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是蘇聯 集權不是極權

旺報社評

大陸實行一黨制，沒有領導人普選、沒有多黨競爭制、沒有司法獨立，西方對此長期質疑和詬病，臺灣也不例外。不過，中共體制運作超過75年，公認具有高度的效能，多家西方民調機構實地調查，也都顯示大陸民衆對體制認同度超高，原因何在？歸根究柢，混淆「集權」與「極權」應是主要原因。

制度特色 集權與制衡

極權多以帝王、軍政府、寡頭、家族世襲、異族侵佔或殖民統治等形式出現。極權體制依靠暴力、謊言與壓榨運轉，違揹人性、踐踏人權，也違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往往脆弱而不易存續。二戰結束後除少數例外，極權體制在人口少、貧瘠且偏僻的地區纔可以存活較長時間，根本原因是統治者權力得不到制衡，導致濫權、胡作非爲，人民遲早會反抗。

集權則是權力集中或分立的問題，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不存在道德優劣之別。集權與分權的源起與形成，與歷史文化脈絡密切相關。美國政治制度起源於古希臘民主制與古羅馬共和制，是繼承了西方宗教、君主、城邦權力的漫長博弈後，逐漸形成的制度。美國採嚴格的分權制衡制，但羅斯福新政及現在進行式的川普2.0偏向集權。

「自由民主制」本質上是分權與制衡的代名詞，成爲全球主流價值是二戰結束後，西方陣營將本身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化的結果，並形成「民主vs極權（或威權）」的話語體系，蘇聯解體後，一度被認爲「歷史的終結」。臺灣作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是唯一實行直選、多黨制與政黨輪替的華人地區，認同自己身處民主陣營，視中國大陸爲極權或威權體制。

中國王朝延綿千年，皇帝獨攬權力，但在農耕文明基礎上設置了精密而繁雜的制衡體系，決策、諮詢、審議、執行、監察權分屬不同部門，加上鄉紳地方治理與科舉制，中國帝制在西方工業革命衝擊前，都能維持顯著優勢。國父孫中山創立五院制，便汲取了中國古代政治智慧與文明。1949年中共建政，表面上是模仿蘇聯體制，但核心是承襲中國傳統政權邏輯：權力集中與內部制衡。

民主異化 用民粹糾偏

西方在歷史脈絡下產生了「分權與制衡」，大陸則在中國歷史脈絡下產生「集權與制衡」制。中共常常被人揶揄「會多」，但正是這些工作會議，先借由「分組討論」，令代表各地區、各部門、各利益羣體的與會者充分表達訴求，再由高層整合、吸收各方意見，形成或調整政策，最後透過「大會總結」一錘定音，再在會後進行自上而下的傳達與執行。再如，中共官員時時刻刻被紀委、審計、巡視組、督查組嚴格審視，也有上下級、同僚及民間力量緊盯和關注，各層次的檢舉制度構成了內部制衡力量。

中共的集權與制衡，既適應了人口多、地域廣的基本國情，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需求，也避免了從集權變爲濫權再滑向極權，導致體制失靈或崩潰。這也是地方出現維權或反抗運動，多半打着「反貪官不反中央」的旗號，一些政策出臺後，若出現偏差造成不利影響，多能在一段時間後引起察覺並做出調整。習近平上任後中共反腐力度不變，至今仍受到民衆支持。這些跡象都說明，集權與制衡並存，維持了中共體制的效能、自我糾正與正當性。

有趣的是，川普2.0在馬斯克等人協助下，大刀闊斧變革政府組織與運作模式，中斷援外體系，大舉揭露聯邦政府內部腐敗現象，並主張迴歸一戰前的美國內外政治路線。這不是恰恰說明，當特定政治菁英壟斷政治資源，即便是分權也難以達到制衡效果，最終導致美國菁英民主制度異化，不得不透過川普、馬斯克這種民粹政治領袖來糾偏嗎？

而這也再次說明，集權絕不等同於極權，分權卻有可能出現濫權，中國大陸實行有制衡的集權制度，臺灣乃至西方社會不可簡單視爲對立面，而所謂自由民主制度的真諦，也到了重新思考與調整的時候了。（系列完）