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跳繩上的雞娃產業鏈

來源公衆號：GQ報道

躍起、甩腕，不斷重複，上氣不接下氣……6歲的小胖墩感到很委屈，他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要和一條繩子過不去。

“堅持！堅持！”跳繩教練大聲鼓勵。下一秒，小胖墩的眼淚馬上就要奪眶而出。

類似的場景，在北京各大社區、公園、路邊、訓練館反覆上演，與之相伴的是家長們一張張焦慮的臉，“你怎麼就不會跳呢？”

2014年，跳繩考覈被納入《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隨後越來越多省市將其納入中考。一紙公文下，無數根五彩的竹節繩開始蕩起。學生、家長、教練、教育機構……他們或被動、或主動，都把自己的未來繫到了這條繩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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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4月8日，金光灑落在一幢長約一公里的六層橙色建築上，這是位於北京教育高地海淀區的金源世紀購物中心，人稱“雞娃聖地”。知名“牛小”中關村一小、三小、人大附小距此只有20分鐘車程，周圍學區房價格超過每平米10萬元。就連上世紀起的路名都像是配合好似的，“遠大路”——寓意前程遠大。

“在這六層，你能找到所有想上的兒童培訓班。”一位家長劉藍說。33歲的她學法律出身，在金融機構工作，習慣了未雨綢繆，在孩子還沒上幼兒園時就賣掉朝陽區的房子，置換到海淀金源附近。夫妻二人給孩子規劃了一條康莊大道，上人大附小，上人大附中——“那是全國最好的高中，沒有之一”。

爲此她給兒子同時報了6個課外班，3歲學英語，4歲學數學，5歲學語文，此外還有樂高、圍棋和奧爾夫體系的音樂課程。但她發現，還是不夠——5歲的兒子得學會跳繩，從幼兒園中班抓起。

37歲的董林是她兒子的跳繩教練，在金源世紀購物中心6層擁有一間70平米的跳繩館。他的課表是圍繞幼兒上學時間公轉的。幼兒園下午4點多放學，跳繩館纔開始營業。

這天傍晚來上課的是一個6歲左右的小男孩，瘦削，大眼睛。他扭捏地抓着藍色繩柄，十分牴觸，說什麼都不肯跟着董林起跳。董林盯住他的眼睛，“能不能站好一分鐘？”

看到孩子已經影響了班上其他孩子的進度，董林失去了耐心，拍下孩子的視頻發給他的媽媽。

不久，一位穿着時髦的女性匆匆趕來。董林告訴她，“這孩子我們教不了，要麼上私教課，要麼把錢退給你。”他不願意在這樣不配合的孩子身上浪費太多時間。

作爲跳繩教練，他不愁沒有學生。開館4年以來，董林的跳繩館已經擴容到同時開14個班的規模，每滿8人新開一班。採訪的一個週六上午，短短十分鐘內就有三位家長進館問詢。不僅是董林，許多開設幼兒跳繩課程的訓練館都不缺學生，世紀金源6層的跆拳道館、體能訓練館聲音嘈雜，人頭攢動，都有小孩在練跳繩。在大衆點評上搜索北京的跳繩培訓機構，能彈出3091個結果。

學生太多，跳繩教練員不夠用了。今年4月初，國家體育總局社體中心旗下的全國幼兒跳繩工作委員會主任、一家跳繩培訓機構創始人吳登科參加健身產業展會，親眼見證了資本正往3到8歲幼兒體育教育方向“擁擠”。籃球、游泳、少兒舞蹈展位前人潮涌動，卻少見跳繩展位，“忙着開館、培訓，業務多到忙不過來，派不出教練。”吳登科說。

“雞娃聖地”往西南方向33公里外，北京房山，這裡正在舉辦跳繩教練員資格認證培訓班，由北京跆拳道超級聯賽組委會承辦。一位來自江西某四線城市的跆拳道老師專程飛來，他的家鄉還沒有跳繩培訓班，他渴望當第一位嚐到螃蟹滋味的人。一起上跳繩課的是另外二十多位跆拳道教練。他們身穿白色跆拳道服，腰間繫着黑帶，在藍黃色的墊子上跳躍，繩子擊打墊子，“啪啦，啪啦”。

北京房山，跆拳道教練正在學習如何教跳繩

繼續溯到上游，培訓跳繩教練的培訓師也“奇缺”——吳登科這麼形容。全國不超過一百人，培訓師雷芳是其中之一。她馬不停蹄，剛在房山授完課，晚上就拉着個藍黑色的行李箱趕到邳州，教那裡的體育老師跳繩。行程被排得滿滿登登，基本不着家。“我們也要招培訓師。”雷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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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個”

董林太忙，家長詢課，他話不多，但精準到位，直戳痛點，“包教包會，（一分鐘跳）160個我們都寫在合同裡的。”

“160個”——他知道家長在意這個。董林的跳繩館裡有塊立板，小學體測跳繩評分標準被數倍放大。黑白表格上的數字來自於2014年教育部頒佈的《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

學生一旦步入一年級，這個名叫“體測”的大型系統就開始運轉。體測項目包括身高、體重、肺活量等基本情況，還有身體素質類的50米跑、坐位體前屈。對小學生而言，跳繩也是必測項目之一。

學校老師擔任“質檢員”，掐着秒錶，一年一測。體測結果除了各單項加權總分100分以外，還有附加分20分。按照規則，這個附加分只能來自於跳繩。最後結果會以60、80、90爲分界線，劃分爲四個等級：不及格、及格、良好、優秀。

2014年《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男生一分鐘跳繩評分細則

系統高速運轉，連轉13年。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四年級，體測成績被評定爲良好及以上者，才能參加評優與評獎，評定爲優秀者，才能獲得體育獎學分。若是不及格，還可補測一次，若仍不及格，則學年成績評定爲不及格。

2020年底，北京市朝陽區教委評選出朝陽區實驗小學王某然同學等6313名小學區級三好學生。要想和王某然同學一起共獲三好，成爲6313人中的一員，必須“達到《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優秀等級”。這意味着，體測總分得拿到90分以上。

在小學一年級的跳繩項目中，一分鐘跳17個即可及格，可要想得到該單項的滿分20分，女生需要跳117個，男生109個。若要更有競爭力，甩掉其他的李某然、張某然，途徑之一是跳得更多，因爲優秀之上，跳繩還能有額外的20分附加分。也就是說，在三好學生需要的90分體測成績中，理論上單靠跳繩就能拿到40分。

“每多跳2個，附加一分，最高可加20分，117加40，湊個整數吧160。”一位跳繩教練這樣解釋“160個”的由來。

劉藍從同事那裡耳濡目染地知道跳繩的重要性，在孩子3歲時就從迪卡儂買了跳繩。北京海淀有濃厚的攢班氛圍，今年年初，小區一位家長提議攢個跳繩班，大家一拍即合，在開學前一週開始練跳繩。

劉藍和丈夫分別從陝西和山東考到北京同一所985高校，分別取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覺得（兒子）至少要比我好。”從孩子很小時，他們就帶他逛頂級學府，像所有家長那樣發問，“你喜歡清華還是北大？”“北大”，還在上幼兒園的兒子回答，因爲北大的校徽是紅色的——兒子喜歡紅色。

“好好學習，上北大沒那麼容易。”劉藍對兒子說。好好學習，自然也包括跳繩，“跳繩是測試裡最量化的項目，靠訓練是能訓練出成績的，好加分。”

因此，在高分和名校的指揮棒下，你能看到許許多多因挑戰“160”而奔潰的小孩。有的“他媽不跳他不跳”；有的老斷繩，“跳不好還會罵髒話”；還有的實在生氣了，把繩子往地上一扔，憋紅的小胖臉擰成一團，“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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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中的跳繩

“唉……”張一民嘆了口氣。他是北京體育大學教授，也是2014年《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制定的牽頭者，他沒想到，跳繩會給孩子帶來這麼大壓力。

“兩手持繩，拂地而欲止”，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時期，單人跳繩就出現在中國大地上，成爲孩童們的庭院遊戲。

可這項運動被納入舉國體制，原因得追溯回50年前。從1979年開始，教育部每五年會組織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體質與健康狀況調研，發現2000年學生的身體素質指標比1985年還要低，結論是“中國青少年體質呈持續下滑趨勢”。爲了提升學生體質，2002年，教育部推出了《學生體質健康標準（試行方案）》，並在2007年進行了修訂。

2002年版中，跳繩未見身影，2007年版也僅作選測項目，一年級備選項目還有50米跑（25*2折返跑）、立定跳遠和踢毽子。“儘管增加了測試指標，但是由於執行時採用選測制度，導致各地各校在執行時項目測試不統一，實施效果不理想。”張一民說，在2007年版實施三年後，2010年調研，學生體質還在持續下降，“教育部一下急了”。

新標準出臺刻不容緩。2013年，由張一民帶領團隊，直接進校對13萬名學生做體測摸底，分數製成條形圖，不及格用黃色標亮，一年級男生跳繩一半不及格，女生4成不及格，黃得刺眼。更別說初中生的引體向上，八成學生一個都做不了。

因此，專家們認爲，新標準必須要能“激勵學生鍛鍊”。可究竟什麼運動項目最適合入選新標準？確定過程像過篩子。

第一關：要考慮可操作性、對運動場地和環境要求相對低。張一民曾去北京主城區的部分小學調研，五六百名學生的運動場地只有兩塊籃球場，“運動場地嚴重不足”。而且“我們也不太提倡四年級以下的小學生進行高強度的跑步練習，因爲孩子發育過程中，心肺功能還未發育達到最佳狀態，跑步會加重心肺功能負擔。”

第二關：要考慮經濟的承受能力。“做臺階實驗，是不是家家戶戶還得買個臺階啊？”而開展跳繩，“一個孩子三四平米即可，買根跳繩最便宜的只要三五塊錢。”

小學6至12歲是協調能力發展的關鍵敏感期，跳繩剛好對人體動作協調、靈敏能力有很好的鍛鍊。於是，跳繩被選中——“統一，沒有爭議。”張一民說。

被確定到標準裡的跳繩時長是精心考慮過的，“30秒以下考速度，一分鐘練習主要考察孩子持續的運動能力，能有效鍛鍊有氧耐力。”數值是根據此前13萬學生的數據計算出來的，及格線低到只有17個，“因爲當時就是這個水平。”選擇跳繩作爲加分項，也是想鼓勵“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神。

“160個”，也有理有據。張一民和團隊抽查了部分北京、山東、南京等在學校裡接受業餘訓練的在校學生，“接受藝術體操訓練的小姑娘，跳繩一分鐘輕輕鬆鬆能跳兩百以上。”“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選擇70%-80%的水平作爲普通孩子可以追求的目標。”但他強調，這個數字的設定“不是爲了讓學生達到160，而是讓他經常跳繩。”

然而，這套看似完美的系統一旦面世，卻逐漸背離了張一民們的初衷，失控異化。160成爲家長們爭相奔往的“塔尖兒”，而部分地區將跳繩成績納入中考，則加速了這種異化。

2019年，上海進行中考體育改革，將4分鐘跳繩納入考覈。後來，吳登科參加上海一場半官方性質的模擬中考體測，發現有許多家長帶着6、7歲的小朋友在旁邊觀摩，“想看中考考什麼”。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已經有44個省市將跳繩納入中考必測和選測項目，在雲南昆明，體育分值高達100分，和語數英齊平。2020年，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表示，學校體育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達到跟語數外同分值水平。

這樣的信息迅速反饋到跳繩產業鏈上，成爲一套一以貫之的話術。培訓師和教練員說，教練員和家長說，家長再和孩子說。而孩子，沒有什麼發言權。

❹

“一個都跳不了”

春節時，在董林跳繩館帶課的教練回到老家，說起在北京的工作，家裡的親戚一臉疑惑，“啥，跳繩還用教嗎？嫌錢多，燒的吧？”

若把此問題拋向一位坐在跳繩館休息區的老爺子，答案毋庸置疑——“是真不會跳吶！”67歲的老爺子憂心忡忡，眉頭擰成一坨。

每到週末，他都會帶着正在上一年級外孫子福哥兒去練跳繩。到公園找塊空地，練上半天，可福哥兒一個都跳不過，老是卡繩。老爺子因爲上學時破過學校短跑百米紀錄，11秒08，被全家公認最有運動天賦，但他使出渾身解數，還是教不會福哥兒。到最後只能生氣嚇唬，“你要能跳過兩個，咱就回家，不然你就自己在這兒跳吧。”

天黑，起風了，福哥兒害怕，嗷嗷叫。“最後是把繩子擱地上，蹦過就算了。”老爺子無可奈何，“可鄰居家那小女孩兒一次能跳好幾十個呀”。

一跳就會和一跳就廢正是孩子跳繩的兩極。吳登科解釋，若協調性好，從爬行、跑、跳，一個經常運動的孩子到了6歲左右，是自然而然可以習得跳繩技能的；若從小爬得少，走路用學步車，不太運動，則可能怎麼教都教不會。“是技能、協調性問題，還是肌肉力量問題，得對症下藥。”

但如何對症下藥，被氣得處於心梗邊緣的家長並不清楚。吳登科見過兩類：“只動嘴皮子型”——“手甩過去，蹦就完了嘛！”，大人講不明白，孩子十幾分鍾愣是沒跳過一個。另一類，“親身示範型”——“你看我這樣跳的，跟着！你怎麼這麼笨呢？”遇到這種，吳登科哭笑不得，“他要能跟你跳，那你牛了，你把世界冠軍錄像放給他看，他馬上就變世界冠軍了？”

不光家長不會教，不少學校的老師也不會。在北京房山的幼兒跳繩教練員培訓班，28歲的王詩琳專程從廣東趕來。她2015年進入公辦小學當體育老師，當時最新版《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已經實施，她知道學生們要考跳繩，自己要教跳繩。可自己是跆拳道專業畢業，雖然體育教育專業多項運動都會涉及，比如羽毛球、籃球、甚至單槓，但就是沒有上過專門的跳繩課。

她努力回想自己小時候是如何會跳繩的，“就是玩兒，但一分鐘能跳多少個，怎麼提上去，怎樣去應付跳繩考試，我們不會。”帶着困惑，她上網搜索“如何教跳繩”，“彈出來的全是會跳的”。

困惑不止她一人，她所在的整個學校都在摸索跳繩教學，就連幼兒最適宜使用竹節繩都是用好幾個學期反覆摸索反饋才確定下來。會跳不代表知道細節，小朋友反饋繩子長了，“我知道要弄短，但不知道要弄多短？”“雙臂要夾緊還是自然垂放？用手臂劃圓還是用手腕？”“我帶五個班，每個班50個學生，我一個人不會，那就是250個人不會。”

有一年夏天，包括王詩琳在內的兩百多名體育老師在區裡的組織下，去觀摩一節跳繩公開課。這堂課針對初二學生，學生們站成一排，一人站前，一人站後甩繩，套過前人一起跳，套出花樣來。

“就是在表演”，王詩琳說，爲了這堂課，私底下學生不知道練了多少次。而且參與公開課的只有四十名學生，剩下調皮或不會跳的在一旁休息。被挑選出來的學生個個規矩懂事，拿到繩子，摺好置於身後，“我們平時上課50多人，學生有那麼乖嗎？拿着甩來甩去呀。”

在王詩琳看來，這種公開課不具備參考價值，絕非她帶的一年級體育課的常態。下午兩點25分，預備鈴響，王詩琳到教室接學生，讓他們學會排隊站好、遵守規則就得花掉一個多月的課時，“不然後面上課是沒法上的。”待熟練後，前5分鐘排隊，做準備運動，教跳繩，放鬆，算起來完整教跳繩的時間只能有十五分鐘。整個學期的教學任務又不是隻有跳繩，跑步、籃球都得涉及。她計算，全班52到55個小孩，“平均到每個小孩身上不夠三十秒。”

她班上學生的跳繩水平，兩極分化嚴重，50多人，十幾個會跳的一分鐘能跳一百個，不會跳的也有十幾個，“那是一個都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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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繩水平的參差與校內教學的欠缺，化作家長們的又一重焦慮，最終成爲董林們的財富密碼。目前北京的跳繩培訓市場上，一節8人左右的小班課市場定價在200元左右，若是私教則400元起，甚至可達上千元。

發現財富密碼的方式過於偶然。董林之前是做建築行業的，一日，妻子給6歲的女兒報了跳繩班，他覺得奇怪，跟着女兒去上了幾次課，“覺得項目挺好，一拍腦門就決定了”，2017年，他與人合作在海淀開了第一家跳繩館。

吳登科則把進入跳繩行業視爲一場下注。市場上有種論斷，人均GDP超過一萬美金時，體育產業一定會發力，當國民的物質條件變好後，肯定更重視身體健康。做營銷出身的他，死死盯住這條線。2016年，他轉換賽道，創立了一家跳繩培訓機構，既培訓教練，也培訓孩子。

“當年的跳繩教練員訓練建制是奔着比賽去的，可幼兒園小朋友跳繩談不上比賽，零基礎怎麼教？”吳登科說，“一定是趣味性，遊戲化。”

在幼兒的世界裡，跳繩不是一個動作，而是一系列動作的組合。“拆分、細化、再細點。”雷芳解釋如何教幼兒跳繩，先練腳，雙手叉腰或自然擺放，雙腳並腳跳、跳出節奏感；再練手，大臂自然下垂靠近身體，小臂輕微外展，雙手握繩與腳尖方向垂直，小臂帶動手腕轉動發力搖繩，掌心朝前；最後兩者結合，若是小朋友找不到節奏感，可由大人帶着親子跳。若是不會，再拆分細化。

雷芳帶學生親子跳

可現實生活中，“體育專業運動員不太懂教育，單純搞教育的人不太懂體育，幼教老師不知道訓練方法。”這些人都是吳登科公司的目標客戶。

他計算，全國適齡跳繩兒童估計有1億人，其中百分之一可能上俱樂部培訓班，需要具備專業跳繩技能的教練員至少10萬名，但現在的俱樂部，有證沒證的教練都算上，“估計只有一萬。”今年以來，報名教練培訓班的人比兩年前翻了一番。

蛋糕正在變大，更多人渴望進場。40歲的樊新民在房山開了家跆拳道館，他總是饒有興致地鑽研體育政策文件，熟悉體測納入大國敘事的種種規則，“46號文件”、“體校融合”、“一校一品”這樣的詞，一連串地從他口中蹦出來。

從去年起，總有帶小孩來上跆拳道的家長找到他，問能不能教跳繩。今年他又頻繁在抖音上看到有老師教小孩跳繩的視頻。風口已在召喚，樊新民承辦了專門針對跆拳道人士的幼兒跳繩教練員培訓班。

“中國家長都是考試型的家長，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在任何考試的分數上落下來。”樊新民堅信自己的眼光，“學校體育需要什麼我們就做什麼。跆拳道館只是服務平臺而已。”

他憧憬着美好的未來，這樣針對跆拳道俱樂部的跳繩教練培訓班，今年全國預計要走40站。北京已舉辦了兩場，樊新民還想再辦兩場。當被問到是否還會有很多人報名時，他篤定地點了點頭。

今年年初，培訓班廣州站，培訓師雷芳看到，有位女學員總是躲閃着別人的目光，邊跳邊把身子側開，屁股轉向無人的玻璃門。她留意觀察，發現學員白色褲子上有一片淡黃色的印跡。私聊後才知道，這位學員剛生完孩子沒多久，因生理機能還未恢復，跳繩動作導致了漏尿。

“爲什麼不等等呢？”雷芳問。

“如果我們晚人家一步，就會流失很多生源。”雷芳記得女學員說，要抓住這個機遇，走在別人前面。

三天培訓結束，考試內容是展示一段跳繩套路操。“90%都可以過。”雷芳說。

“三天能培養出一個好的跳繩教練員嗎？”

“不能”，吳登科的回答非常直接，“只是一些皮毛，或一些理論，還要去實踐。”

董林的跳繩館旁邊養了幾隻棕白相間的小貓，毛茸茸的，整日吃了睡睡了吃，跳繩教練走過，瞟了一眼，“貓都比現在的小孩舒坦。”看着館裡使勁蹦跳的孩子們，董林也不禁感慨，“壓力太大了”。可是，他很快用另一套邏輯說服自己，“同情也談不上，因爲他們要想變得更優秀，肯定付出的要比別人多。”

“我覺得我快瘋了。”坐在不遠處，一位帶小孩練跳繩的家長說到。在旁人眼中，她家的孩子已是“牛娃”，常規班裡的第一名，鋼琴五級，黑管跟的是中國的黑管鼻祖大師，語數英都報了兩個班，每天孩子忙得連發呆的時間都沒有，“可我爲什麼還是不踏實呢？”

“不能落下”，不止一個家長這樣說。從把孩子送上幼兒園開始，就送上了一條流水線，跟着往前走，前方是什麼，不清楚，但如果停下，就可能被淘汰。

在這樣的焦慮中，跳繩低齡極限正不斷被挑戰，甚至有朋友帶着兩歲多的小孩來找吳登科練跳繩，吳登科拒絕了，“不要着急，兩三歲的時候就做兩三歲要做的事。”他反過來問對方，小孩在走路之前，有沒有讓他爬？是不是也急着讓他走？“那你完蛋了，小孩子協調性沒有練好。”對方一下更焦慮了。

在張一民看來，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跳繩也來得及，一年級先達到及格標準，二年級再看是否能到70分、80分，“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也不建議訓練時間過長，“小孩的肌肉力量差，對膝蓋的保護作用較低，長時間跳會傷到膝蓋。”一天三到五組，每組按孩子體能確定個數即可。

可現實往往相反。小學一年級一般會在開學後第二個月進行體測，很多基礎薄弱的小朋友會提前兩個月每天練跳繩。在壓力下，跳繩變得不再純粹，數字的波動左右着孩子的心情，有的小孩看到跳繩就緊張、犯怵、患得患失。王詩琳遇到過一個6歲的小女孩，只要體育課練跳繩，就假裝生病，捂着肚子報告：“老師，我肚子疼。”

除了跳繩，劉藍還給孩子報了足球班，可兒子很不喜歡，每次要一直跑兩個小時，他覺得累，和媽媽抱怨，“我不想再去了。”

“不行”，劉藍拒絕地很乾脆。她知道，人大附小有自己的足球隊，如果孩子上學後能入選，“靠體育特長，對小升初有幫助的”。鄰居家的小孩，去年剛上人大附小就被選到了游泳隊，“因爲他已經提前會兩種泳姿了”。

在這場競爭機制中，沒人能看清盡頭在何方。張一民坦言，如果孩子跳繩水平普遍提高了，那麼將來再修訂新的標準，160這個數字理論上也要水漲船高。

水漲船高的還有跳繩的價格。當初跳繩被選中的原因之一是價格低廉，但現在隨便搜索兒童專用跳繩，有的價格成百上千。

張一民和家長座談時被問，“爲什麼體育要有附加分，要120分，不是加重孩子負擔嗎？”他回答，“語文數學要考120和150，你們不覺得他的負擔更重嗎？如果體育不加強考試，真的就沒人重視了。”他覺得沒有辦法。今年4月，一份針對115餘萬在校學生體質健康的調查數據顯示，從2016到2020年，全國學生體質健康確在好轉，“不及格率”基本呈下降趨勢。

“只能用應試的方式來解決體育的問題？”我問。

“是的，目前是。”張一民回答。

回到文章開頭的那一幕，接到董林的視頻後，不願學習跳繩的小男孩媽媽匆匆趕來，小男孩抱着媽媽，語氣不情不願：

“我不想學跳繩，我想學輪滑。”

“不行，那個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