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好的老師，花100萬美元對抗內卷
3年前，安德里亞·扎菲拉科（Andria Zafirakou）在迪拜的頒獎典禮上振臂高呼。
據說現在全世界約有1億名教師，但在2018年，扎菲拉科打敗了3萬名候選者拿到第一名，她的名頭是“全球年度教師”。這有點類似於教育行業的諾貝爾獎。
扎菲拉科在頒獎典禮上始終保持着標誌性的笑容，這個在社區學校裡教美術的希臘後裔，即便和那些迪拜的王公貴族同臺，氣場也絲毫不輸。
唯一讓她有點措手不及的是一張100萬美元的支票。
她知道自己一定會贏得獎盃之類的東西，但這麼一大筆錢該怎麼處理，她還得好好想想。
1
唐寧街10號是英國首相的官邸所在地，特蕾莎·梅已經沏好了茶在那兒等她。教育部長尼克·吉布和一屋子的教育界顯貴也在等她，這讓扎菲拉科感到有些尷尬。
吉布在這裡是打算再給扎菲拉科頒一個獎，獎勵是一份新工作：政府希望扎菲拉科能作爲推廣大使，吸納更多的人才進入教師行業。
大概是常年和孩子待在一起，扎菲拉科只要醒着，臉上就會掛着微笑，可是當吉布把這份工作的宣傳計劃遞到她手上的時候，她的笑容罕見的消失了。
“我考慮考慮吧。”
這似乎不是部長期待的那個答案——在部長旁邊，已經有人端起了相機準備拍照。
“有什麼好猶豫的呢？”
這個問題一出，整個房間頓時安靜了下來。
扎菲拉科板着臉開始解釋：“我認爲本屆政府在對藝術課程的支持上做得不夠”，她緊盯着吉布說，“例如你現在引入了EBacc（一種要求學校專注於核心科目的比較狹隘的考試標準），英國時裝界有着世界上最優秀的設計師，但你現在這種做法就扼殺了美術課，這是我的課程。”
“按照你們的思路去教育孩子，未來的設計師從何而來？”
扎菲拉科的情緒漸漸有些激動，吉布準備迴應這個質疑，但扎菲拉科沒打算聽，還是自顧自的繼續說了下去：
“我教的這些孩子，基本上英語都是第二語言，對他們來說，除了數學，藝術是爲數不多能給他們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的學科。爲什麼政府完全看不到這一點？”
部長的臉色有些掛不住了，他開始試圖用一些數據和術語重塑自己的權威。
可是扎菲拉科完全不吃這套，“教育的目的不是讓學校達到什麼績效上的目標，教育是爲了孩子，當然也爲了老師。”
就在這句話出口的那一剎那，扎菲拉科突然知道那100萬美元怎麼用了：
“如果政府不打算做些什麼來幫助這些孩子，那我來做。”
2
扎菲拉科最終沒有成爲百萬富翁。
扎菲拉科用這筆獎金建立了一個慈善機構，這個機構用於在她的學校推廣一種“駐校藝術家模式”。
扎菲拉科會請藝術家走進學校現身說法，這些人包括畫家、音樂家、舞蹈家、演員、電影製作人等等。
這個模式不僅要爲學生提供靈感和一些實用的建議，更關鍵的，它要爲學生展現一些活生生的例子：那種將藝術創作逐漸轉化爲收入來源，從而走上職業道路的例子。
因爲要持續邀請藝術家駐校，扎菲拉科真的將她的100萬美元花光了，這讓許多人感到很詫異：你哪怕好歹換一輛新車，或者與丈夫和兩個女兒出去度假一趟呢？
“這種想法在我腦子裡一秒鐘都不會出現。我就是在這所學校長大的，如果我去花掉這筆錢，這會讓我感覺不舒服。連我媽都對我說：你根本不可能留着那筆錢的，對吧？”
“如果我真是中了什麼國家彩票，那也就罷了，但這筆錢？我之所以能成爲今天的我，都是因爲周圍的同事和那些我教過的孩子們。”
扎菲拉科把2018年的那座獎盃就放在房間一角的架子上，然而當你走進她的屋子，獎盃一點都不顯眼，因爲那塊牆壁足夠吸引任何人的目光——那裡掛滿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繪畫和藝術作品。
和一般學校的宣傳欄不同，那些作品全部是她買下來的。
“我記得自己考教育資格證的時候，有兩個人買了我的一些作品，我的化學老師和英語老師。我不敢相信他們會買我做的東西，但他們真的買了，當時他們給了我30英鎊。”
“所以這麼多年來，當我的學生舉辦展覽的時候，我都會問：這個東西你想賣多少錢？然後我就會買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東西。”
扎菲拉科望着這些天真卻充滿想象力的創作，微笑又回到了臉上：只要呆在這裡，就彷彿又被孩子們圍繞着，至於牆上那些，你隨手點一個，她都能講出背後的故事。
3
扎菲拉科在她的新書《Those Who Can, Teach》裡分享過許多孩子的故事。
“如果我們學校早上六點開門，那孩子們早上五點就會在校門外等着，我的學生們就是這麼了不起。無論他們在家裡遇到了什麼困難，學校永遠是他們的家。”
每天早上，扎菲拉科都會站在校門口迎接每一個孩子，爲了和他們一一打招呼，她學會了35種語言的“你好”和“再見”，其中包括古吉拉特語、海地語、泰米爾語、索馬里語、烏爾都語這些一般人聞所未聞的語種。
她的很多學生都是剛剛逃離戰爭來到英國，一家人住在狹窄的單間裡，吃穿都成問題，孩子的父母只會說幾句簡單的英語。
扎菲拉科發現很多學生因爲英文說不利索而有點自卑，“沒關係，我來學你們的語言”。
作爲希臘移民的女兒，扎菲拉科這麼做完全沒有任何負擔：“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我深深的體會過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
放學之後，扎菲拉科還會親自送學生們上巴士，因爲當地的黑幫會等在學校附近招募成員。
只要看到可疑的人，扎菲拉科就會用對講機聯繫附近的警察，讓警察來替孩子們解圍。爲了加強學生們的自我保護能力，她還指導孩子們上拳擊課。
然而有一些孩子的情況，註定是更棘手的，比如阿爾瓦羅。
阿爾瓦羅在學校生活的頭幾個星期幾乎一句話都不說，大部分時候他只是呆呆的望着某個地方，然後剩下的還是無盡的沉默。
扎菲拉科給了他鉛筆和紙，那是一張A3紙，結果阿爾瓦羅在紙的中心畫了一個小罐子，大概只有郵票的大小。這個小罐子，就是阿爾瓦羅對這個世界的全部感知。
阿爾瓦羅最後進了藝術A-level班，因爲扎菲拉科讓他意識到自己可以畫一些更大的東西，而在這件事上，他甚至可以做得比其他人更好。
還有一個叫勒羅伊的孩子，他的單身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去醫院做護工，勒羅伊上課的時候通常都是在睡覺，每個學期都穿同一件外套。
等到下午有體育課，扎菲拉科會讓他脫下外套，然後幫他洗衣服，迅速烘乾後放回衣架，這樣其他孩子也不會覺察到異樣。
對扎菲拉科來說，需要特別照料的孩子實在太多了：
比如有的孩子必須在浴室或者樓梯上寫作業，因爲這樣才能不被打擾；
比如有的孩子做作業只能用家裡的廁紙，又或者乾脆用麥當勞的紙袋；
比如有的孩子因爲家裡跟鄰居共用廚房，爲了能在規定時間做飯，他只能早早從學校趕回家；
比如有個阿富汗女孩主動請求庇護，因爲她的父親曾威脅要割掉她的生殖器。
……
4
不過扎菲拉科也時常提醒聽衆，並非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事實上，那些被迫從學校離開，又回到混亂中的孩子們，一直困擾着我。你總能從孩子身上學到東西，有些教訓會始終伴隨着你。”
扎菲拉科講過一個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曾經有個七年級的男孩子，在學校被發現有偷竊癖，這孩子除了偷竊還經常打架，老師們只能給他關禁閉。那孩子後來離開了學校，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
直到幾個月前，扎菲拉科在公交車站等車，一輛轎車在她旁邊嘎的一聲停了。一個大塊頭突然從車裡跳出來，快步朝着扎菲拉科而來。
“天哪，這是什麼人？”扎菲拉科下意識戴上了口罩，可是大塊頭竟走到跟前一把將她抱了起來。
“小姐，你還記得我嗎？我真的很爲你驕傲。”是的，就是當年那個男孩。
這個男孩在和當年的老師寒暄了幾句之後又揚長而去，仍然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有人在聽過這個故事之後向扎菲拉科發難：教師一定要成爲社會工作者嗎？
扎菲拉科回答：“也許並不是每個國家都如此，但如果是在我們那種學校，這件事是必然的。學校的全部意義，在我看來，是讓每個學生像一個正常的孩子一樣，度過每一天。”
在扎菲拉科看來，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教育界的人把這件事稱作“教學”，那她寧可直接管這個叫“愛”。
扎菲拉科的父親是一位希臘東正教牧師，每次禮拜結束後走出教堂，父親都會把各種食物分給在外面等候的人們。
所以不如說扎菲拉科是有這種DNA的，事實上，她的姐姐瑪利亞也是一名教師，姐妹倆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如何幫泰迪熊包紮，她們看上去就像是天生的護士。
然而父母最開始想讓扎菲拉科學歷史，而不是藝術。幸好一位懂些藝術欣賞的表親改變了她父母的想法。
現在，扎菲拉科本人扮演的，就是當年那位表親的角色，每當她與學生家長進行相似的對話，她總是隨時帶着統計數據。
“孩子們想從事藝術行業，可是父親們會堅持讓孩子去做會計。我會告訴家長，據研究表明，對創造性學科充滿激情的孩子，完全可以成爲更出色的科學家，或者至少，會成爲更快樂的成年人。”
這也是扎菲拉科和教育部長針鋒相對的原因：“我認爲政府所做的是一種人爲的隔離，如果你看任何科學領域，就會發現創造性思維總是能起到關鍵作用，那我們爲什麼還要把學生們關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
扎菲拉科在她的書裡將矛頭指向一些盛行的政治觀念，比如學校應該以結果爲中心，應該重視紀律性。
“也許這適合某些學校，但在我的學校裡，‘寂靜走廊’模式的教育永遠不可能成爲答案。孩子們需要空間去創造，他們需要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
爲此她建立了課外和週末俱樂部的活動名單，對任何公立學校而言，這種俱樂部的模式都是一種強有力的挑戰。
“每一任教育部長都來過，如果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就不會說‘因爲我對藝術一竅不通，所以藝術沒用’這種話。”
自1900年以來，總計有49名政府官員控制着英國的學校系統，而這其中只有4個人以前真正在學校裡教過書。
“對我們教師而言，坐在唐寧街10號的那些人就像上帝一樣。”
扎菲拉科這話可是明擺着的諷刺，她是想說，那些教育官員的行爲在一線教育工作者看來是如此的難以理解，那些人就像從奧林匹斯山上向下凝視，對着那些瀝青操場肆無忌憚的發射閃電一樣。
5
“教自己的孩子就是很難的，他們從來不會聽你的。”扎菲拉科總是半開玩笑的說。
和其他人一樣，扎菲拉科也在試着接受新的挑戰，他一邊要在線上授課，一邊要照顧兩個女兒，一個10歲一個12歲。有時屏幕裡的孩子們望着她會大笑起來，因爲在她身後，女兒正在上街舞課。
教育界有一種說法叫“老師的詛咒”，是說老師們自己的孩子，不得不面臨其他孩子和自己分享母親的困境。
扎菲拉科對此倒不以爲意：“我的家人都住在學校附近，如果不是因爲他們，我永遠也做不到現在的一切，我的孩子們很支持我的工作，當然，她們很喜歡媽媽出現在google上的感覺。”
學校被迫關閉的那段時間，扎菲拉科因爲在線上授課竟然感冒了，當然她沒有染上新冠。
“我懷念在學校裡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感覺，我總是需要從他們的笑聲中汲取能量，那種食堂裡的香氣飄進教室，和油漆味混合在一起的感覺，真的讓人興奮。”
“僅僅是看到他們回到操場上，那種感覺就足夠美好了，當然我知道在有的人看來，那是一種噪音。”
扎菲拉科說的也是事實，她身邊有一茬一茬的老師選擇了放棄。有一項數據表明，英國近10年在教育行業裡，有15.3%的人只幹了一年就轉行了。
然而令扎菲拉科痛心的，從來不是同行的離開，而是孩子們的離開。
比如有個女孩在16歲那年出嫁了，扎菲拉科失去了一個好學生。些許寬慰的大概是，出嫁之後這孩子還會偶爾來學校請扎菲拉科幫點小忙。
現在，學校已經重新開學有一段日子了，扎菲拉科望着操場上的孩子若有所思。
如果一切順利，她還想寫本新書，或者沒準有哪個導演看上了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