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日寇威脅利誘鼓動「華北自治」

九一八事變前,日軍在北大營附近演習,以便在鐵路炸燬後立刻進攻駐軍營地。(取自中新網)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爲全黨建國唯一之大方針

中正日後曾自述:「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爲勝、轉危爲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祗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爲止,那時候是絕無對日抗戰的把握,一切誹謗只好暫時忍受,決不能漫無計劃的將國家犧牲,真正爲國家負責者斷不應該如此。」

十月危機安然度過

二十四年夏,川、滇、黔三省納入中央統治範圍,擴大了國民政府應付日本侵略的對抗空間,於是蔣中正

決定以四川爲抗日戰爭的基地,確定了對日抗戰的根本計劃。九月,日寇加緊對華北進行侵略,鼓動「華北自治」,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聲言要排除國民黨在華北的勢力,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等人更是往來於北平、天津、濟南、太原間,對華北軍政長官宋哲元商震韓復榘閻錫山等人威脅利誘,冀使彼等宣佈與國民政府脫離關係

面對華北空前險惡的情勢,行政院長汪精衛束手無策,不能不仰賴正在四川剿共的蔣中正主持大局。蔣中正於十月七日由成都北上,一面派軍政部次長熊斌前往北平,面晤宋哲元、商震,告知中樞抗日決心,令彼等堅持立場,不爲日寇所分化拉攏,一面赴太原與閻錫山懇談應付華北局勢之方針,至爲滿意。

十月十五日,蔣中正致電熊斌,請轉告宋、商:「只要華北各主官團結堅忍,則彼將無所用其技」,「中在中央一日,必對華北負其全責,決不使華北各同志獨任其難,然最後之處置決心,不可不堅定,則成竹在胸,即可主動在我,一切運用,皆可自如。」是後宋、商拒絕日方之「自治」要求,十月危機遂得安然度過。

值此國勢飄搖、大計待決之際,全國各界均對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抱有熱切的期待,國民黨黨內人士亦衷心希望這次大會能促成全黨真正之團結,以期擔負起雪恥禦侮的艱鉅任務。蔣中正以黨政實際負責人的身分,決定邀請北方及兩廣重要負責同志晉京共商大計。廣東方面,他以親筆函交由戴傳賢、馬超俊攜往邀請,粵方要員鄒魯、陳濟棠、林雲陔、蕭佛成等人均表同意,其中鄒魯原是堅決主張「倒蔣」的人,但他逐漸認清了蔣中正準備抗日的政策,思想爲之一變。

創黨內團結新紀元

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開幕,由國民政府主席、中央常務監察委員林森主持,出席中央執、監委員一○三人、國內及海外代表四○五人,與會人數創歷屆全國代表大會之最。尤其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與西南的鄒魯、林雲陔、黃旭初等曾對中央發生誤會或懷有異見者,悉數捐棄成見前來出席,實乃「民國十八年以來所未有之盛況」,開黨內團結之新紀元。

十一月十九日第四次會議通過的「接受蔣委員中正關於外交建議案」,是五全大會最具歷史意義的議案之一。當日,蔣中正以中央常務委員身分對大會提出對外關係報告,略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爲全黨建國唯一之大方針。」

陳述至此,蔣中正向大會提出臨時建議案:「大會如以上述方針爲是,請大會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方針之下,政府應有進退伸縮之全權,以應此非常時期外交之需要。政府誓必竭誠盡能,對全黨負完全責任,是否有當,敢請大會公決。」蔣中正沒有指明此一原則系針對日本,但無人懷疑此語系爲日本侵華而發。於是主席宣告:「大會如贊同蔣同志建議,請起立表示接受。」全場一致起立接受。

五全大會召開期間,日寇必欲達到華北五省自治的目的,乃繼續對宋哲元、商震、韓復榘進行拉攏、壓迫,限期於十一月三十日宣佈獨立。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北省灤榆區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操縱下,率先於通縣成立親日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宣佈脫離國民政府,宋哲元、韓復榘亦有動搖之象。於是中央決定將冀察軍政全權交付宋哲元,任其爲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併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負責主持冀察兩省及平津兩市之政務。

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擾攘半年之久的華北危局暫時告一段落。此會係爲應變而設,其具有特殊性質乃勢所難免,惟建制人事均操之於中央,該會亦對中央負責,於華北主權並無妨害,而日寇所欲策動之自治或獨立則成爲泡影。

此後,蔣中正鑑於國內外大勢之變化,決定將工作重心由剿共調整爲抗日,其自記年終感想曰:「今年中心工作是爲剿匪,可說已達到七分之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爲中心,而對匪僅着力於清剿可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