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的“當代史書寫”，構築集體記憶
縱觀當下的電視劇熒屏，我們可以看到，電視劇創作正持續在“當代史書寫”的領域發力。
曾經一度，以當代中國爲題材的電視劇類型並不討巧。一種觀點認爲有些當代劇肩負着主旋律使命，就意味着政府買單，缺少市場競爭的壓力，因此脫離觀衆需求；另一種觀點認爲，電視劇觀衆尋求娛樂刺激，不樂意直面現實，這就是古裝、玄幻、諜戰會大行其道的原因。但是這些觀點放到如今，顯然已不適用。眼下，當代題材已然成爲國產電視劇的主力軍，“脫貧攻堅”“抗疫”“改革開放”“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些名詞已化爲鮮活的影像故事，共同鑄造觀衆的集體記憶。在相關的電視劇作品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以前所未有的“當代史書寫”的方式深入人心。
一
涉及當代史的影像書寫，其實最難把握的是和當下最爲切近的歷史事件。2020年，武漢取得抗疫攻堅戰勝利後不久，時代報告劇《在一起》播出，劇組的編、導、演成員想必能感受到所演繹的歷史事件近在咫尺的巨大震撼力。電視劇比之電影，更具有“實錄性”優勢，但和新聞紀實類節目相比，又包含相當比重的“虛構”情節。觀衆對於時事性強的電視劇集，往往有着更爲苛刻的指標，正所謂“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大衆的情感記憶不容輕慢，亦不容誇大。
《在一起》的完成度相當不錯，劇中的故事情節均和真實事件有所對應，劇中的角色形象均取自抗疫英雄原型，例如張嘉益飾演的張院長（原型爲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雷佳音飾演的快遞員辜勇（原型爲武漢快遞志願者汪勇）。該片對人物的形象塑造注重細節真實，對於角色的情感表達則相當隱忍剋制。運鏡與剪輯亦相當純熟，既保證了歷史重現所需的信息量，又充分體現了張弛有度的節奏把控——悲愴與不安情緒交織的病患家屬、英勇但也會流露脆弱的醫務人員、由小我思及大我的志願者……角色轉場及情緒的收放可謂不着痕跡。最值得稱道的一場戲是，快遞員辜勇第一次走入醫院，目睹疫情暴發初期的醫院內景，出門，再度折返，送給病人一副口罩，自此決定放下恐懼，加入志願服務的工作。沒有過多的情感鋪陳或深情旁白，純粹是“情”與“境”的一拍即合。事實上，這正是當代史影像書寫能夠做到不落窠臼的妙門所在。無疑，《在一起》作爲時代報告劇，其短、平、快的創作體量、風格、節奏，相當適宜於表現時事性較強的題材。
當電視劇展現有一定歷史沉澱的當代史題材時，則需要更大的劇作體量、周密的劇集安排。例如，《大江大河》三部曲試圖完整展現中國改革開放歷程，這樣宏大的敘事絕非急就章可以承載。中國的電視劇製播體系不同於歐美國家按季播出，在長達數年時間內持續地吸引觀衆，並利用每季之間的創作期，將當下性的社會議題穿插於新劇情之中。中國電視劇通常是先制後播，播的時候多集一氣呵成，劇情架構較爲嚴整，但缺乏與現實語境的實時互動。
《大江大河》是一個例外，這部電視劇嘗試了分段製播的方式。電視劇基本沿用小說原著的敘事框架，以三條人物線索分別對應改革開放中國有、集體、私營三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之路。平心而論，《大江大河》的分段製播並不意味着能夠放開手腳，採取“與時俱進”的劇作改編；相反，分段製播的風險反倒加諸其身。由於疫情影響，《大江大河2》的拍攝一度停工，與第一部相隔兩年之久，很有可能被觀衆遺忘。但由於劇集製作精湛，老觀衆未丟失，新觀衆又跟上，口碑一路高漲。不同年齡段的觀衆似乎都可以在這部電視劇中找到情感共鳴點：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所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仿若彈指一揮間，老一輩人重溫荏苒時光；中青年則從累不死的宋運輝、賠不完笑臉的楊巡、三頭倔牛拉不回的雷東寶身上，體味着時代“弄潮兒”兼“打工人”的艱辛和榮耀。劇作呈現出現實的粗糲底色，主要角色部分虛構、部分和真實歷史人物隱隱相合，卻不顯拼接痕跡，這有賴於合情合理的情節編織爲人物的情感邏輯提供必要支撐。而劇中穿插的政治、經濟生活相關背景細節皆有據可考，撩撥了觀衆的滿滿一波回憶殺。不得不承認，除了劇作實力使然，這當中還需要些許時運的因素。所謂時運，就是每一部作品播出之際，能讓現實情境中的觀衆獲得鏡鑑之可能，激發出共情之喟嘆。
“我格外珍惜這個時代。所有的變化，都可能伴隨着痛苦和彎路；開放的道路，也不會是闊野坦途，但大江大河奔涌向前的趨勢，不是任何險灘暗礁能夠阻擋的。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面對艱難險阻，我願意爲之奮鬥！”《大江大河2》劇中人物宋運輝的獨白，道出的正是這個時代的聲音。
二
近年來，脫貧攻堅題材劇的接連推出，是電視劇創作當代史書寫一個濃墨重彩的主題，值得關注與探究。
《花繁葉茂》《綠水青山帶笑顏》《我的金山銀山》《石頭開花》《一個都不能少》《經山歷海》……一系列優秀脫貧攻堅題材劇亮相熒屏，是對脫貧攻堅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的藝術刻畫，也成就了電視劇創作當代史書寫的一個亮點，並將隨着時間的推移成爲留存於觀衆心目中的共同記憶。
例如，2021年初上映的電視劇《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嬌》，刻畫了年輕基層幹部在偏遠山村脫貧攻堅、精準扶貧的故事。爲了體現劇作源於生活、忠於現實，《江山如此多嬌》在每集片尾呈現真實扶貧人物及其扶貧成果的微紀錄片；《山海情》則以陝西、閩南方言出演，借語言的碰撞，體現幅員遼闊的中國所擁有的多元包容性。一衆當紅演員的精彩表演可稱得上“腳底沾泥自芳華”，顛覆了他們以往時尚、俊美的偶像形象，帶給觀衆耳目一新的感受。扶貧題材劇作沒有拍成宣講和說教的樣式，打動觀衆的竟然是“蘑菇種出來了”“莊稼灌上水了”這樣的樸素農家日常。觀衆被影像故事激起的“小確幸”不斷累積，電視劇文本和現實語境美妙共振，將這一主題的講述變得那麼親切又深入人心，併成爲一種獨特的影像記憶。正如評論所言：“《山海情》這部作品之所以引來衆多好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立足於脫貧攻堅的生動實踐，從一個獨特側面映照出宏觀的時代圖景，彰顯了具有豐富意蘊的時代精神。‘山海情’的故事，是脫貧攻堅這一偉大歷史實踐的縮影，也是新時代中國故事和中國精神的縮影。”
假如要給《山海情》挑缺點的話，那就是篇幅稍顯不足，中間關乎人物成長的段落似有刪減。電視劇藝術除了“實錄性”這一特長外，還有一項特長就是創作體量充沛——容許觀衆細細體味劇中角色漸進式的成長。顯然，《山海情》讓人意猶未盡之處在於，這種“歷時性”體驗不足。如未來有更充裕的資金、創作時間支持，此類當代史影像書寫值得擁有更長的篇幅和更爲豐富的歷史細節。
中國當代史的影像書寫究竟能迸發出多持久的力量，當下不好評判，但向好的趨勢頗爲明顯。例如，除主流電視劇製片企業外，網絡平臺電視劇也在加入當代史書寫的行列。今年2月上檔的網絡劇《約定》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爲主題，以社區民警串聯起社會民生百態，從小處着眼大時代變遷；網絡首播的《刑警之海外行動》，則對應中國於2015年啓動的“天網”行動，觀衆從劇情、人物的設置中能夠體察該劇對於歷史真實的追求；甚至連國外文創IP的本土化改編劇中，都能窺見當代史的草蛇灰線——根據日本漫畫《棋魂》改編的國產網絡劇《棋魂》（2020年），播出後令年輕觀衆讚賞不已，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棋魂》的本土化移植建立在對中國當代史背景的重視之上，第一集開場正好對應1997年香港迴歸的時代背景，電視劇通過場景、道具、服裝、臺詞，將時代變遷一一植入，這一歷史階段恰好也對應了中國當代圍棋事業的崛起之路，令觀衆渾然不覺這原本是一個日本故事。全劇雖然充滿玄幻色彩，但時代精神賦予劇作的真實感撲面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視劇進軍海外之路已持續多年，原先國外觀衆追捧的中國電視劇多爲古裝或玄幻劇，但隨着近期《三十而已》在韓國等國的熱播，海外觀衆的興趣點開始轉向當代中國故事。《三十而已》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當代史書寫，但毋庸置疑，其中傳達的信號是：海外觀衆對崛起之當代中國充滿好奇。從需求側出發，當代中國故事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走向國際。中國電視劇着力於當代史影像書寫，對於中國文化軟實力輸出可謂意義深遠。
三
有一句西諺：“在薯條誕生前，土豆已存在了千萬年。”人們視電視劇爲快餐文化，如同薯條，擁有即時的香酥口感，但卻無法歷久彌新，換而言之——無法擁有土豆一般的歷史底蘊。對於書寫當代史的電視劇而言，所謂“土豆”其實就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材料。歷史學家需要蒐集史料，故紙、卷宗是可靠的來源，但有誰會要求電視劇具備“文獻價值”呢？這就好像無人要求薯條必須百分百提供土豆的營養價值。其實，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對電視劇藝術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涉及當代史的電視劇文本已有能力把電視劇這樣的“虛構文學”做成可靠的史料文獻。歐美電視劇中被奉爲經典的《火線》《黑道家族》《廣告狂人》等長篇劇集，均是立足於當代特定歷史節點，選取典型人物和情境，動用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新聞工作者的集體智慧，細加雕琢，精準還原。其藝術成就位列敘事藝術殿堂中，毫不遜色。
有關敘事文學的文獻價值，並非當代新鮮的說法，而是古已有之。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述：在希臘波斯戰爭中，米利都城在戰爭中被毀，時隔兩年後，悲劇詩人普律尼科司寫了一部題名爲《米利都的陷落》的劇本，上演時全體觀衆悲聲一片，令新上任的統治者心悸不已。這部最古老的文獻劇的問世，似乎印證了一點：那些更接近史實的故事更能激發觀衆的共情，觸發難能可貴的集體記憶。當我們想要確保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不會被後人遺忘時，可以將其寫入歷史卷宗，但一種更能激發共情的做法則是將其編寫爲故事。電視劇作爲當代最通俗和普及的大衆敘事藝術，具有和長篇文學作品相類似的藝術體量，也能容納相當可觀的藝術細節，提供歷史卷宗無法還原的平民個人史，以影像手段再現鮮活生動的歷史場景和人類生活、行動細節。具有“文獻價值”的優質劇作，值得影視界和歷史學家的共同尊重，人們無法將其視爲薯條快餐。例如，將《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走向共和》《覺醒年代》等劇連綴在一起來看，就是中國近代歷史教科書的絕佳視聽補充資料。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國產電視劇，能有意識地運用有說服力的史學觀進行創作，在堅實可靠的歷史邏輯引領下，把握歷史脈絡，有意識地接續和傳承中國精神，應對集體記憶的建構有所裨益。
關於當代題材影視作品在主旋律影視創作中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此無須贅述；而關於其創作難度，則不可不提。看似遍地都是素材可隨手採擷，但創作過程絕非簡單的閉門造車：一方面是事無鉅細的田野考察——考察不僅是下生活、蹲點採訪，還包括觀察、分析相關歷史事件所涉及的政治、經濟、社會各項要素，方能不脫離相關史實和歷史邏輯；另一方面是要體察民心輿情，善於把握時代脈絡，在此基礎上塑造可親、可信的角色，因爲電視劇中的人物會在一個較長的播出週期內，伴隨觀衆共同成長，因此角色須擁有足夠的成長潛力，既有鮮明個性又含人類共性，方能引發觀衆共鳴，令其信服。
當然，歷史學家未必完全認可一部電視劇的“文獻價值”，仔細挑揀也必然毛病不少：或嫌其不夠嚴謹，與史實多有出入，甚至不少角色均爲虛構、張冠李戴……但是，對於無暇閱讀史書的普通觀衆而言，這種立足歷史、觀照歷史的電視劇是他們“以史爲鑑”、獲取精神養料的一個渠道，並能促使觀衆在觀劇後，進一步對照歷史著作、比照現實問題，深度瞭解和思考歷史之於個體生活的重要影響。
歷史不斷在重溫和傳誦中被銘記，當代史距離人們生活的年代較近，因此對於當代史的故事化呈現，還可以得到親歷者的反思和校正，並反向作用於現實語境。商業電視劇可以選擇短期的話題性，爲觀衆提供即時享受，但嚴肅的電視劇創作可以將歷史照入現實，追求其更爲恆久的文獻價值。當我們以更爲長遠的目光看待電視劇藝術時，不可否認其作爲當代社會文化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文化思考與教育意義的價值，在觀劇、研討、反思過程中，這種積極的互動也終將構建屬於我們的不可替代的“想象的共同體”。
（周倩雯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