了6面銅鏡，除了婦好墓出土的4面，再加上侯家莊1005號商代墓中的一面，另有一座規模較小的商代墓裡也出過一面。
1988年，山西太原南郊金勝村西發掘出春秋晚期趙卿墓，出土一面蟠螭紋鏡（圖3）。這座墓出土的隨葬器物有3421件。其中，青銅器1402件，金器11件，玉石器297件，木器479件，骨角器551件。全國各地發掘戰國墓數量不少，出土文物相對較多，保存完整、等級較高的春秋大墓發現卻很少見，因此，這座墓葬顯得異常重要。該墓墓主人之所以能夠得到確認，是因爲出土的銅器中有一件銅戈，上面有“趙明之御戈”的銘文，考古學者經過考證，認爲這個趙明就是趙孟，即趙鞅（趙簡子），是春秋時期晉國握有實權的上大夫（事見《太原晉國趙卿墓》）。
我們再介紹一下鏡模。這是一件戰國早期蟠螭紋鏡的陶模（圖4），2003年出土于山西侯馬白店鑄銅遺址。從銅鏡製作工藝流程來說，鑄造銅鏡需要鏡模，工匠要用鏡模來翻範，再把熔化的銅液澆入範中，用範來鑄造銅鏡。爲了保證銅鏡成品的質量，就需要翻範的鏡模必須特別精細。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件鏡模，就會發現它的紋飾構圖層次分明，主紋與地紋細膩精緻，其繁複華美的程度超出我們的想象，能讓人真正體會到什麼是偉大的工匠精神。
出土這件鏡模的地方，位於山西省侯馬市白店村西北，是一處晉國鑄銅遺址，考古人員在當地僅發掘了200多平方米，卻清理出3000多件器物陶模和陶範，足見這個地方在當時的重要程度。它從春秋晚期一直延續到了戰國早期。有學者提出，白店鑄銅遺址應該是晉國官營手工業作坊遺址，屬於侯馬晉國鑄銅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事見《侯馬白店鑄銅遺址》）。
如果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再來看上述幾件器物，這個時候它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樣了，爲什麼呢？因爲在看似平淡無奇的銅鏡與陶鏡模背後，已經揭示出一些生動、有趣的故事，留存在您的記憶中了。
咱們再來看一面六山“鏡王”，這是2011年安徽六安白鷺洲566號戰國墓出土的六山鏡（圖5）。海內外發現的六山鏡大約10多面。這面六山鏡的直徑達到了27釐米，是目前所見最大的六山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按照出土這面銅鏡的墓葬考古簡報所說，該墓出土隨葬器物129件，推測墓主人的身份應該不低於大夫級，年代應是戰國中期或者中晚期。本來講六山鏡的故事也就到此爲止了，但是在隨後查閱相關論文的過程中，我找到了關於這座墓的最新研究成果。當初的考古簡報只是說墓主人的身份不低於大夫級，未談到性別。而根據《人類學學報》發表的論文來看，這位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墓主人的年齡在35到39歲之間。她的頭骨保存得非常好，甚至髮髻、髮簪都很完整。研究者認爲她是戰國時期楚國的貴族女性，並依據已經掌握的信息，對墓主人的容貌作出了復原圖。現在，我們就可以將這面“鏡王”與墓主人結合在一起了——這種感覺有點“穿越”的意味，可以想象一下，墓主人活着的時候，時常面對着這面直徑27釐米的銅鏡梳妝打扮，兩千多年前這面鏡子中映照出的這位貴族女性，又有着怎樣的一段傳奇呢，這可能更適合小說家去繼續延伸想象吧。
以上講的內容是先秦時期的銅鏡，接下來咱們講秦漢時期。秦代時間比較短，目前發掘出來的秦墓數量相對較少，出土的銅鏡就更少了。這一面是1975—1976年湖北雲夢睡虎地9號秦代墓出土的武士鬥獸鏡（圖6）。
這座墓是秦統一六國之後的墓葬，一共出土了60多件器物。其中，有一面武士鬥獸鏡。以往的觀點認爲，銅鏡背面刻畫的是兩位武士和兩隻豹子在搏鬥。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思考，我認爲還有另外一種解讀方式。這面鏡背圖像可以理解爲是一位武士和一隻豹子搏鬥的兩組畫面。第一組畫面是豹子向武士進攻，而第二組畫面則是豹子被武士打敗了。因爲兩組圖中的豹子尾巴方向是不同的，尾巴是豹子的弱處，在第二組圖中，豹子將尾巴暴露在與之對抗的武士面前，這一肢體語言說明它已經處於劣勢，馬上就要逃走了。鏡背上的兩組武士與動物形象，是採用連續的構圖方式、創作出的敘事性圖像，很像我們小時候讀的連環畫。該鏡不僅是目前考古發現中我國最早的人物鏡，而且也是最早具有敘事特點的銅鏡。
接下來我們進入漢代銅鏡的世界。這是一面漢代方花鳳鳥鏡（圖7），1995年出土于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徐州這個地方，在西漢時是楚王的封地。這種鏡子，有學者稱之爲方花鳳鳥鏡，也有學者稱爲四葉鳳鳥鏡，四葉之外各有一隻雙翅展開飛翔的鳥兒。
這面銅鏡來自西漢楚王陵。該陵墓總共出土了40多面銅鏡，主要發現於西一側室中，大多數爲蟠螭紋鏡。這座墓是怎麼發現的呢？1984年，在徐州東郊獅子山西側，發現了6個西漢早期兵馬俑坑，清理出四千多個小型兵馬俑。當時，徐州的考古學家王愷先生根據這個情況就開始猜想，既然有漢兵馬俑坑，那附近肯定有王陵。於是，他花費6年時間，跟多家單位合作，三次找墓，動用了十多種先進儀器，在獅子山上找了個遍，但是也沒找到這座王陵。運用先進技術，找不到墓怎麼辦？對於我們考古工作者來說，還有一種土辦法，那就是走訪調查，找獅子山村的村民聊天。結果在走訪過程中，就有一位村民提供了線索，他說當地有一位村民老張曾經在獅子山上挖過紅薯窖。王愷先生一聽，就覺得這事有希望了，因爲當地村民挖紅薯窖，需要從地面向下挖出個窖穴，用來儲藏紅薯，而獅子山是一座石頭山，如果是爲了幾個紅薯窖就開山鑿石，那個工程量太大了。村民老張能挖出紅薯窖，說明他在那裡挖的很可能是土，而不是石頭，那麼這些土爲什麼會出現在一座石頭山上呢？很可能它們是古代的人工施工產物。於是，他們就去找村民老張，找到老地方，嘗試一挖，果然挖出來的不是石頭而是土，這下可算找到有用的線索了，考古人員把這個地方的老房子買下來，繼續跟蹤追擊，最終發現了楚王陵的墓道。接下來就是申報發掘項目，辦理考古發掘前的各種手續。在發掘過程中，大家發現這個墓道難以清理，因爲裡面全是長方形的塞石，把墓道塞得嚴嚴實實的。考古隊員想盡辦法把墓道清理乾淨，楚王陵顯出了它的真身。雖然最後發現這個王陵已經在很久之前被盜了，但是仍有四間耳室未被盜掘，保存完好。這座墓出土了近2000件（套）文物，錢幣也有十幾萬枚（王愷：《叩開楚王陵》）。所以，我們在欣賞楚王陵的這面銅鏡時，也進一步瞭解了它的出土來歷，這面銅鏡給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它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了，各位朋友能夠在展廳親眼見到此鏡，是經歷了怎樣的曲折。
我再向大家介紹一面國博銅鏡展覽中的“明星展品”，這就是1951—1952年湖南長沙伍家嶺211號西漢墓出土的鎏金“中國大寧”四神博局鏡（圖8）。爲什麼它重要呢？主要基於以下三點原因：第一是紋飾構圖的特殊性，鏡背上的一些動物紋飾打破了內、外區的界限，外區的幾個瑞獸把頭伸到內區來了，這種設計思路大膽而又新穎；第二是鏡上銘文裡有“中國大寧，子孫益昌”字樣，現在與中國相關的文物都受到大家的關注，這是一種濃厚的中國情結的具體反映，而且這八個字的鏡銘毫無疑問也道出了古今中國人的共同心聲；第三是這面銅鏡的工藝技術較爲特殊，鏡背鎏金，屬於特種工藝鏡。由此看來，這面鎏金“中國大寧”四神博局鏡被選定爲“明星展品”，的確當之無愧。
還有一面銅鏡的紋飾題材較爲少見。1975年，湖北鄂城五里墩墓地4037號三國孫吳墓出土一面佛像對鳳鏡（圖9）。雖然它看着有點殘破，但是它的鏡背有值得注意的細節。如果觀衆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鏡鈕四面各有一尊佛像。其中三尊像的坐姿是一樣的，即佛教中所說的結跏趺坐，另有一尊像爲側坐，呈半跏思維狀。這是一面難得一見的佛教題材的三國銅鏡。
銅鏡研究中考古學方法的運用
這裡我重點討論一下“考古情景分析”。許永傑先生髮表過一篇論文《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情境分析》，文中談到“情境分析”這種研究方法，我國考古學界很早就已經開始運用這種方法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未能將它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後來英國考古學者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作“情境考古學”。
我也是在學習了情境分析方法相關內容之後，覺得如果要將這種方法應用於銅鏡研究領域的話，就是要把一面孤立的銅鏡發掘品，重新迴歸到原始的出土環境當中，再將銅鏡與墓主人進行有效的關聯，儘可能補齊各種信息，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數據鏈。到了這個程度，這項研究可能纔算結束。在這次講座的前期準備階段，我也逐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那就是一定要樹立文物考古研究的整體觀。
舉例來說，當我們看到之前提到的六山“鏡王”時，面對展品說明牌上簡單的考古信息，應該按圖索驥，尋找作爲第一手材料的考古發掘簡報，通過簡報再去找尋墓主人的相關信息，進而找到其容貌復原等最新研究成果。總之，就是以銅鏡作爲切入點，由鏡至墓，由墓到人，落腳點是當時人所創造的歷史文化，最終實現考古學家所說“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目標。
（本版所用鏡圖，凡未標註出處者均爲演講者在展廳現場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