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週刊－他們改變香港 也必將改變中國
評論解讀中國內地新移民正成爲香港社會不容忽視的力量，本文指出，他們在建立一種新的話語權的同時，已逐漸成爲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改變着今日的香港，而在將來，也必將改變整個中國發展的軌跡。
在香港歷史上，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爐效應」，它不僅熔合了中國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讓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人都有機會在這個小島上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香港的體質，也意外地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香港上一次的大規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於政治的劇變，導致數百萬人從中國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從董建華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誠，這批移民在隨後的幾十年內改變了香港，讓這個英國人統治的小城市，一躍成爲全球矚目的「東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體所說的「香港之死」的悲觀預測，上升成爲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從而取代東京，成爲中國經濟融進全球化浪潮的橋頭堡。
一個新的話語權出現
正是這樣的經濟劇變，導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從中國的各地來到這個島嶼的新移民，和這個島嶼進行着奇特的互動，並且開創了一個難以預測的未來。
新一波的來港移民，不再是那些來自廣東鄉下的底層移民，而是可能身懷鉅款、與權力部門關係千絲萬縷，這樣的羣體在香港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國前往全球先進國家留學的精英，畢業後不少也來到這個島嶼城市，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資銀行業，說普通話的聲音，逐漸代替了過去這個行業被英語所壟斷的格局，代表了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到了最近這幾年，金融的監管機構和經濟遊戲規則的決策權，也不可逆轉地落在來自中國「海歸派」精英的手上。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英文系，後來去了美國念新聞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行政總裁，權傾一時，成爲香港金融界的高層領導人，也是第一位內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臺，年薪高達720萬港元。
事實上，香港已經成爲了中國「海歸派」的最愛。
知識新移民改變香港
在大學校園也是如此。香港大學的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請來內地資深媒體人錢鋼擔任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在中國內地曾任記者多年，他寫的《唐山大地震》，成爲香港中學教科書中的範文，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養出新一代的中國記者。
這些有內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風貌。香港長期以來被西方專業精英所壟斷的經濟權力版圖，開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國情懷的海歸派精英，以李小加爲代表；匯合了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以錢鋼爲代表，他們開始在這個城市展示他們的權力肌肉，從商業到學術界，都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新移民的足跡。
這些知識新移民，瞭解國際的遊戲規則，也瞭解中國的國情，因而可以成爲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橋樑。這座橋樑也通往新的財富之路。香港這幾年成爲了中國企業上市集資的重要戰略重地，不少海歸派就在其間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到了最近這幾年，還出現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國一些「先富起來」的上層階層，也喜歡換個身分。他們不僅來香港定居，生孩子，還喜歡炒樓。
也就是說，在30年間，內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權力板塊的移動。他們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時代的變化，展現了中國從鎖國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不容忽視的是這十幾年間，中國新一代的大學生，在香港校園造成的衝擊。這些每年數以萬計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歐美國家留學，然後再重返香港，他們肯定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命運軌跡會帶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響。
比如纔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畢業的賈選凝，是典型的中國80後，她的大學本科是在北京唸的。在香港拿到碩士後，在《文匯報》出任副刊記者，但也在香港電臺參與節目廣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報》寫一個有關城市感情的專欄《心經》，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眼球。
未來中國的改革之源
正在香港大學唸經濟的90後同學素珊說，她來到香港後，發現了一些過去根本看不到的書和電影，這也因此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規畫，她決定在香港考研究生，爭取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
這些20來歲的中國新一代，都會不斷進行香港和內地的比較，並對內地的制度創新作出思考。擁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他們，每天都在比較兩地的差異，爲什麼在法治、言論自由與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內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出入兩個系統，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有點滴在心頭的反思。
這些反思到最後也許會成爲中國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爲什麼中國內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實法治，那麼中國內地就理應對推動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有帶來什麼禍害，中國內地就更應有信心將那些重重的限制減少、消除。當兩地的這些對比不斷出現時，它也會化爲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進千萬的人心中。
法治民主自由的載體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也強化了香港對北京的認同感和主體意識。他們在中國成長的經驗，對國家的認同，都有一種感染力量，使中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地位上升。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專業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超越了香港某些媒體所說的「洗腦」，而是在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展現了對中國命運的承擔。愛國不是被動地「唱好」，而是要主動尋找變革的新路徑。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臺上，新移民揮別原來的「路徑依賴」，尋找超越過去既成體制的理念與實踐，在國際化的香港，發現中國改革的最新靈感。
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會洋溢着全新的動力。有些充滿抱負的新移民甚至考慮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參選，香港作爲中國的民主先聲，也有了內地元素摻雜其間。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將成爲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他們改變了香港，也會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歷史的意外，但也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在香港與內地人民交換生命碎片的過程中，也必將淬鍊一個新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