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看大陸－從獨立紀錄片看庶民歷史（上）
初次與中國大陸獨立紀錄片相遇，印象中是在國家電影中心的小小放映廳裡，沒幾個人選了這個場次，但我可能也因此暗自慶幸，可以擁有舒適而不擁擠的座位，好好沉浸這部長達五個小時的紀錄片──《上訪》。
如今已經想不起來爲什麼當初會選這部來看，《上訪》拍攝時間長達12年，爲訴求來到北京請願的上訪者，卻在時間一點一滴消磨，把苦悶與無止盡的等待，耗成了沒有希望的漫漫長路，與原來家鄉里的親人、朋友因爲逐漸斷了聯繫，要退也不知可以退到哪裡去。
然而我可能更加沒有想過的是，兩年後我有機會訪問到這部片的導演趙亮，他後來以令人驚豔的視覺藝術技巧完成了《悲兮魔獸》，藉着但丁的《神曲》結構重啓另一種觀看可能，不再是跟拍着因環境受難的對象，或僅僅讓被攝者的口述自己的生命，同時支撐着整體故事走向。
在《悲兮魔獸》，內蒙古煤礦場的黑色霧霾純粹地呈現，使我看見紀錄片在美學上有一種新的向度，有別於獵奇、消費苦難與賺人熱淚的情感共鳴方式，趙亮的作品反而較能夠讓人冷靜下來，直視並思索那些疲憊不堪的身體，如何與地獄般的大地鑲嵌在一起，難怪他在過去受訪時曾如此答道：「眼淚最不值錢。我喜歡當代藝術的原因，是因爲它冷酷，而且不會讓你太接近被攝對象。」
兩年後的臺灣，對當代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有了較多反思空間。這時，獨立導演的批判性觀點也愈來愈受到關注，如剛拿下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華語紀錄片首獎的張贊波，他的作品《大路朝天》揭露如今光鮮亮麗的高速中國大陸，享受便利交通的幕後工地紀事。與其同名出版的書籍，更放進了張贊波在蹲點期間與工人相處、自我反思的心路歷程。
再現社會底層面貌
中國大陸的獨立紀錄片雖然邊緣，但影像的再現，經常挑戰了官方政治的敏感神經，或是再現了中國大陸社會超現實、荒誕的一面。透過獨立紀錄片，我們有機會認識到中國大陸多層次而複雜的經驗，深入鉅變下的小人物生活——並還原每個經歷、社會地位各不相同的個體，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價值觀，以及他們理解世界的視角。 而我認爲，中國大陸獨立紀錄片還可以是一種抵抗、叛逆的語言，彌補臺灣與香港兩地對於中國大陸被缺失的歷史與敘述的想像。
我在偶然際遇下，應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邀請，與一羣採訪陸生的編輯團隊合寫系列的報導或影評文章。黑壓壓的放映廳順理成章地被轉換成沒有固定座位的電腦前，現在回想起來，能夠在影展前搶先看到片子的福利，那種興奮似乎也沒維持太久，畢竟只是看片，與把看片當成工作的一部分還是有差別的。
我的電腦旁邊逐漸習慣躺着一本隨身記事本，與我飛速的腦袋同步運轉着思考──導演怎麼呈現主題的？片中的結構爲何如此安排？哪些場景的細節有吸引到我？拍攝對象身上有什麼特點值得注意？這部片能夠切合到中國大陸當代社會的什麼重要議題？
如果說看劇情片編織的另一種世界，是與人類夢境相互交疊、對話的過程，那麼紀錄片鏡頭下的現實，帶給觀衆的就像是開一扇窗子就能望到的景象，這種易達性，把龐雜且晦澀的歷史敘述經由人物的生命力重新轉化，轉化成一連串將持續問下去的問題：來自哪裡、爲何在這裡、往哪裡去？劇情片的故事確實也會問，卻是有距離地去感知。
然而紀錄片指向的未知，企盼不一定換來奇蹟的發生，卻可能同樣回拋給觀衆一擊對社會現況、對個人記憶的質問。吳文光自2010年發起的「民間記憶計劃」，聚焦集體回溯歷史記憶的創作，有些諷刺的是，在外國受到的關注、影響力程度遠比中國大陸境內來得大。
小平，俺記不起了
在《吃飽的村子》展現紀錄片與社會行動交會的能量，導演鄒雪平將她記錄鄒家村回憶饑荒史的經歷──《飢餓的村子》，放給當時受訪的老人們看，彷彿重演一段「紀錄片中的紀錄片」。我第一次看鄒雪平的作品也是《吃飽的村子》，鄒雪平重複地、不厭其煩地挨家挨戶拜訪老人，邀請他們排出時間到她家看片，起初不意外地因爲吃力的訪談節奏感到沈悶，好不容易看到老人緩慢地拖着步伐，坐定準備看片時，才漸漸明白其用意。
鏡頭自一羣老人專注看片的神情，拉近到一位眼眶泛紅，舉起手拭淚的老人，安安靜靜地啜泣着，在這樣簡陋的放映空間裡看見被拍攝的自己，看見當時不只物質匱乏，更在精神上捱餓的自己。「那時……很苦啊……」、「小平，俺記不起來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