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菜市場：互聯網巨頭不講武德吞噬一切？
（原標題：【特寫】消失的菜市場：互聯網巨頭不講武德吞噬一切？）
“美團他們搞死我了！”
臨近中午，在廣州體育東路菜市場，一個菜檔老闆娘正根據顧客下單將菜打包，等待送貨小哥上門。她口中抱怨的“美團他們”，指的是美團買菜等各類生鮮電商們和最近火爆起來的社區團購們。
疫情催化之下，今年以來社區團購模式變得非常火爆。通過招募社區“團長”，熟人拉新人以確保引流，並採用先拼團後採購、送貨的預售模式，社區團購平臺基本不佔用週轉資金。
和此前大多數剛剛起步時的生鮮電商、手機買菜一樣，重複燒錢補貼獲得流量、短期內佔領市場是它們的慣用手段，也使得菜品在初期也有讓人難以抗拒的價格，比如，9毛9一斤的土豆、5.9元20枚的雞蛋。
據不完全統計，國內目前有200多家社區團購企業。從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26日，國內社區團購類電商領域共發生26起投融資事件，共計融資超117億元。其中，阿里巴巴、美團、拼多多、字節跳動、滴滴等巨頭已悉數入局，大有“虎狼環伺”之勢。
除了在一線城市佈局外，不少社區團購已開始進軍市場較大、競爭較小的二三線城市。今年8月，拼多多旗下社區團購項目“多多買菜”正式上線，並在武漢、南昌率先試點。截至11月27日，多多買菜覆蓋了全國範圍內除一線城市之外的十四個省市，大多集中在下沉市場。美團分兩條路徑，美團買菜採取前置倉+即時配送的模式，主攻一線城市，用來對標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馬；而美團優選則盯上二三線城市，採取預售+自提的模式。
相比於個體經營的菜販，互聯網企業可以通過資本對上游進行整合，與個體相比，它對上游有更強的議價能力，降低採購成本。互聯網公司的補貼衝擊，菜販作爲個體將不堪一擊。
譬如在廣州，許多檔主雖然無奈，但也漸漸接入了部分線上賣菜平臺，“不這樣做，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上述菜檔老闆娘說。
然而互聯網賣菜的出現，和藉助低價策略的擴張，只是影響了傳統菜販、傳統菜市場原有生存空間的最新因素。在此之前的漫長20年裡，隨着連鎖超市的出現、城市更新和對市容市貌的管理，傳統菜市場的衰敗早已拉開序幕。
每年有5家傳統菜市場從廣州消失
而其實無論在哪一座城市，菜販都很難和資本抗衡。
菜市場是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從業者大多是單薄的個體。界面新聞留意到，在廣州，不少菜販是外地人，多從粵西、粵北以及廣東周邊省份如江西、湖南以及湖北等地而來。
在廣州體育東路小區，一位蔬菜攤檔的菜販表示，她和丈夫在廣州賣菜已經有十年了，因爲沒有足夠的錢進駐菜市場，他們起初菜市場附近擺走鬼攤檔，最近三年租到了小區一棟破舊樓房的檔口，依舊無力負擔進菜市場的費用。
夫妻倆每天天還沒亮就去羅衝圍批發市場進菜，回來後分揀打理，一直忙到晚上9點多。在廣州租房的費用、兩個孩子在老家讀書、生活費等，都是不小的開銷。此外，還得承受菜賣不出去就要丟棄等損耗負擔。他們也想接入美團，不過由於不太懂互聯網的操作，還在觀察摸索之中。
但互聯網巨頭爭搶的市場卻是刻不容緩。眼下，這些巨頭還在加緊“招兵買馬”。一位在北京的美團買菜騎手告訴界面新聞，通過送菜上門他每天能賺到300元左右。據他了解，公司加大了人力投資目前正在擴招，還需要更多騎手。
伴隨着線上交易習慣的行程，消費者買菜的生活方式也在隨之變化。
在一線城市，城中心由大量高流動性的獨居或合租年輕上班族組成，早出晚歸，而菜市場卻不等他們，比如在北京等北方市場，菜市場往往在傍晚六七點就結束營業，但即使到了晚上10點，你還能在路邊看到送菜的美團騎手飛馳而過。家裡沒有候着這些年輕的人的燈和人，至少還有騎手。
但互聯網賣菜的出現和不講武德式的擴張，搶佔的不光是時間差和價格優勢，也左右了消費者的選擇權。據艾媒諮詢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2020年社區團購市場發展迅猛，市場規模預計將達720億元。到2022年，規模或將達1020億元。
從時間上看，這場互聯網之戰對傳統渠道造成的衝擊將還將持續較長時間。而當人們光顧菜販次數減少，菜市場也因此形成分流效應，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年輕人較多的社區，附近菜市場的經營壓力不小。
從數據上看，傳統菜市場的確在加速消失。據《廣州日報》報道，廣州市肉菜市場協會透露，廣州共有菜市場620餘家，每年會有5家左右的菜市場消失。
但是，互聯網巨頭應該獨自扛起這口“鍋”嗎？
傳統菜市場的第一個競爭對手，其實是連鎖超市。如果說1981年中國第一家超市“廣州友誼商店超市”，還只是一個試驗品，那麼90年代開始本土的聯華超市、外資的家樂福開始，連鎖超市深刻改變了許多中國人買日用品和買菜的習慣。
更乾淨的買菜環境，更精細化處理的蔬菜和鮮肉，這都是許多人從傳統菜市場改爲走進超市的理由。在這個階段，超市和傳統菜市場並沒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人們會同時光顧兩個地方。
但隨着城鎮化進程的發展，寫字樓和住宅興建得越來越多，城市中心不再有太多空間出讓給自由市場了，因此許多城市近年來都面臨了街道重新規劃的問題。而爲了保證市容市貌，髒亂差的菜市場不再被允許存在。管理水平弱、城市改造、用地變更等這些因素，也導致了部分菜市場的消失。
一些菜市場的傳統優勢還在進一步被削弱。新冠疫情發生以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表示，將“限制活禽交易和宰殺，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推廣活禽集中宰殺，逐步取消活禽市場交易。”
而廣東師奶起早去一趟菜市場，很可能是爲了買到一隻“有雞味”的現宰靚雞，冰鮮雞在她們的腦海裡有各種問題，比如吃起來乾巴巴的像抹布。但隨着政府對活禽宰殺監管的愈發嚴厲，去超市買一隻雞和去菜市場買一隻雞，又有什麼不同？
更何況，年輕人比上一輩更不喜歡去菜市場。
“知乎”上一位答主在回答爲什麼年輕人不喜歡去菜市場買菜時寫道：“菜市場就像你人生的照妖鏡，平常任你在在工作、生活、學習當中得心應手，羨煞旁人，但一旦抵達菜市場，你纔會發現自己就連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都是一片空白。”
未必能看出哪塊肉或者哪條魚更好，也不知道挑冬瓜的哪一部分才更甜，母親在菜市場討價還價的本領，可能半點也沒學會。
菜販的消失也是人間煙火氣的消失
就這樣，城市的更新和經濟模式的變革共同改變着我們獲得生鮮的方式，而菜市場作爲城市公共空間的功能也發生了轉變。
菜市場曾作爲要混成“本地人”才能細細品味的地方，如何和菜販從生到熟，如何買菜不犯錯，要很長時間的熟悉，都是基於“熟人社會”這一特殊屬性所存在的。以至於，這樣的一個高交易率的自由市場，更像是一個社交場所，同時也寄託着每一個地域對於飲食文化的期待。
放在今天，已經不能再用單一的眼光來看菜市場這一公共區域，也不再是滿足購買需求這麼簡單。汪曾祺在《食道舊尋》寫道：“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鮮魚水菜、碧綠的黃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到菜市場逛街遛彎、與附近的鄰里攀談，甚至與熟悉的商販聊天和討價還價，這是屬於菜場和小攤獨有的人情味和煙火氣。你會發現，有時候中國人的行動軌跡其實很有趣，它們往往是反經濟學，而不是基於效率驅動，在實體空間裡獲得歡樂和放鬆，這部分需求是很難被互聯網經濟所影響。
走在廣州街頭，傳統菜市場依然熱鬧，在城中村裡各類不知名也不是連鎖、哪怕只是生存在破舊鋪位裡的生鮮小店，也充滿煙火氣。
像在西塱、沙園等大型菜市場，一般早上七點就已經人頭攢動，到訪者大多是拖着小推車、提着環保袋慢悠悠地買菜的師奶阿伯和公公婆婆。不同於手機下單的“冰鮮豬”，這裡的豬肉等肉類一般前半夜宰殺、一早上市，水池裡的海鮮也是活蹦亂跳，在選中生猛的海鮮之後，“魚佬”會手起刀落，幫你刮鱗去腸再用塑料袋裝起。對蔬菜新鮮程度有要求的，不妨往菜場深處走，也許就有了驚喜的發現。
相比起成規模的室內菜市場，在城中村裡的菜檔反而更友好，它們一般開在村內道路的轉彎拐角處，通常沒有招牌，營業時間到晚上9點、10點，以迎合村內居住的晚歸打工人的需求，價格親民的同時品類也比較齊全，便於一站式採購。
在廣州城中村石牌村，一位菜販自信滿滿對界面新聞表示：“不是互聯網巨頭打敗了我，而是我打敗了他們。”
他認爲，這些巨頭可以在短時間將菜價壓得很低，但補貼過後菜價反彈，消費者還是會迴流。此外，他覺得自己的菜品性價比不錯，藉助口碑能夠吸引回頭客。
廣州對於傳統菜販的依賴，不僅和大量生活在城中村裡的人的需求相關，也離不開廣州本地人對味道的追求。這是飲食習慣決定的，北方的菜比較重口，烹飪方式對新鮮度沒那麼高要求，南方口味比較清淡，對食材新鮮度要求高，重視“雞有雞味，菜有菜味”，自然對傳統菜市場依賴程度不低。務實、精明的性格的作用下，廣州本地居民想要買自己看得到、摸得着、可以選的菜，就像那句廣州話所說：自己的海鮮自己選，那是絕對平靚正。
此外，這可能還與廣州成熟的本地文化、零售環境有關。在不少熟悉零售、快消行業的人看來，廣州往往是“零售終極考場”，大部分“新業態”在選擇市場開拓時，廣州的優先度往往落後於深圳、杭州和成都。只有在其它城市鍛鍊有了經驗之後，纔敢到開到廣州。在這裡，盒馬們、社區團購的的日子也許沒有想象中那麼好過。
效率不應當是評價城市發展的唯一標準
一個好的城市應該容納更多的經濟樣本。
雖然城市的發展必然會導致一些老舊經濟形式的迭代或消失，而關鍵在於，我們的城市和社會是否有足夠多的包容多樣態生存空間和多種商業模式的能力。
以北京現存的三個類型的菜場爲例，傳統菜販以農民來擺攤爲主，通常分佈在較爲大型社區周邊，他們通常每週來2-3次，提供送菜到家服務，這種便捷性博得了小區居民的信任；私人開設的社羣糧店不少接入了美團，雖然菜品新鮮度比不上傳統菜販們的，但比起盒馬，在地理位置上有優勢，擁有一定的存在價值；另外，是以三源裡菜市場爲代表的大型的城市中心菜市場，這個網紅菜市場菜價不低，不過那裡的菜販依舊錶現淡定，認爲哪天社區團購倒閉，三源裡也會繼續生存，可以說是“論持久戰”的代表。
在華南城市研究會（智庫）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看來，互聯網的應用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大趨勢，手機買菜並不是什麼洪水猛獸。
互聯網、新技術的誕生和發展，不是必然帶來社會的動盪，這考驗着政府、城市治理者的決心、毅力以及管理水平。胡剛認爲，從城市治理角度來看，設置公共政策來限制互聯網、科技公司搶奪市場的邊界，很有必要。
“菜價穩定是民生問題，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提到的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僅有1000元，菜販們也屬於相對弱勢、低收入羣體，維護低收入階層的利益、避免階級矛盾對立以及維護穩定出發，應當對一些末端產業設置進入門檻，以保護弱小階層。”胡剛說。此外，眼下紅極一時的社區團購待價格補貼結束之後菜價變貴，菜販能否重新迴流到社區，有否很好的迴流機制，同樣值得城市治理者去思考。
不過，他覺得，對於政府而言，手機買菜尚屬新鮮事物，也許一時還不不知道如何出臺政策去維持兩者的平衡狀態，仍在摸索階段，干預程度如何還有待後續觀察。
與此同時，菜市場想要生存下去，轉型也必不可少。
胡剛表示，對於菜市場轉型，政府如能出臺相應便利政策，也可以成爲引導、幫助菜販的一個有利途徑。
實際上，近幾年，不少地區的政府也都已經在出臺相關規定，爲菜市場改造升級提供補助。2017年起，北京發改委計劃連續3年每年出資兩億元，補助商業便民服務設施建設，其中菜市場是補助的重點。這兩年，廣州也在實施菜市場升級改造工程。上海十多年前就開始整頓馬路菜場，隨着舊城改造工程的推進，新建了大批室內菜市場。
除了從環境、裝修風格下功夫，轉型方向也可以更爲靈活。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武文傑教授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一方面會與網絡購買平臺協同，擔起一部分存儲功能；同時也需要保留並放大菜市場原本的城市文化、社交場所、休閒等差異化功能；要發揮比較優勢，例如在便利性方面，佈局上要緊鄰居住區，並且可以爲周邊居民提供送菜上門的服務等；吸引年輕羣體加入，將更多現代的元素引入傳統行業。
此外，借鑑參考外國菜市場做法也未嘗不可。如今，不少國家的菜市場管理更加強調公益屬性，大多保持微利運行。比如在日本，農產品批發市場以中央批發市場和地方批發市場爲主，都有政府投資。中央和地方批發市場的建設用地由政府劃撥或出資購買，且投資批發市場的建設一般市場不向政府繳納任何稅費，在批發市場公共設施建設方面還有貼息貸款等優惠政策。
“作爲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菜市場具備一定的公共產品屬性。不論採用哪種管理方式，保持微利運營、更強調具備公益性，是一條基本的原則。”胡剛對界面新聞說，以上種種，均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水平，而不是互聯網經濟發展可以輕易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